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案带来的制度反省

法治周末实习生 王翠

       褚时健案在当年引发了很大的关注，也让很多人思考在当时的法律和制度环境中，褚时健式的困境。
       站在今天的语境中，人们对褚时健案的认识更为全面和公允，但其带来的反思还是需要去发掘。结合对褚时健案的反思，本报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
       法治周末：褚时健贪污案发生时间是1994年，他被批捕是在1997年，该案的审理是在1999年。那么，该案是适用79年刑法还是97年刑法？为什么？
       阮齐林：法律上的适用是从旧兼从轻。原则上依照当时行为发生时有效的法律进行裁决。就是说，如果他的行为发生在1997年10月以前，适用79年刑法。如果97年刑法对他比较有利的话，就适用新刑法。
       他这个案件跟法律的变化没什么关系。他的行为在新法和旧法中都是贪污罪，而且贪污的数额在当时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最后判了无期徒刑，不管按照什么时候的法律，都是这个结果。
       法治周末：褚时健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能否作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条件或情形？
       阮齐林：公平、公正是人类永恒的规则和处事的价值。他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地人对他颇有好感。他的案件当时是可以判死刑的，后来判了无期徒刑，这一点反映出公正自在人心。
       法治周末：您认为褚时健的案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个人原因还是制度的原因？
       阮齐林：他的案件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暴露出我们制度上存在问题，对很多创造财富的人没有给他们应得的回报。国家让很多官员做市场经济活动，他们发挥了超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按道理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当时的制度无法体现奖勤罚懒。褚时健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
       法治周末：您认为褚时健案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推动有什么影响？
       阮齐林：褚时健的案子最发人深省的包括国企体制改革、给经理人奖励并允许他们购买股份，这都是对经理人的激励，这是新的改革。
       后来的改革就给职业经理人一定的回报，允许经理人拥有股份，当然这跟外国的高级经理人制度还是不同的。这种经理人的激励机制从褚时健案件起才渐渐建立起来。褚时健案件从法律上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让我们对制度性的反省上具有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