一、 证明责任：说服责任与举证责任 本文中，我们使用的是“证明责任”这样一个概念，而非“举证责任”，那么，什么是“证明责任”，它与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有什么不同呢？“证明责任”(burden of proof)是英美法上的概念，19世纪末的美国证据法学者撒耶在《普通法上的证据法导论》中指出：证明责任共有三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一方当事人提出双方存在争论的事实主张后所产生的危险责任——如果依其所言所为而不能证明其事实主张则将败诉”；第二层涵义是：“继续进行争论或者提供证据的义务，这种义务不仅存在于案件的开始阶段，而且贯彻于此后的整个审判或辩论的任何阶段”；第三层涵义是：“无论使用这个术语的何种称谓，都较诸其他两层涵义具有更为丰富的意蕴，而且亦可具体指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概指整个涵义”。而证明责任分层理论的现代学说认为，证明责任这一法律术语具有两层基本涵义。第一层涵义是指当事人在案件结束之际，就一定的事实主张说服陪审员的义务；第二层涵义是指当事人一方向法官举出充分证据，以使相对方当事人作出答辩的义务。这两层涵义合在一起，构成了证明责任概念的全部内容。简而言之，证明责任包括两层涵义，一为说服责任，一为举证责任。我国目前在诉讼法领域（包括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并未对证明责任作如此区分，而是统一使用“举证责任”的概念，当然，这里的“举证责任”并不同于证明责任下的“举证责任”概念，而更多地具有证明责任的意味，即包括了说服责任与举证责任。这里我们之所以要借鉴英美法上说服责任与举证责任的概念，是因为对证明责任作这样的区分更有利于清楚划分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所承担的证据方面的责任，从而便于诉讼的顺利进行。 什么是说服责任？说服责任（pursuasive burden；burden of pursuasion）是指当事人就争议的事实以占优势的盖然性（preponderance of probability）证据或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证据加以证明（或反证），以使法官或者陪审团确信其实体主张成立的义务。罗特斯坦因将说服责任比喻为电源开关，即出于各种考虑，法律规定事先将开关置于打开或者关闭的一端，而这就意味着为不利的一方当事人设定了说服责任，该方当事人要胜诉，就必须提出足够的证据将开关推向另一端。“电源开关（系争事实）有两端，由于某种固定力开始停留在其中的一端，除非和直到有足够的力量（占优势的盖然性、优势证据或者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证明）将开关推到了另一端。开关不移到另一端，就要失败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说服责任’，而所需要的力度（占优势或排除合理怀疑）就是这一责任的证明标准。……电源开关最初所在的一端（当然具有两种可能性）确定了反对这一端的当事人的说服责任。”说服责任的产生源于实体法，由一方当事人承担，在诉讼中不发生转移。例如，在所有的刑事案件中，说服责任由起诉方承担，这一规则的唯一例外只存在于辩护方以被告人精神不正常为理由进行辩护，或者涉及成文法规规定了例外情况的案件之中。说服责任的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中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民事诉讼中为占优势的盖然性标准。 举证责任（burden of going forward with evidence;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又称为提供证据的责任、推进责任、战术责任（tactical burden）等，是指在审判的任何阶段，当事人为了证明其案情至表面可信程度所负担的提供和继续提供证据的义务，以及相对方为推翻业已证实的表面可信案情所负担的类似义务。举证责任的产生源于具体的证据规则，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其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停地转移，而它的证明标准比说服责任要低得多，仅需“表面可信”。通常，这种表面可信的证明标准，要求有充分的证据使法官认为某一问题构成了一个争议问题，从而将其提交给陪审团考虑，并由此迫使对方当事人对其作出回应。英国大法官Bowen 认为：“任何诉讼都需要有人去推动它，原告是首先开始的人，如果他无所作为，他就要败诉。如果他提供了表面情况，而被告不作任何反应，被告就要败诉。因此，有关举证责任的标准很简单，只需要看一下如果没有证据再提供，或者针对特定问题没有提供比现有证据更多的证据，哪一方当事人应当胜诉。在诉讼的对抗过程中总是有举证责任发生转移的情况……它不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停留在一方当事人身上的负担，而是他一旦展示了表面证据反驳对其不利的证据，就要转移的负担，一直到出现新的符合这一要求（表面证据）的证据。因此，举证责任问题仅仅是一个决定由谁来承担推定义务（go further）的规则，如果他想胜诉的话。” 综上所述，说服责任与举证责任在产生的依据、证明标准、能否转移等方面存在着区别，但二者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二者都以证明与诉讼争议有关的一定事实为目的，其中，说服责任的最终完成（或解除）实际依赖于一系列举证责任的完成（或解除）。因此，二者相互配合，完成证明责任的诉讼使命，从而使法院对诉讼争议作出正确的认定和裁判。当然，哪一方当事人证明责任的完成更为出色，其必然将获得比他方当事人更为有利的诉讼结局。
注释: 该《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1999年11月24日第1088次会议通过；2000年3月8日公布，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 在《中华法学大辞典 诉讼法学卷》（陈光中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中，对“举证责任”的解释是：“当事人在诉讼中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举出证据加以证明其成立的义务。……在民事诉讼中，民事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请求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不由原告承担，而由被诉行政机关承担。……”；在《中国诉讼制度法律全书》（杨炳芝、李春霖主编，法律出版社，1993年）中，其第三卷“诉讼常用词解”之第二编“民事诉讼词解”中对“举证责任”的解释为：“在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在民事诉讼中，首先，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其次，当事人应当以证据为手段，证明自己提出主张的真实性；第三，当事人不能提出证据或者提供证据不足而使其主张的真实性无法得到证明时，裁判可能对其不利……”在该卷第三编“行政诉讼词解”中，并没有关于“举证责任”的解释，但对“举证责任原则”进行了解释：“是指在诉讼中应该由哪方当事人提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否则，人民法院对有关事实不予认定，后果由举证人负担的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都有责任提供证据，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行政诉讼实行被告负有举证的原则……”。 美国学者格莱姆（Michael H. Graham）认为，对于被要求对某一特定的争议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方而言，其负有的责任包括：提出证据(the burden of pleading)；针对特定的事项提出证据，推进诉讼(the burden of production as to the particular matter, referred to also as the burden of going forward)；说服裁判者相信所证事实的存在(the burden of pursua-ding the trier of fact of its existence)。而被频繁使用的“证明责任” （burden of proof）这一概念则包含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duction)和说服责任(burden of pursuasion)。见《联邦证据法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英文）（（美）格莱姆（Michael H. Graham）著，影印版，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页45-页46。）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我国诉讼法上并没有”证明责任”的概念，其“举证责任”的概念与英美法上包含在“证明责任”含义中的“举证责任”并不相同。而高家伟博士在《行政诉讼证据的理论与实践》（工商出版社，1998年，页71—73。）一书中，将“举证责任”分为“推进责任”和“说服责任”，认为在行政诉讼中，被告承担说服责任，而原告承担推进责任。该书中的“举证责任”相当于本文中所指的“证明责任”，而“推进责任”在本文中则称为“举证责任”。此外，有的学者并未进行举证责任、说服责任的区分，认为：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不作为案件则由相对人负举证责任。（参见李秋月：《浅谈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载于《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大连）》，1999年第1期页23—26。） 转引自汤维建：《英美法上的证明责任概念》，载于《外国法译评》1993年第2期，页64。 见汤维建：《英美法上的证明责任概念》，载于《外国法译评》1993年第2期，页65。 Pual F. Rothstein, Evidence: state and Federal Rule, West Pub. Co. 1981, P.107.转引自高家伟：《行政诉讼证据的理论与实践》，工商出版社，1998年，页67。 （英）理查德·梅：《证明责任》，马明译自《英国刑事证据》（1986年伦敦版）第三章，载于《外国法译丛》1989年第4期，页60。如果辩护方提出被告人精神不正常的辩护理由，并以此来推翻精神正常的假定，辩护方则负有说服责任，但其要达到的证明标准低于起诉方，只要能证明可能性的平衡就可以了。此外，把说服责任而不是举证责任加于被告人的做法一直受到人们的批评。人们认为，既然起诉方不应该必须证明那些难以证明、甚至不可能加以证明的事情，那么从原则上看，为什么一个被告人所承担的责任不应该是举证责任呢？详见该文页65—67。 见阿斯伯、沙拉扎合著《证据法概要》，英国法律出版中心公司出版，页267。转引自汤维建：《英美法上的证明责任概念》，见注1，页66。 Abhor v. North Eastern Railway Company(1883),11Q.B.440(C.A.),Affirmed(1886),11App. Cas.247(H.L.)。转引自高家伟：《行政诉讼证据的理论与实践》，工商出版社，1998年，页96注10。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条。 该《意见》后被自2000年3月10日施行的《解释》所取代。 1999年9月24日，刘燕文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北京大学及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要求北京大学为其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要求校学位委员会在合理的时间内对其申请重新评议并作出决定。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判决被告北京大学在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向刘燕文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责令被告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对是否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议审查后重新作出决定。此案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后，二审法院以原审法院未能查清诉讼时效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详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海行初字第103号、第104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0）一中行终字第43号、第45号。 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海行初字第103号，第104号。 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0）一中行终字第43号、第45号。 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人民法院均未提到诉讼时效的中断问题 。但我们认为，适用诉讼时效中断规则是解决本案诉讼时效问题的有效方法，虽然《行政诉讼法》及《意见 》中并没有规定行政诉讼中的诉讼时效中断问题，但应当注意到，后者第11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的规定外，对本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同时，在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 》第3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领域的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则并非毫无根据。此外，在一审结束之后，2000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解释》第97条又作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 该《解释》第41、42、43条对诉讼时效问题作了详细规定，对原有的一年零三个月期限作了较大突破。（《行政诉讼法》第3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意见》第35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当事人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致使当事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其起诉期限从当事人实际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时计算，但逾期的期间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页492—493。对案卷排他性原则的重要例外是官方认知原则。根据这个原则，行政机关可以在听证记录之外，在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之外，将众所周知的事情认定为事实，同时，还可以利用专门知识及其档案中的资料，以认定裁决中的事实，无须经过通常的证明程序。当然，对这一原则也存在一些限制，如：案件中核心问题的司法性事实不能认知；认知的事实必须具有显著而周知性质；认知的事实及其根据必须明白指出；当事人对官方的认知具有反驳权利等。详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页494—498。 （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页543。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23条。 《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162卷第184页。转引自（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页543，参见注13。
一、 证明责任：说服责任与举证责任
本文中，我们使用的是“证明责任”这样一个概念，而非“举证责任”，那么，什么是“证明责任”，它与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有什么不同呢？“证明责任”(burden of proof)是英美法上的概念，19世纪末的美国证据法学者撒耶在《普通法上的证据法导论》中指出：证明责任共有三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一方当事人提出双方存在争论的事实主张后所产生的危险责任——如果依其所言所为而不能证明其事实主张则将败诉”；第二层涵义是：“继续进行争论或者提供证据的义务，这种义务不仅存在于案件的开始阶段，而且贯彻于此后的整个审判或辩论的任何阶段”；第三层涵义是：“无论使用这个术语的何种称谓，都较诸其他两层涵义具有更为丰富的意蕴，而且亦可具体指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概指整个涵义”。而证明责任分层理论的现代学说认为，证明责任这一法律术语具有两层基本涵义。第一层涵义是指当事人在案件结束之际，就一定的事实主张说服陪审员的义务；第二层涵义是指当事人一方向法官举出充分证据，以使相对方当事人作出答辩的义务。这两层涵义合在一起，构成了证明责任概念的全部内容。简而言之，证明责任包括两层涵义，一为说服责任，一为举证责任。我国目前在诉讼法领域（包括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并未对证明责任作如此区分，而是统一使用“举证责任”的概念，当然，这里的“举证责任”并不同于证明责任下的“举证责任”概念，而更多地具有证明责任的意味，即包括了说服责任与举证责任。这里我们之所以要借鉴英美法上说服责任与举证责任的概念，是因为对证明责任作这样的区分更有利于清楚划分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所承担的证据方面的责任，从而便于诉讼的顺利进行。
什么是说服责任？说服责任（pursuasive burden；burden of pursuasion）是指当事人就争议的事实以占优势的盖然性（preponderance of probability）证据或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证据加以证明（或反证），以使法官或者陪审团确信其实体主张成立的义务。罗特斯坦因将说服责任比喻为电源开关，即出于各种考虑，法律规定事先将开关置于打开或者关闭的一端，而这就意味着为不利的一方当事人设定了说服责任，该方当事人要胜诉，就必须提出足够的证据将开关推向另一端。“电源开关（系争事实）有两端，由于某种固定力开始停留在其中的一端，除非和直到有足够的力量（占优势的盖然性、优势证据或者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证明）将开关推到了另一端。开关不移到另一端，就要失败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说服责任’，而所需要的力度（占优势或排除合理怀疑）就是这一责任的证明标准。……电源开关最初所在的一端（当然具有两种可能性）确定了反对这一端的当事人的说服责任。”说服责任的产生源于实体法，由一方当事人承担，在诉讼中不发生转移。例如，在所有的刑事案件中，说服责任由起诉方承担，这一规则的唯一例外只存在于辩护方以被告人精神不正常为理由进行辩护，或者涉及成文法规规定了例外情况的案件之中。说服责任的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中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民事诉讼中为占优势的盖然性标准。
举证责任（burden of going forward with evidence;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又称为提供证据的责任、推进责任、战术责任（tactical burden）等，是指在审判的任何阶段，当事人为了证明其案情至表面可信程度所负担的提供和继续提供证据的义务，以及相对方为推翻业已证实的表面可信案情所负担的类似义务。举证责任的产生源于具体的证据规则，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其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停地转移，而它的证明标准比说服责任要低得多，仅需“表面可信”。通常，这种表面可信的证明标准，要求有充分的证据使法官认为某一问题构成了一个争议问题，从而将其提交给陪审团考虑，并由此迫使对方当事人对其作出回应。英国大法官Bowen 认为：“任何诉讼都需要有人去推动它，原告是首先开始的人，如果他无所作为，他就要败诉。如果他提供了表面情况，而被告不作任何反应，被告就要败诉。因此，有关举证责任的标准很简单，只需要看一下如果没有证据再提供，或者针对特定问题没有提供比现有证据更多的证据，哪一方当事人应当胜诉。在诉讼的对抗过程中总是有举证责任发生转移的情况……它不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停留在一方当事人身上的负担，而是他一旦展示了表面证据反驳对其不利的证据，就要转移的负担，一直到出现新的符合这一要求（表面证据）的证据。因此，举证责任问题仅仅是一个决定由谁来承担推定义务（go further）的规则，如果他想胜诉的话。”
综上所述，说服责任与举证责任在产生的依据、证明标准、能否转移等方面存在着区别，但二者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二者都以证明与诉讼争议有关的一定事实为目的，其中，说服责任的最终完成（或解除）实际依赖于一系列举证责任的完成（或解除）。因此，二者相互配合，完成证明责任的诉讼使命，从而使法院对诉讼争议作出正确的认定和裁判。当然，哪一方当事人证明责任的完成更为出色，其必然将获得比他方当事人更为有利的诉讼结局。
注释:
该《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1999年11月24日第1088次会议通过；2000年3月8日公布，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
在《中华法学大辞典 诉讼法学卷》（陈光中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中，对“举证责任”的解释是：“当事人在诉讼中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举出证据加以证明其成立的义务。……在民事诉讼中，民事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请求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不由原告承担，而由被诉行政机关承担。……”；在《中国诉讼制度法律全书》（杨炳芝、李春霖主编，法律出版社，1993年）中，其第三卷“诉讼常用词解”之第二编“民事诉讼词解”中对“举证责任”的解释为：“在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在民事诉讼中，首先，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其次，当事人应当以证据为手段，证明自己提出主张的真实性；第三，当事人不能提出证据或者提供证据不足而使其主张的真实性无法得到证明时，裁判可能对其不利……”在该卷第三编“行政诉讼词解”中，并没有关于“举证责任”的解释，但对“举证责任原则”进行了解释：“是指在诉讼中应该由哪方当事人提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否则，人民法院对有关事实不予认定，后果由举证人负担的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都有责任提供证据，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行政诉讼实行被告负有举证的原则……”。
美国学者格莱姆（Michael H. Graham）认为，对于被要求对某一特定的争议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方而言，其负有的责任包括：提出证据(the burden of pleading)；针对特定的事项提出证据，推进诉讼(the burden of production as to the particular matter, referred to also as the burden of going forward)；说服裁判者相信所证事实的存在(the burden of pursua-ding the trier of fact of its existence)。而被频繁使用的“证明责任” （burden of proof）这一概念则包含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duction)和说服责任(burden of pursuasion)。见《联邦证据法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英文）（（美）格莱姆（Michael H. Graham）著，影印版，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页45-页46。）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我国诉讼法上并没有”证明责任”的概念，其“举证责任”的概念与英美法上包含在“证明责任”含义中的“举证责任”并不相同。而高家伟博士在《行政诉讼证据的理论与实践》（工商出版社，1998年，页71—73。）一书中，将“举证责任”分为“推进责任”和“说服责任”，认为在行政诉讼中，被告承担说服责任，而原告承担推进责任。该书中的“举证责任”相当于本文中所指的“证明责任”，而“推进责任”在本文中则称为“举证责任”。此外，有的学者并未进行举证责任、说服责任的区分，认为：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不作为案件则由相对人负举证责任。（参见李秋月：《浅谈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载于《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大连）》，1999年第1期页23—26。）
转引自汤维建：《英美法上的证明责任概念》，载于《外国法译评》1993年第2期，页64。
见汤维建：《英美法上的证明责任概念》，载于《外国法译评》1993年第2期，页65。
Pual F. Rothstein, Evidence: state and Federal Rule, West Pub. Co. 1981, P.107.转引自高家伟：《行政诉讼证据的理论与实践》，工商出版社，1998年，页67。
（英）理查德·梅：《证明责任》，马明译自《英国刑事证据》（1986年伦敦版）第三章，载于《外国法译丛》1989年第4期，页60。如果辩护方提出被告人精神不正常的辩护理由，并以此来推翻精神正常的假定，辩护方则负有说服责任，但其要达到的证明标准低于起诉方，只要能证明可能性的平衡就可以了。此外，把说服责任而不是举证责任加于被告人的做法一直受到人们的批评。人们认为，既然起诉方不应该必须证明那些难以证明、甚至不可能加以证明的事情，那么从原则上看，为什么一个被告人所承担的责任不应该是举证责任呢？详见该文页65—67。
见阿斯伯、沙拉扎合著《证据法概要》，英国法律出版中心公司出版，页267。转引自汤维建：《英美法上的证明责任概念》，见注1，页66。
Abhor v. North Eastern Railway Company(1883),11Q.B.440(C.A.),Affirmed(1886),11App. Cas.247(H.L.)。转引自高家伟：《行政诉讼证据的理论与实践》，工商出版社，1998年，页96注10。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条。
该《意见》后被自2000年3月10日施行的《解释》所取代。
1999年9月24日，刘燕文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北京大学及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要求北京大学为其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要求校学位委员会在合理的时间内对其申请重新评议并作出决定。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判决被告北京大学在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向刘燕文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责令被告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对是否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议审查后重新作出决定。此案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后，二审法院以原审法院未能查清诉讼时效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详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海行初字第103号、第104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0）一中行终字第43号、第45号。
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海行初字第103号，第104号。
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0）一中行终字第43号、第45号。
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人民法院均未提到诉讼时效的中断问题 。但我们认为，适用诉讼时效中断规则是解决本案诉讼时效问题的有效方法，虽然《行政诉讼法》及《意见 》中并没有规定行政诉讼中的诉讼时效中断问题，但应当注意到，后者第11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的规定外，对本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同时，在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 》第3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领域的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则并非毫无根据。此外，在一审结束之后，2000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解释》第97条又作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
该《解释》第41、42、43条对诉讼时效问题作了详细规定，对原有的一年零三个月期限作了较大突破。（《行政诉讼法》第3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意见》第35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当事人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致使当事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其起诉期限从当事人实际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时计算，但逾期的期间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页492—493。对案卷排他性原则的重要例外是官方认知原则。根据这个原则，行政机关可以在听证记录之外，在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之外，将众所周知的事情认定为事实，同时，还可以利用专门知识及其档案中的资料，以认定裁决中的事实，无须经过通常的证明程序。当然，对这一原则也存在一些限制，如：案件中核心问题的司法性事实不能认知；认知的事实必须具有显著而周知性质；认知的事实及其根据必须明白指出；当事人对官方的认知具有反驳权利等。详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页494—498。
（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页543。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23条。
《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162卷第184页。转引自（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页543，参见注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