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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树之果”与“一枚破鸡蛋”
“毒树之果”是法律人耳熟能详的一个专业术语。这是美国刑事诉讼中对某种证据所作的一个形象化的概括，意指“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口供，并获得的第二手证据（派生性证据）”。以非法手段所获得的口供是“毒树”，而以此所获得的第二手证据是“毒树之果”。
“毒树之果”原则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对遏制办案人员刑讯逼供，保护刑事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有着进步作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微弱优势正式确立了“毒树之果”规则，即“美国联邦政府机构违反美国宪法规定所取得的证据材料，在审判中不具有证明力”。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修改后刑诉法的一个热门问题，也是目前刑事诉讼中，尤其是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常见的一个问题，如何认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如同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毒树之果”？是否不仅“毒树”要砍掉，毒树之果也绝不留存？
根据刑诉法54条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由此可见，对于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毒树”的排除是有着明确规定的，该排除的必须坚决排除，在一定意义上而言，中国刑诉法对“毒树”的排除范围比美国更广，不仅包括刑讯逼供的被告人口供，还包括非法方法获取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除此之外，还规定了对书证、物证的补正和合理解释制度。换句话而言，对于一些“毒树”，只要“清毒”后，依然可以作为证据采纳。而对于中国刑事诉讼中的“毒树之果”，也就是违法取得口供并获得的第二手证据，如物证、书证，或者刑讯逼供等消除后，而获得另外的被告人口供等，是否排除？则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司法机关的主流观点和实践中的一贯做法是不排除的。形象点而言，就是毒树可以全部砍掉或者只砍掉那支长“毒果子”的树枝，果子依然留下来吃。
对于国内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在办理某案件中，听到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鸡蛋破了，难道要把一篮子鸡蛋全倒掉吗？只要把破鸡蛋扔掉，剩下的鸡蛋依然可以食用。”应该说这个比喻是形象、生动、深刻的，也真切地反应了国内司法机关对于这个“破鸡蛋”的一种务实态度。
然而，“一篮子鸡蛋”理论和“毒树之果”理论有所区别，因为鸡蛋是一个个独立存在的，一个鸡蛋破了，根本不影响其他鸡蛋的食用，但是“毒树”上长出来的“果子”，是否依然可以食用，则未必！
再形象点而言，要是这“一篮子鸡蛋”是从同一个杂货店买来的同一批鸡蛋，其中有那么一个、两个甚至几个鸡蛋不是破了，而是臭了，请问还敢只扔掉那只“臭鸡蛋”，其余的依然留着食用吗？必然会在脑海中琢磨，是否其他鸡蛋也臭了？还能否食用？毕竟这些鸡蛋来自于同一个杂货铺、也是同一批鸡蛋。再进一步而言，要是这些鸡蛋不是臭了，而是发现其中一、两个鸡蛋含有致命的“毒液”，那么还敢只扔掉那几个“毒鸡蛋”，其余的留着吃嘛？恐怕大多数人出于保命的目的，而选择把“一篮子鸡蛋“全倒掉，哪怕内心十足的不舍得。
“毒树之果”理论中，“树”与“果”是源与流的关系，要是源头坏了、有毒了，当然影响流域，当然让人对源头流出来的水产生质疑。而“一篮子鸡蛋”理论则忽视鸡蛋的来源问题，而是本着对工作成果珍惜、珍爱的角度，本着对目前侦查工作面临压力的理解和侦查现状通融的角度，而采取的一种实用主义观点。
有观点认为，“一篮子鸡蛋”更为形象、生动，更符合侦查工作的状态，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八种证据种类，每一个证据的收集，都是有着明确的法律程序，每一份证据的收集都是侦查人员分别进行的。这些证据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是彼此独立的，不能因为一份证据存在问题而否认另外的证据，就像“一篮子鸡蛋”，鸡蛋一个个是独立存在的，一个鸡蛋出问题了，只能说明这个鸡蛋出问题了，未必说明其他鸡蛋有问题，而且现有的方式也可以证明剩余的鸡蛋没问题，只要能够证明其他的鸡蛋没问题，那何要把鸡蛋全部倒掉呢？
另言之，这也反应了违法成本的问题，在不同国家法治化发展程度有差异的情况下，不同国家对侦查人员违法取得的证据，采取不同的态度，包容度、容忍度是不同的、违法成本也不同。
在美国，法治化程度相对高一些，侦查手段、水平也相对高一些，所以对违法取证，采取具有连锁反应的“毒树之果”。然而，这种过于苛刻的要求，也带来了在查办犯罪过程中的难度巨大，使得很多案件难以查破，即便查办了，也可能由于侦查行为的一些不当，不能及时惩治犯罪分子，影响了打击犯罪的力度和效果，这种案件屡见不鲜。当然，美国现存“辩诉交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这样一种严格制度带来的打击犯罪不力的缺陷，而中国不存在“辩诉交易”制度。
在中国，由于法治化的发展相对滞后、打击犯罪的现实状况和侦查人员的侦查水平等一系列现实、必要的考虑因素下，对于非法证据及相关证据的排除，采取一种相对保守的态度，也就是“一篮子鸡蛋”的态度。虽然相对保守，但是中国的的法治进步是明显的，从修改前刑诉法到两高三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再到今日的刑诉法，是看得见的进步，而且在很多地方司法机关，已经在进行探索并制定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更为细致、明确的具体规定，将会更加完善，更具有指导性，需要拭目以待。要是对于非法证据及相关证据采取一律排除的理论，恐怕现阶段，整个政法机关都难以有效应对，就从目前公权力机关面对律师在“排非”程度上的刁难，而公权力的疲软现状，就可以看出来。
应该说，每个人都希望中国吃成一个身强力壮的法治巨人，然而，饭还是得一口一口的吃，一餐一餐的吃，要不然，不是噎着，就是撑着，反而达不到效果，没准搞出一身的病痛。
除了理论上的讨论，对于实践中的做法，笔者认为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的，就是：
第一，对于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由于法律规定必须是两名侦查人员取证，所以只要是其中一位存在违法取证的情形，那么只要他们其中之一参与提取的口供，都要坚决排除。
第二，对于其他侦查人员在刑讯逼供等明显消除的情况下，取得的口供，还是应当采纳的，不能借口刑讯逼供的危害具有持续性、深入身心，而对于后续的，哪怕是其他侦查人员依法获得一切口供都否定。当然，如何判断刑讯逼供的不良影响是否已经消除，不影响进行被告人口供，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暂且不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对于刑讯逼供获得口供后，依据口供的线索，而依法查获的书证、无证，也就是“毒树之果”，笔者以为还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比如，被告人拒不供述杀人后藏匿尸体的位置，在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后，依据线索找到了尸体，那么尸体作为本案的物证，当然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而不是因为这是“毒树之果”，予以否定。
法治的进步，是需要循序渐进的、日积月累的。尤其是对于一个转型期的国家而言，要是在法治进程上的有所不当，可能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人民也因此不堪所累。所以，对于法治宁愿保守点、慢一点，也不能过于激进，不能怀揣一种法治浪漫主义，认为西方的就一定好。当然，作为学术讨论，当然可以积极宣传、渲染甚至引进，但是司法实践的工作者，一定要明白，教授只负责说，不负责做，而自己是负责做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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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树之果”与“一枚破鸡蛋”
“毒树之果”是法律人耳熟能详的一个专业术语。这是美国刑事诉讼中对某种证据所作的一个形象化的概括，意指“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口供，并获得的第二手证据（派生性证据）”。以非法手段所获得的口供是“毒树”，而以此所获得的第二手证据是“毒树之果”。
“毒树之果”原则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对遏制办案人员刑讯逼供，保护刑事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有着进步作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微弱优势正式确立了“毒树之果”规则，即“美国联邦政府机构违反美国宪法规定所取得的证据材料，在审判中不具有证明力”。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修改后刑诉法的一个热门问题，也是目前刑事诉讼中，尤其是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常见的一个问题，如何认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如同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毒树之果”？是否不仅“毒树”要砍掉，毒树之果也绝不留存？
根据刑诉法54条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由此可见，对于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毒树”的排除是有着明确规定的，该排除的必须坚决排除，在一定意义上而言，中国刑诉法对“毒树”的排除范围比美国更广，不仅包括刑讯逼供的被告人口供，还包括非法方法获取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除此之外，还规定了对书证、物证的补正和合理解释制度。换句话而言，对于一些“毒树”，只要“清毒”后，依然可以作为证据采纳。而对于中国刑事诉讼中的“毒树之果”，也就是违法取得口供并获得的第二手证据，如物证、书证，或者刑讯逼供等消除后，而获得另外的被告人口供等，是否排除？则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司法机关的主流观点和实践中的一贯做法是不排除的。形象点而言，就是毒树可以全部砍掉或者只砍掉那支长“毒果子”的树枝，果子依然留下来吃。
对于国内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在办理某案件中，听到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鸡蛋破了，难道要把一篮子鸡蛋全倒掉吗？只要把破鸡蛋扔掉，剩下的鸡蛋依然可以食用。”应该说这个比喻是形象、生动、深刻的，也真切地反应了国内司法机关对于这个“破鸡蛋”的一种务实态度。
然而，“一篮子鸡蛋”理论和“毒树之果”理论有所区别，因为鸡蛋是一个个独立存在的，一个鸡蛋破了，根本不影响其他鸡蛋的食用，但是“毒树”上长出来的“果子”，是否依然可以食用，则未必！
再形象点而言，要是这“一篮子鸡蛋”是从同一个杂货店买来的同一批鸡蛋，其中有那么一个、两个甚至几个鸡蛋不是破了，而是臭了，请问还敢只扔掉那只“臭鸡蛋”，其余的依然留着食用吗？必然会在脑海中琢磨，是否其他鸡蛋也臭了？还能否食用？毕竟这些鸡蛋来自于同一个杂货铺、也是同一批鸡蛋。再进一步而言，要是这些鸡蛋不是臭了，而是发现其中一、两个鸡蛋含有致命的“毒液”，那么还敢只扔掉那几个“毒鸡蛋”，其余的留着吃嘛？恐怕大多数人出于保命的目的，而选择把“一篮子鸡蛋“全倒掉，哪怕内心十足的不舍得。
“毒树之果”理论中，“树”与“果”是源与流的关系，要是源头坏了、有毒了，当然影响流域，当然让人对源头流出来的水产生质疑。而“一篮子鸡蛋”理论则忽视鸡蛋的来源问题，而是本着对工作成果珍惜、珍爱的角度，本着对目前侦查工作面临压力的理解和侦查现状通融的角度，而采取的一种实用主义观点。
有观点认为，“一篮子鸡蛋”更为形象、生动，更符合侦查工作的状态，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八种证据种类，每一个证据的收集，都是有着明确的法律程序，每一份证据的收集都是侦查人员分别进行的。这些证据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是彼此独立的，不能因为一份证据存在问题而否认另外的证据，就像“一篮子鸡蛋”，鸡蛋一个个是独立存在的，一个鸡蛋出问题了，只能说明这个鸡蛋出问题了，未必说明其他鸡蛋有问题，而且现有的方式也可以证明剩余的鸡蛋没问题，只要能够证明其他的鸡蛋没问题，那何要把鸡蛋全部倒掉呢？
另言之，这也反应了违法成本的问题，在不同国家法治化发展程度有差异的情况下，不同国家对侦查人员违法取得的证据，采取不同的态度，包容度、容忍度是不同的、违法成本也不同。
在美国，法治化程度相对高一些，侦查手段、水平也相对高一些，所以对违法取证，采取具有连锁反应的“毒树之果”。然而，这种过于苛刻的要求，也带来了在查办犯罪过程中的难度巨大，使得很多案件难以查破，即便查办了，也可能由于侦查行为的一些不当，不能及时惩治犯罪分子，影响了打击犯罪的力度和效果，这种案件屡见不鲜。当然，美国现存“辩诉交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这样一种严格制度带来的打击犯罪不力的缺陷，而中国不存在“辩诉交易”制度。
在中国，由于法治化的发展相对滞后、打击犯罪的现实状况和侦查人员的侦查水平等一系列现实、必要的考虑因素下，对于非法证据及相关证据的排除，采取一种相对保守的态度，也就是“一篮子鸡蛋”的态度。虽然相对保守，但是中国的的法治进步是明显的，从修改前刑诉法到两高三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再到今日的刑诉法，是看得见的进步，而且在很多地方司法机关，已经在进行探索并制定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更为细致、明确的具体规定，将会更加完善，更具有指导性，需要拭目以待。要是对于非法证据及相关证据采取一律排除的理论，恐怕现阶段，整个政法机关都难以有效应对，就从目前公权力机关面对律师在“排非”程度上的刁难，而公权力的疲软现状，就可以看出来。
应该说，每个人都希望中国吃成一个身强力壮的法治巨人，然而，饭还是得一口一口的吃，一餐一餐的吃，要不然，不是噎着，就是撑着，反而达不到效果，没准搞出一身的病痛。
除了理论上的讨论，对于实践中的做法，笔者认为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的，就是：
第一，对于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由于法律规定必须是两名侦查人员取证，所以只要是其中一位存在违法取证的情形，那么只要他们其中之一参与提取的口供，都要坚决排除。
第二，对于其他侦查人员在刑讯逼供等明显消除的情况下，取得的口供，还是应当采纳的，不能借口刑讯逼供的危害具有持续性、深入身心，而对于后续的，哪怕是其他侦查人员依法获得一切口供都否定。当然，如何判断刑讯逼供的不良影响是否已经消除，不影响进行被告人口供，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暂且不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对于刑讯逼供获得口供后，依据口供的线索，而依法查获的书证、无证，也就是“毒树之果”，笔者以为还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比如，被告人拒不供述杀人后藏匿尸体的位置，在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后，依据线索找到了尸体，那么尸体作为本案的物证，当然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而不是因为这是“毒树之果”，予以否定。
法治的进步，是需要循序渐进的、日积月累的。尤其是对于一个转型期的国家而言，要是在法治进程上的有所不当，可能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人民也因此不堪所累。所以，对于法治宁愿保守点、慢一点，也不能过于激进，不能怀揣一种法治浪漫主义，认为西方的就一定好。当然，作为学术讨论，当然可以积极宣传、渲染甚至引进，但是司法实践的工作者，一定要明白，教授只负责说，不负责做，而自己是负责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