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海报)
在以往的港产警匪片中，香港警察往往是以亲民卫民、奉公守法的完美正能量形象出现，而3D警匪片《风暴》则在此基础之上实现了更深层次的挖掘，一如导演袁锦麟所说：“城市战争绝非纯粹以枪林弹雨营造感官刺激那么简单，而是承载着人性的‘三大终极领域’——借警匪对峙代表‘好与坏’，以残酷战争演绎‘善与恶’，再凭灾难场面象征‘人与魔’，彼此相互推进，最终融为一体。”《风暴》就是这一主题的完满展现。
影片中，刘德华饰演香港警界精英吕明哲。作为执法者的他，本是一位严格秉公执法的好警察，但当他看到法律因自身的缺陷而无法惩处犯罪嫌疑人曹楠、啪哥等人时，尤其是看到女孩惨死而作为警察的他竟不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制裁罪犯时，内心深处的朴素正义观使他开始怀疑法律的正当性，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双手去惩戒“撒旦之恶”，并逐渐由一名法律至上的执法者蜕变为遵照良心呼唤“替天行道”的正义审判者。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罗尔斯语）长久以来，人们深信法律和司法对于法治社会和实现正义至关重要，一句耳熟能详的格言“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更是体现了民众对法律和司法的心理期待，而“通过法律实现正义”似乎也已成为现代社会接近正义唯一正统的途径。但是，影片《风暴》却让我们看到另一种不一样的情景：过分强调对抗和竞技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使得法律在有些时候成了罪犯们开脱罪责的大宪章。
勿庸置疑，司法正义应当以司法独立为前提，以程序正义为保障，以精英化的司法队伍为基础，但符合以上条件的审判果真就无懈可击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众所周知，司法的正义不仅包括实体正义，还包括程序正义，司法对形式理性和程序正当的强调不可避免会导致一定情形下实体正义的失衡。诚然，当司法不能实现当事人所期望的实体正义时，对其大谈程序正义如何重要是毫无意义的，但这个问题的深层复杂性在于它的另一面，即执法者或当事人可以依仗自己的强势条件，撇开法定程序去追求另一个他自认为的实体正义的结果吗？
法律是一种人为设计，它无法将实践的每一细节都纳入其中做到尽善尽美。也许在一个具体的个案中，通过私力救济这种司法之外的途径来伸张正义，从社会的角度而言不能排除其存在之必要，它在一定情形下某种程度上具有合理性，有助于实现个案中的实体正义。但如果过分追求个案的实体正义，却极可能导致民众的利益处于极度不稳定之中，社会也将回到霍布斯笔下“人对人像狼对狼”的自然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无法通过法律来纠正。某个案件中改变规则的适用，可能在一时是趋向正义的，但由此给法律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却极为危险，从长远来看会远离正义。时刻公平正义的“完美法律”只能是幻想，能存在的只有“次优法律”，亦是最接近正义的法律。
法律是冰冷的，但这又是必需的。它的确需要在其“所不能”时绝对地“袖手旁观”，这样才能确保公民自由不被法的恣意所侵犯。它或许给了执法者过多的限制，但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权力不至被滥用，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走向滥用权力，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直到把权力用到极限方可休止”（孟德斯鸠语），而且“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勋爵语）。冰冷的法律诚然会在某个具体时空做出符合法律规定却与人们一时的道德情感或者个别正义相悖的结论，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更为长远和稳定的公平正义，正如美国刑法学家康纳德、哈格所言：“报应正义永远难以接近于完美，奖赏与刑罚也永远不可能仅由功过来衡量。我们只能尝试，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完美但能得到改善的世界上，坚持正义的方向对于秩序的幸存是至为关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