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律专业人员之伦理规范(下)

原作者：李礼仲

　
十、当事人进行的正义
承袭英国法的缘故，不论是刑事或民事案件，美国司法制度相当程度倚赖当事人对抗(进行)主义（adversary justice）。
在当事人对抗(进行)主义制度下，诉讼当事人，透过辩护人的协助，在整个诉讼过程里，由律师主导整个案子调查与辩论过程，并且确定了哪些法律争议需要由法官或陪审团来做出决定。
根据诉讼程序，美国法官和陪审团在听取证词和证据时，处于被动的地位，聆听完两造辩论后才选择适用法律并据以做出裁判。
法官所负的主要责任是指挥诉讼程序进行的公平性以及确保当事人遵循诉讼程序规则。美国法官并不自行指挥事实证据的调查，法官完全依赖两造律师所提供之相关案件事实与证据，以及原告与被告彼此间攻防所呈现之事实。
当事人进行主义是建立在认定诉讼当事人是最适合来产生实质正义。因为，诉讼当事人将承受司法审判之结果，诉讼当事人亦被认为与审判结果是拥有最大的利害关系，因此由诉讼当事人直接来参与诉讼进行，不仅可使当事人藉由互相诘问而使事实愈辩愈明，另外就是让审判完全透明，使民众了解诉讼进行程序，而更信任司法。
除了例外情形外，对处于互相对抗地位的律师而言，没有什么其它的义务或利益要比律师的委托人更重要了。如果律师发现某项信息可能对对造当事人有利，而对己方委托人不利，那么律师并没有义务去揭露它。由于律师没有揭露的义务，除非是法院下令，否则律师并不负揭露的义务。
正义或正确的判决结果并不是两造律师的责任。双方律师的责任在于协助己方的委托人尽可能地得到最大及最佳的诉讼利益，不论抽象意义的公平(fairest)是否实现。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律师专心地为其委托人追求最大诉讼利益时，美国司法制度相信在诉讼两造当事人互相对抗的过程下将带来司法正义的结果。当事人进行主义即是这项理念的产物。即使经由当事人进行诉讼所产生的结果并不是最完美的，但大多数的法学论者皆肯定，当事人进行制度至少比其它国家司法制度更能达到较好的诉讼结果(注四十八)。
此外，当事人进行主义尊重当事人对其诉讼案件的自我决定的意志。基于当事人自我决定的意志意味着对个人的尊重以及尊重个人对自己未来生活利益参与做出重要决定的权利。如果国家控制了诉讼进行的范围与内容，那么个人的自我决定的意志将被迫压缩，而且，个人可能不尊重司法最后的结果。
美国的司法制度中的当事人进行主义是有限制界线存在的。最显而易见的是刑事案件中，要求检察官必须提供任何足以为被告辩护的证据(注四十九)。例如，检察官发现某证人的陈述对被告有利时，检察官就必须确认该证人是否能出庭作证；检察官一方的证人之中有任何一名担任污点证人，以换取较轻刑责而和政府协议提供其证词，检察官必须向被告揭露这名证人所揭露的证词，被告律师可以举证指陈证人之证词欠缺可信度(credibility)，以为被告有利辩护。
另外，尚有其它的配套措施来配和当事人进行主义。譬如说，律师一旦知悉己方委托人或证人的行为已触犯了伪证罪，就不能为了使己方有利，而使用其虚伪的陈述或证词。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律师负有向法院揭露错误证词的义务(注五十)。
同样的，民事诉讼法允许两造来主导证据揭露过程（discovery），或者主导庭审前调查程序(pre-trial investigation)。虽然证据可能减损委托人胜诉的机会，但是诉讼代理人可能在证据发现程序中，找出许多适当或必要的诉讼证据来攻击对造。
当事人进行主义还有另一项特性值得一提。虽然律师不能说谎或者也不能允许其委托人说谎，但是律师(不包括检察官和其它政府律师)可以自由地引导事实发现者（factfinder）(法官或陪审团)做出错误的结论。律师有时会辩称不知道正确的结论是什么，因为律师并不知道真相为何。但，有时候，由于委托人的告知，又或者是经过事实的调查，律师其实是知道真相是什么。
不过，即使律师知道事实的真相，律师仍可自由地向法院主张该事实是错误的，或者至少该事实未经证实，只要证据能够支持律师的说法即已足。两造律师可以在陪审团或法官的见证下，自由地交互诘问(cross-examination)对造所传之证人，以达到降低证人证词可信度，即使律师明知这位证人所言属实。
虽然，当事人进行主义深深影响了美国民事和刑事诉讼程序，但也被引进到其它的法律制度里。例如，一般而言，律师为其委托人协商契约时，并没有义务要提供对造任何有帮助的证据，也毌须指正对造在事实或法律上所可能产生的误解。
然而，就像诉讼般，律师不能就相关的实质事实为不实陈述，而且假如律师的委托人在协商过程中，为不实陈述时，在律师继续为委托人代理前，律师必须要求其委托人修正其陈述。如果委托人拒绝的话，由于几乎所有的州法都规定律师的保密义务优于警告他方的义务。这意味着，律师必须终止代理人身份。
大多数的州法亦规定，如果律师终止的话，律师就得以自由推翻任何先前意见或者否认先前所提供证据与证词的正确性。于是，对造律师将因此间接了解或察觉到问题所在。
　
十一、律师收费标准
在美国，为私人雇用的律师可以自由地和委托人谈判律师费用。除了少数的例外情形外，美国法院并未对律师的收费予以管制，因此，美国律师收费价码的范围可说是非常宽广的。有些律师每小时的最低收费约为五十至六十美元，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五百至六百美元不等。
法曹职业伦理规则规定律师收费的价额须合理适当（reasonable）。几乎没有法院会认定律师的收费不合理适当，但是不合理适当情形仍偶尔会发生。法院认为判断律师收费是否合理适当与否的要素：应包括律师的专业经验；是否为创新的法律问题；当地的收费标准；律师协助委托人所达到的诉讼结果；律师投入案件的人力与时间以及该律师费用是否为胜诉酬金制(注五十一)。
胜诉酬金制 (contingent)是指诉讼案件只有在某些条件成就时，律师才有律师费用请求的权利。在美国的人身伤害侵权行为(personal injury actions)民事案件里，以胜诉酬金制来支付律师费用的情形非常普遍。
当然，在其它的案件也可能以胜诉酬金制计价，但基于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上的理由，禁止律师在刑事案件及离婚案件以胜诉酬金制向当事人计价收费。
胜诉酬金制的目的是为了使无资力聘请律师协助的刑事受害者，能够藉由事前和律师约定给付其未来胜诉所获得的部分赔偿金作为律师费用。由于律师必须要承担委托人败诉的风险，如果律师在案件里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的话，法院会允许律师可以以胜诉酬金制来计价收费，虽然其价额可能远超过合理适当的程度(注五十二)。
在美国司法界，胜诉酬金制引起许多的问题与批评，特别是律师承担的诉讼风险很低或者根本就没有风险存在时。有些诉讼几可确定胜诉并获得损害赔偿的救济，唯一不确定的仅是确定损赔价额。例如，因空难死亡的乘客损害赔偿就属此类诉讼。由于胜诉酬金有被滥用的可能性，因此法院对律师从损害赔偿所能获得酬金的比例设有限制，这些限制在侵权案件里最为普遍。
美国律师以胜诉酬金制收取的最高比例通常约为委托人可得之损害赔偿金的三分之一。最近，美国法院对因医生的业务过失(malpractice actions)及其它提供健康医疗服务(Health care providers)所致之侵权案件也设有律师收取胜诉酬金的限制。
美国律师的收费标准除了以胜诉酬金制或小时计算外，尚有许多律师是以个别案件为基准收取固定的费用。例如，律师为客户拟写一份遗嘱，收取固定价额的律师费用，或者为委托人完成一幢房屋的交易买卖的法律服务，收取固定金额的费用。（注五十三）
除了胜诉酬金制，只有少数州会规定律师和其委托人间的收费计价方式须以书面为之。如此规定的原因：一、为了先厘清律师的诉讼费用，将会从委托人所获得的损害赔偿金里扣除之比例；二、法院会要求律师提出书面收费的协议；三、书面可以书明律师以胜诉酬金制来收费时，如果律师败诉后，将不得向委托人收取任何费用。
一般来说，委托人有绝对的权利来决定开除其律师与否。主要的例外情形是，委托人在诉讼中撤销其律师之委托时，若会干扰到法院的行程，在此情形下，委托人是不能开除其律师的。相反地，律师没有权利来决定是否终止代理其委托人。除非律师有很好的法定理由，譬如委托人并未付款或者认为律师的代理并不适当。同时，委托人的律师在庭上也须得到法官的同意才可终止其代理。
委托人开除律师后，或律师有合理的理由而终止代理时，委托人必须支付该名律师就其先前所提供法律服务之费用。通常费用计算的基准是以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委任契约（retainer agreement）为准，若是以胜诉酬金制来计价的话，就支付律师与其所提供之劳务的合理适当的价值。
不论律师终止其代理的行为有理由，或者终止委任契约是没理由，有些法院会要求委托人须支付该律师就其已实际提供之劳务应得之费用，但有些法院则否。
　
十二、企业内之的法务人员
在某些国家，律师是不能够成为私人企业(corporations)的职员，因为这样会减损律师的独立性。
在美国则不然，有许多律师受雇于私人企业。企业内的法务人员，在美国一般都有律师执照，只有公司一名委托人（企业）并且也只受领该委托人(公司)的薪水，亦即企业内律师。有美国许多企业选择雇用内部律师(in-house lawyer)，因为相较之下，其成本远比将法律服务工作交给外部的法律事务所处理所花费用要来得便宜许多。
受雇企业编制内的律师，就像是法律事务所的律师为企业工作一样，须将该企业，而非该企业的董事或代表人视为是委托人(注五十四)。因为企业本身只能透过董事或代表人来运作，所以律师必须接受企业的经理机关或代表人的指挥，也是提供法律服务的对象。
企业内律师所要保护的实际对象，应视董事行为的本质而定。如果董事行使商业判断法则(business judgment rule)对企业业务上为不当判断或决定，律师祇可要求重新审视或考虑该决定，但是，商业判断最终的决定仍是由企业的董事来决定而非律师或法官(注五十五)。然而，如果董事的行为违反了对该企业所应负的忠实法律义务，或者，其违反法律的行为之后果将归责于该企业时，律师就有责任与义务予以制止违反法律行为的发生。
董事违法的行为可能对企业造成实质上的损害(注五十六)，律师就有保护企业的义务。律师可以选择寻求董事重新考虑，例如，向企业组织内部有适当权限者告知，若不改弦异辙可能遭受之严重后果(注五十七)。
一般来说，企业内部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董事会。假如律师努力制止董事会可能的违法行为，董事会仍继续进行该违法行为时，律师可以辞职明志，但是律师仍应遵守保密条款不能向外界揭露董事会违法行为，甚至对企业股份的持有人也不能透露(注五十八)。在美国，辞职是律师解除责任最主流的做法。
有不同意见的学者认为，受雇企业内部的律师在某些情况应该有资格向外界揭发其不当行为，亦应可向包括政府的主管机关，特别是这些不当行为将严重威胁到企业体的存续或者会对公司股东与社会大众(企业的客户) 造成严重的损害，如人身的损害时。
企业内的律师亦受法律专业人员伦理规范之约束。因此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企业内律师不得代理公司或公司股东对公司起诉。（注五十九）不论是受雇企业的内部或外部的律师，一旦认定企业的董事对企业有不适当或非法的行为时，律师的职责就是要保护该企业也就是委托人。
　
十三、律师业务推广—律师广告营销规范
在最近的二十年里，美国对于律师广告的规范有革命性改革。在七~年代中期以前，几乎所有由律师付费营销的广告都是被禁止的。无视该禁令的律师皆会遭到惩戒。在更早的年代，律师仅可将他们的名字(不可以置入法律事务所名称)刊登在电话簿上；祇允许登载其法律事务所的名称于州际的律师名录(multi-volume directories)里，主要目的是使其它律师可以藉此互相请教咨询(注六十)。
但是在1977年这种情况完全改观，当时联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多数决议支持法律门诊(legal clinic)刊登报纸广告的行为属于联邦宪法增修条款第一条所保障的言论自由的范围(注六十一)。法律门诊这名词本身是相当新颖的。因为法律门诊通常是指私人开业的律师事务所的另一个名称，但是，此名称之律师服务多是指专提供中低收入的消费者收费合理的法律服务的非营利社团而言(注六十二)。在联邦最高法院做出判决之后对于律师广告的保护可说是与日俱增。虽然最高法院从未将其判决所涵括的范围扩张到电子媒体，然事实上，所有的州都允许律师在广播及电视媒体刊登广告（注六十三）。有些州更意识到电子媒体无远弗届的力量，因此对律师将广告利用媒体的使用上皆设立了严格的限制。例如，在爱荷华州 (Iowa)、佛罗里达州 (Florida)，及其它州对律师在广播及电视频道的广告，就规定不能使用戏剧的手法来表现。
最高法院亦认为透过邮递的方式来宣传的律师广告应受保障的。律师邮寄广告给潜在的客户，即使律师知悉收件者是需要法律服务的对象，也是享有宪法的保障。因此，律师若知悉某企业受起诉，或者某人的住家遭受到取消赎回权的威胁，而寄宣传信给该企业或受害者是被法律允许的。律师也可向潜在客户表示欲提供法律上的协助(注六十四)。
具有针对某特定可能的客户的报纸广告也受到宪法之保障。最近的一项判决，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律师的报纸广告内容针对已使用某特定药品，而可能受损害的不特定客户的广告，亦受联邦宪法言论自由的保障(注六十五)。
另外一项各州对于律师广告及其它专门职业广告的限制是合宪的规范，即不论是透过邮寄或是平面媒体，例如，禁止广告的内容传达不实及错误的讯息，断言未经证实的事实，或者法律事务所不能够就某法律领域自称为最好的法律事务所。
联邦最高法院曾以五比四裁定支持佛罗里达州(Florida)禁止律师在意外发生后的三十日内，邮寄律师广告宣传给意外事故的受害者或者是受害者的家属的一项法规，其它州也有同样的规定。法院并强调州有保护律师广告宣传单接收者隐私权的重大利益存在，以及维护律师的名声。但同案不同意见书则强调，当意外事故发生后，记忆犹新，潜在的委托人在此时有接收专业法律协助的需要性(注六十六)。
联邦最高法院允许各州在某些情况下，得禁止具有个别性的引诱潜在客户的法律业务推广行为 (in-person solicitation)(注六十七)。所谓具有个别性的引诱客户行为，是指律师透过实际的管道或电话来直接引诱未来可能的委托人使用其法律服务的行为。反对个别性的引诱消费的论者主张：这种法律业务推广行为有很高的危险性，会逾越宪法所允许的限制范围，最高法院也接受这个看法。
然而，最高法院也暗示其可容忍的范围可能不致于会扩张到那些谨慎，而且不会草率做出决定的有经验客户族群(注六十八)。例如，有些州法禁止律师在未经意外事故受害者同意邀约的情况下，登门访谈；其它州可能就不禁止律师个别性的拜访商业客户的行为。在后者的情形下，律师会主控其个别客户的判断与决定的危险性被认为太高，以致于概括的禁止律师对其行广告邀约，但对前者，例如对商业客户作个别性业务推广行为规范，律师主控其商业客户的判断与决定的危险性被认为太低，因此无禁止存在的必要性。
虽然律师广告是受到美国宪法增修条款第一条言论自由的保护，但是它仍属是商业性言论而非政治性言论，也因此并未享有如传统政治言论自由广泛的保护。(注六十九)此也是为何各州均得禁止虚伪或具误导性的律师广告，而没禁止虚伪或具误导性政治言论的原因了。
在法律诉讼的领域里，律师和委托人在组织呈现诉讼主张的努力表现出来律师和委托人坚持之公益信念，得享有较律师单纯吸引客户的商业言论较高程度的保障。所以，当律师为公共利益组织（public interestorganization）服务，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或全美有色人种促进协会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等，而寻求客户时，包括个别性的引诱消费的行为招睐特定法律案件，各州就不会去干预。因其具有非营利性的本质，而使得律师得免除各州对其如同对商业言论的立法(no-commercial nature) 管制(注七十)。
同样地，当有两个以上的委托人共同以相较于个别委托人为自己所负担的律师费用要来得较低廉的价格来寻求法律服务时，也受到美国宪法增修条款第一条之保护。1971年以来，在累积许多案例的判决意见里，联邦最高法院支持的见解是，各州均不得禁止工会会员使用团体法律服务购买权 (group purchasing power)以确保其与劳工补偿金(workers compensation)及合并诉讼(allied claims)相关的法律上的诉讼代理。最高法院认为，透过团体性的运作，而得以有效获得法院审判的权利为美国宪法增修条款第一条所保护的法律基础性权利(注七十一)。
许多美国人，包括律师，都认为律师广告在大众媒体的广泛曝光，会使得律师这项专门职业变得很廉价，并且过度商品化(over-commercialization)了法律服务，以及过度强调获利。例如，收看美国深夜节目的每位观众所看到的法律广告会使印象中，法律是一门专业的形象不符合。虽然如此，联邦最高法院在过去的二十年努力，将各州禁止律师广告的立法限制完全移除，以及在许多情况下，移除各州禁止品味不佳律师广告的权力，或甚至移除管制律师广告内容的权力。
　
十四、司法公职人员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之外，美国所有的法官与检察官亦都是各该州法曹协会的成员。
联邦法院的法官与检察官是由总统提名，并获得参议院(the United States Senate)同意而任命。各州法官与检察官则以多元方式产生。大多数的州以选举的方式选出全部或一部分的州法官与检察官。有些州，则是全部或一部分的州法官采任命制，大多由该州的行政首长，如州长(Governor)或市长(mayor)来任命产生。但于一任后，都需面对全州的信任投票。不论是选举或任命产生法官，都必须受到伦理规范。
对法官的行为伦理规范准则比较重要的有三种。首先是，美国法曹协会于1990年8月7日为法官订出类似律师模范职业伦理法规的规范，称为法官行为规范法 (The Model Code of Judicial Conduct)(注七十二)
法官行为法的版本是在1990年编写完成，较早的版本是1972年，没有太大的差别，各州在推动采用的速度仍然相当缓慢。各州多采用了法官行为规范法1972年的版本，但各州在实行时多会有所编修。
法官行为规范法规范了法官的日常生活与在法院行为层面。要求法官应避免在其所掌司法职务有关事项出现不适当与不合宜的场合(注七十三)。法官的审判义务优先于法官其它的职务(注七十四)。法官必须审慎处理所有超越审判职务的活动(extra-judicial activities)以使得大众不会对法官的适任资格产生怀疑，并因此质疑法官审判的公平性(cost doubt on the judge,s capacity to act impartially as a judge)，贬损司法官的职位；或干预司法职务的不适当行使(注七十五)。全职的法官不得在外为法律执业行为(注七十六)。
1990年版的法官行为规范法(但在1972年版的则无)禁止法官加入某些组织，如俱乐部，因类似具有引起对阶级、性别、宗教或原始祖籍产生反感等的团体组织。同样的，如果一个组织任意排除女性、少数族群或其它类似特征构成歧视，法官亦不得参与此类团体(注七十七)。
美国宪法特别关注于法庭上对双方诉讼当事人的公平与平等对待。在1990年版的法官行为规范法，要求法官应要求参与诉讼程序的律师在法官面前的语言与行为应自我节制，避免其有出于种族、性别、宗教、国籍、年龄、身心障碍、性倾向、社会经济阶级的偏颇或带有成见的言语及行为的出现，以用来对抗证人、辩护人、对造当事人或其它参与诉讼之人等(注七十八)。
美国各州的检察官与联邦的检察官亦都需有律师资格才能适任，检察官亦同法官一样皆需加入所在的法曹协会。由于检察官具有二种身份；州或联邦公务人员(offices)，和政府律师(government attorney)(注七十九)。政府律师有二个委托人，一个是州政府与政府职员(state officers)，另一个是州民(the people of the public interest)(注八十)，依传统的律师与委托人关系检察官与委托人，尤其是政府官员(注八十一)仍会涉及利益冲突。因此，各州对失职之检察官除了行政惩罚，刑事追究外，并有各州法曹协会对其违反行为依法曹伦理规范予以惩戒。(注八十二)
　就像律师因违反律师职业伦理受惩戒一样，法官也受伦理规范的规范。法官违反伦理规范也有一定之惩戒范围。轻则受个人惩戒或申戒；重则免除其法官一职。介于中间的处罚则会遭到公开谴责，以及在一定期间内暂停其法官职务。
一般来说，是否要惩戒法官是由州内其它法官共同做出决定。(注八十三)然而，由于联邦法官是终身职，除非是被国会弹劾，其它联邦法官也不能如州法官（非终身职），可以共同对其他联邦法官做出免职或停职的决定。但是，联邦法官可遭受公谴责。
美国规范法官行为的途径是透过立法法律的规范。联邦法官行为规范法就是很好的例子。联邦法规规定法官在某些情况下，认定法官有利益冲突而不适任该职位时(注八十四)。这些不适任的情状规定，在许多州法内也有类似的法官行为规范。
如果法官对某一族群有个人的偏见或既定成见者，该名法官即为不适任(注八十五)。但是，即使法官，事实上，是完全地没有偏颇，法官也可能并不适任，如果法官就某特定事项，能够可以明显 (appearance) 合理、客观与公平地发现该法官对案件有利益存在的问题，则该法官即不适任。
例如说，如果某法官或法官的某些近亲、亲属，就争议的法律主体或诉讼程序的一方存有金钱上的利益，或者存在其它可能实质影响到诉讼结果的利益存在，就该案该名法官即不适任(注八十六)。同样地，法官在就任前，法官自己或其亲近家属在私人机构从事该事项，就该案这位法官也不适任(注八十七)。另外，法官在就任前，已是政府雇员，并且也以政府雇员的资格从事该事务，此法官就该案也是不适任(注八十八)。
除了伦理规范和法律之外，联邦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 (Due Process Clause) 也可禁止法官主持审判。譬如，当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所做出的投票判决 (cast deciding vote) (及撰写意见书)的同时，法官自己的案件也同时依附在同样的争议。法官所写的判决意见书会使得法官自己的案件获得其所偏好的结果。
为此，联邦最高法院认定法官在这审判过程中的参与行为，违反了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不论该名法官做出的投票是否因此影响，并有利其自己的案件。
联邦宪法认为，虽然法官对案件并无实际上的偏见存在，法官有时可能被禁止主持审判，法官亦尽其所能地为两造的当事人提供公平衡量正义的天秤。法官以最好的方式发挥其最佳审判功能，应以符合客观的正义(注八十九)。
　
十五、结论
美国律师业在未来仍将是一门竞争日趋白热化的行业 (The Future: More Competition) 美国律师业面对的竞争是来自国内外四面八方，并且有升高的趋势。最明显的是，美国律师人口的稳定成长与计算机及信息传播技术的发达，使得美国律师业竞争者更趋热化。
外国的法律事务所逐渐视美国法律市场为一庞大的客源。很多外国律师事务所已计划在美国开设分公司，并且聘雇美国律师为美国当地及海外客户提供美国法律之咨询。
竞争压力的增加使得法律专业人员(或者律师的助理)必须争取更多业务以求收支平衡，譬如撰写简单的遗嘱以及离婚协议书等。这也正是许多美国律师赖以维生的来源。另外，与投资银行及会计师事务所合作提供客户法律服务已成为其法律业务的一部分，律师也得以从中获得利益。
美国律师长久以来因控制律师人数供给一方(supply side)而受惠。美国有些州限制非拥有律师资格的人无法在法律界执业，即只有律师才能够执业而受到保障。但是计算机及传播技术的进步而盛行的在线法律服务，以及法律服务业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打破这些传统地域藩篱。
即使这些时势的发展并不会使得律师保护效力渐失，但是在法律市场里，保护实际的重要性已逐渐消退中。因此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律师业仍将是一门竞争性高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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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一︰Darryl Van Duch, Minority GCs are Few, Far Between: Only 10 Fortune 500 Firms Have Minority General Counsel,22 National Law Journal 8, AI (Oct, 1999)
注二︰参阅I Alexis De Tocquevile, Democracy in America 288(1835-1840)
注三︰翁岳生，法律人的职业伦理攸关司法改革的成败，推荐序收录于Brain Kennedy着，郭乃嘉译，美国法律伦理（American Legal Ethics Vi（2005）.
注四︰Supreme Court of New Hampshire v. Piper, 470 U.S. 274 (1985).
注五︰目前并不是每个州都用考试来产生律师，有的州不用考试，祇要进入该州之法学院，而且获得一定毕业学分之法学院毕业生，就可以获得律师执照，例如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法学院(Wisconsin University)
注六：参阅Comparative Guide to Bar Admission Requirements 2002 (ABA Section of Legal Education and Admission to the Bar and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Bar Examiners
注七︰Supreme Court of Virginia v. Friedman, 487 U.S. 59 (1988)； Goldfarb v. Supreme Court of Virginia, 766 F.2d 859 (4th Cir.), cert. Denied, 474 U.S. 1986 (1985).
注八︰指美国联邦宪法第四条第二款和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条，规定每一州公民享有各州的一切特权与豁免，并且无论如何州均不得制定或实施剥夺美国合众国公民宪法上所赋予特权与豁免的特权。
注九︰ Law Students Civil Rights Research Council v. Wadmond, 401 U.S. 154 (1971).
注十︰参阅 Comprehensive Guide to Bar Admission Requirements (1993-94),由美国法曹协会法学教育委员会及执业申请委员会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Section of Legal Education and Admission to the Bar) 和全美律师考试协会合作出版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Bar Examination)。 有兴趣者可以写信向美国法曹协会免费索取：索取单位为ABA Order Fulfillment Department，地址 750 N. Lakeshore Drive, Chicago, Illinois 60611, U.S.A.
注十一︰In re Griffiths, 413 U.S. 717 (1973).
注十二︰评述美国法曹协会(ABA)出版的法律人员行为模范法规的主要书籍有以下三本: The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以下简称”RPC”); The Model Cod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和The Model Code of Judicial Conduct。
注十三︰美国法曹协会出版的职业伦理规范是以亚拉巴马州律师公会于1887年所订定的「伦理准则」（Code of Ethic ）为范本。
注十四︰Debrach, L.Rhode & David Luban, Legal Ethics 27 (1992).
注十五：Stephens v. White,2 Va. 2003(1796)。
注十六：Budd v. Nixen,6 Cal, 3d 195,200(1971)。
注十七︰Stanley v. Richmond, 35 Cal. App, 4th 1g(1995)。
注十八：参阅Jeffrey M. Smith & Ronald E. Mallen, Preventing Legal Malpractice 130
(2nd ed.,1996)..
注十九：Stephen N Subrin, Fishing Expeditions Allowed: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1938 Federal Dixcovery
Rules,39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691(1998)
注二十︰Rule 11(b)(1),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such as to harass or to cause unnecessary delay or needless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litigation).
注二十一︰Rule 11(b)(2),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warranted by existing law or by a non-frivolous argument for the extension, modification, or reversal of existing law 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law).
注二十二︰Rule 11(b)(3),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have evidentiary support or arelikely to have support after investigation).
注二十三︰Rule 11(b)(4),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have evidentiary support or are reasonably based on a lack of information or belief).
注二十四：Robert Gilbert Johnston and Sara Lufrano, The Adversary System As A Means of Seeking Truth and Justice, 35 John Marshall Law Review 147, 155 (Winter, 2002).
注二十五︰McMann v. Richardson, 397 U.S. 759 (1970).
注二十六︰Ibid. at 771, n.14 Cuyler v. Sullivan, 446 U.S. 335 (1980).
注二十七︰Gideon v. Wainwright, 372 U.S. 335 (1963).
注二十八：参阅 Louis S. Rulli, Access to Justice and Civil Forfeiture Reform: Providing Lawyers for the Poor and Recapturing Forfeited Assets for Impoverished Communities, 17 Yale Law & Policy Review 507, 510 (1998).
注二十九︰Strickland v. Washington, 466 U.S. 668 at 687 (1984).
注三十︰仝上， at 688.
注三十一︰仝上，本段原文为‘Representation of a criminal defendant entails certain basic duties.Counsel,s function is to assist the defendant, and hence counsel owes the client a duty of loyalty, a duty to avoid conflicts of interest. From counsel,s function as assistant to the defendant derive the overarching duty to advocate the defendant,s cause and the more particular duties to consult with the defendant on important decisions and to keep the defendant informed of important developments in the course of the prosecution.Counsel also has a duty to bring to bear such skill and knowledge as will render the trial a reliable adversarial testing process.”
注三十二︰仝上，at 693. (there is a reasonable probability that, but for counsel,s unprofessional errors, the result of the proceeding would have been different.)
注三十三︰Arthur B. Lady, Resolving Conflicts of Duty in Fiduciary Relationships, 54 AmericanUniversity Law Review 75, 80 (Oct. 2004).
注三十四︰参阅RPC Rule 1.8(c), (Federal criminal statues prohibit former government employees (including lawyers) from representing clients on matter that they handled‘personally and substantially’while in government or over which they had‘official responsibility’within one year before leaving government. Certain former government employees are disabled for designate period of time (generally one year) from representing clients on any matter before their former agencies).
注三十五︰RPC Rule 1.8(a).
注三十六：参阅Kevin Miller, Lawyers as Venture Capitalist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Firms That Invest in Their Clients, 13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435, 438(Summer, 2000).
注三十七：参阅 Mark S. DesNoyer, In Through The Out-Door: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Private –to-Public Service, Revolving Door Statutes, and Ethical Considerations, 5 Texas Tech Journal of Texas Administrative Law 113, 125 (Spring, 2004).
注三十八︰RPC Rule 1.11.
注三十九：参阅Robert H. Mundheim,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the Former Government Employee: Rethinking the Revolving Door, 14 Creighton Law Review, 707, 708 (1981).
注四十：参阅Phillip A. Lacovara, Restricting the Private Law Practice of Former Government Lawyers, 20 Ariz. L. Rev. 369, 373 (1978).
注四十一︰Upjohn Co. V. United states, 449 U.S. 383, 389 (1981).
注四十二︰Charles W. Wolfrane, Modern Logal Ethies 242(1986).
注四十三︰People ex rel. Salazer V. Davidson, 79 P. 3d 1221 (Colo, 2006)(NO. 035A133)
注四十四︰Upjohn Co v. United States, 449 U.S. 383 (1981).
注四十五︰RPC Rule 1.6(b)(1).… (to prevent the client from committing a criminal act that the lawyer believes is likely to result in imminent death or substantial bodily harm.)
注四十六︰参阅RPC Rule 1.6(b)(2),…(to establish a claim or defense on behalf of the lawyer in a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lawyer and the client, to establish a defense to a criminal charge or civil claim against the lawyer based upon conduct in which the client was involved, or to respond to allegations in any proceeding concerning the lawyer,s representation of the client.’
注四十七︰参阅 RPC Rule 3.3(a) and (b).
注四十八：参阅Daniel Markovits, Further Thoughts about Legal Ethics from the Lawyer,s Point of View, 2004 Yale Journal of Law & the Humanities, 85, 96 (Winter, 2004)
注四十九︰Brady v. Maryland, 373 U.S. 83 (1963).
注五十︰Nix v. Whiteside, 475 U.S. 157 (1986).（法院主张州法加重被告律师去发现被告是否有做伪证没有违反刑事被告获得实质有效辩护人协助的权利）
注五十一：参阅Eric C. Freeby, Altheimer Symposium; Education Funding at The Crossroads; Note: Ethnics and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Contingency Fees--An Attorney’s Right of Recocery When Discharhed from A Continginget Fee Contact in Arkansas. Salmon v. Atkinson, 355 Ark. 325, 137 S.W.3d 383 (2003), 27 U. Arkansas at Little Rock Law Review, 169, 199 (Fall, 2004).
注五十二：参阅 Lua Kamal Yuille, Note: No One,s Perfect (Not Even Close): Reevaluating Access to Jus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42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863, 920 (2004).
注五十三︰参阅William B. Rubenstein, Symposium article; On What A "rivate Attorney General" Is- And Why It Matters, 57, Vanderbilt Law Review, 2129, 2167 (Nov. 2004)
注五十四︰RPC Rule 1.13(a).
注五十五：参阅J.D. Donnel, The Corporate Counsel: A Role Study 27-28 (1970).
注五十六：RPC Rule 1.13 (b) (…is likely to result in substantial in jury to the organization).
注五十七︰RPC Rule 1.13 (… the matter to higher authority in the organization, including, if warranted by the seriousness of the matter, referral to the highest authority that can act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ation as determined by applicable law).
注五十八︰RPC Rule 1.13(b), (the matter to higher authority in the organization, including, if warranted by the seriousness of the matter, referral to the highest authority that can act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ation as determined by applicable law)
注五十九︰Metro-Golduyn-Mayer, Inc, V. Trocinda Corp, 36 Cal, App, 3d 692(1995).
注六十：参阅 Geoffrey C. Hazard, Jr. Symposium Lawyer Advertising : Advertising and Intermediaries in Provision of Legal Services: Bates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37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307, 325（Summer, 2005）.
注六十一︰Bates v. State Bar of Arizona, 433 U.S. 350 (1977).
注六十二：专门协助无家流浪汉法律扶助机构、例如华盛顿地区的法律扶助 (the Washington Clinic for the Homeless).
注六十三︰Feature Lawyer Advertising Rules: Final Changes and Comment to the Texas Disciplinany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Part VII, Texas Business Journal 398 (May 2005).
注六十四︰Shapero v. Kentucky Bar Association, 486 U.S. 466 (1988).
注六十五︰Zauderer v. Office of Disciplinary Counsel, 471 U.S.626(1985).
注六十六︰Florida Bar v. Went For It, Inc., 515 U.S. 618, 622(1995).
注六十七︰Ohralik v. Ohio State Bar Association, 436 U.S. 447(1978).
注六十八︰Edenfield v. Fane, 113 S. Ct. 1792 (1993). (会计师透过电话邀约客户，是合宪的权利)
注六十九︰Trevor W. Morrison, Private Attorneys General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13 MichiganLaw Review, 589, 618 (Feb. 2005).
注七十︰In re Primus, 436 U.S. 412 (1978)；N.A.A.C.P. v. Button, 371 U.S. 415 (1963).
注七十一︰United Transportation Union v. State Bar of Michigan, 401 U.S. 576 at 585 (1971). (Held collective activity undertaken to obtain meaningful access to the courts is a fundamental right with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First Amendment.）
注七十二︰法官行为规范法 (The Model Code of Judicial Conduct ) 并于1997、1999和2003做过部份修改。
注七十三︰ Code of Judicial Conduct (1990), Canon 2 (CJC Canon).
注七十四︰ CJC Canon 3(A). （take precedence over all the judge,s other activities）
注七十五︰CJC Canon 4(A). （interfere with the proper performance of judicial duties）
注七十六︰ CJC Canon 4(G).
注七十七︰ CJC Canon 2(C). （invidious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race ,sex, religion or national origin）
注七十八︰CJC Canon 3(D)(6). （take precedence over all the judge,s other activities’ require lawyers in proceedings before the judge to reftain from manifesting, by words or conduct, bias or prejudice based upon race, sex, religion, national origin, disability, age, sexual orientation or socioeconomic status, against parties, witness, counsel or others. ）
注七十九：参阅Joel D. Whitley, COMMENT: Protecting State Interests: Recognition of the State
注八十︰Fred Zachatias, The Professional Discipline of Prosecutors, 79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721,725 (2001).
注八十一︰Justin G. David, State Attorneys General and the Client-Attorney Relationship Establishing the Power to Sue State Officers 35 (2003).
注八十二︰People ex rel, Salaar v. Davidso, 79 P. 3D 1221 (colo 2003) (NO. 03 SA147) (州检察官认为州政府所通过的法案，违反宪法，因此，提起诉讼控诉州长与州国务卿违宪)。此一案子引起了州检察长是否可以起诉本为其法定委托人(州长与州国务卿)的诉讼)。
注八十三︰Jeffery Shaman, Steven Lubet & James Alfini, Judicial Conduct and Ethｉcs 159-160 (3rd 2000).
注八十四︰28 U.S.C.§455 (interfere with the proper performance of judicial duties).
注八十五︰ 28 U.S.C.§455(B)(1).(personal bias or prejudice concerning a party).
注八十六︰28.U.S.C.§455(b)(4).(a financial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matter in controversy or in a party to the proceeding, or any other interest that could be substantially affected by the outcome of the proceeding.)
注八十七︰28.U.S.C.§455(b)(2).
注八十八︰28.U.S.C.§ 455(b)(3).
注八十九︰Aetna Life Insurance Co. v. Lavoie, 475 U.S. 813 at 825 (1986).(…may sometimes bar trial by judges who have no actual bias and who would do their very best to weigh the scale of justice equally between contending parties. But to perform its high function in the best way,“justice must satisfy the appearance of jus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