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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在“世奢会”与媒体的若干诉讼中，出于保护证人的考虑，《南方周末》及《新京报》两家报社未提供采访录音及爆料人的身份，这使得“世奢会”部分赢得了已经一审宣判的四起名誉权案件。
由于我国没有新闻法，“线人”做为调查记者的重要新闻线索来源提供者之一，他们为一些重大新闻的面世做出贡献的同时，由于得不到法律保护，也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风险。当笔者看到《南方周末》及《新京报》两家报社为了保护“线人”而败诉时，虽然这也是新闻伦理应该遵从的范畴，但还是向他们表示了深深的敬意。
在我国，新闻“线人”的风险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被记者或报刊社有意或无意的“泄露”出去，二是上了黑记者或黑媒体的当因而被“坑”了，三是来自报料对象或公权力的报复打击。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为了证明消息来源的真实，记者就有必要介绍信息的来源。可是，如果“线人”仅凭记者的口头保证是不够保险的，一旦记者涉及到自己的饭碗或牢狱之灾时，也许线人就会被“供”出去。还有，一些经验不足的“线人”，听信黑记者的谎言，结果黑记者利用“线人”提供的信息进行敲诈勒索，搞出刑事案件来。此时，弄不好还得跟着黑记者成为倒霉蛋。至于来自公权力的报复打击，更是让线人防不胜防，因为公权力通过高科技手段或公安部门，轻易就能搞到信息源。一旦如此，就算记者为你保密了，“线人”还是会被“揪”住，结果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谈到保护新闻“线人”时，发生在西方的几则故事，总是让人难以忽略。一是报道“水门事件”的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为“深喉”的身份保密长达31年之久，即使他们在面对巨大精神与经济压力，乃至法律审判的时候，依然死守“消息来源”。二是上世纪70年代，《纽约时报》报道了新泽西州医院连续发生离奇死亡事件的情况，后来警方介入调查，要求记者出庭作证。但《纽约时报》这位记者坚持说，当时采访时有保密承诺，不能透露线人的情况。因此，这名记者被判每天罚款1000美元，《纽约时报》每天罚款4000美元。最后《纽约时报》包括诉讼费、罚款花费代价超过100万美元。三是2005年，英国媒体爆料说英国政府为了出兵伊拉克，夸大了有关伊拉克拥有核武器的情报。之后，为媒体提供消息的“线人”凯利被暴露，他因此不堪承受巨大压力而割腕自杀。
上面三则关于“线人”的小故事告诉我们，在西方的新闻圈里，保护“线人”是涉及到新闻伦理道德层面的事情，被媒体和记者视为和新闻真实一样重要的从业准则。反之，如果轻易供出“线人”，一旦出现类似“凯利悲剧”不幸事件，将会为世人所不齿。
笔者的老师陈力丹教授曾这样说：“尽管各国法律对于是否承认隐匿权存在分歧，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新闻界都认为，消息来源属于新闻记者的职业秘密，在必要情况下应该为消息来源保密，这是新闻机构的生命，是维护新闻自由不可缺少的职业规范。”从这个标准来衡量，《南方周末》及《新京报》两家报社为了保护“线人”遭遇败诉，不仅对记者和“线人”而言是一件值得庆幸事，对于中国的媒体而言，两家报社为保护“线人”开了好头，更是一件意义非凡和值得记住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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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在“世奢会”与媒体的若干诉讼中，出于保护证人的考虑，《南方周末》及《新京报》两家报社未提供采访录音及爆料人的身份，这使得“世奢会”部分赢得了已经一审宣判的四起名誉权案件。
由于我国没有新闻法，“线人”做为调查记者的重要新闻线索来源提供者之一，他们为一些重大新闻的面世做出贡献的同时，由于得不到法律保护，也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风险。当笔者看到《南方周末》及《新京报》两家报社为了保护“线人”而败诉时，虽然这也是新闻伦理应该遵从的范畴，但还是向他们表示了深深的敬意。
在我国，新闻“线人”的风险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被记者或报刊社有意或无意的“泄露”出去，二是上了黑记者或黑媒体的当因而被“坑”了，三是来自报料对象或公权力的报复打击。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为了证明消息来源的真实，记者就有必要介绍信息的来源。可是，如果“线人”仅凭记者的口头保证是不够保险的，一旦记者涉及到自己的饭碗或牢狱之灾时，也许线人就会被“供”出去。还有，一些经验不足的“线人”，听信黑记者的谎言，结果黑记者利用“线人”提供的信息进行敲诈勒索，搞出刑事案件来。此时，弄不好还得跟着黑记者成为倒霉蛋。至于来自公权力的报复打击，更是让线人防不胜防，因为公权力通过高科技手段或公安部门，轻易就能搞到信息源。一旦如此，就算记者为你保密了，“线人”还是会被“揪”住，结果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谈到保护新闻“线人”时，发生在西方的几则故事，总是让人难以忽略。一是报道“水门事件”的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为“深喉”的身份保密长达31年之久，即使他们在面对巨大精神与经济压力，乃至法律审判的时候，依然死守“消息来源”。二是上世纪70年代，《纽约时报》报道了新泽西州医院连续发生离奇死亡事件的情况，后来警方介入调查，要求记者出庭作证。但《纽约时报》这位记者坚持说，当时采访时有保密承诺，不能透露线人的情况。因此，这名记者被判每天罚款1000美元，《纽约时报》每天罚款4000美元。最后《纽约时报》包括诉讼费、罚款花费代价超过100万美元。三是2005年，英国媒体爆料说英国政府为了出兵伊拉克，夸大了有关伊拉克拥有核武器的情报。之后，为媒体提供消息的“线人”凯利被暴露，他因此不堪承受巨大压力而割腕自杀。
上面三则关于“线人”的小故事告诉我们，在西方的新闻圈里，保护“线人”是涉及到新闻伦理道德层面的事情，被媒体和记者视为和新闻真实一样重要的从业准则。反之，如果轻易供出“线人”，一旦出现类似“凯利悲剧”不幸事件，将会为世人所不齿。
笔者的老师陈力丹教授曾这样说：“尽管各国法律对于是否承认隐匿权存在分歧，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新闻界都认为，消息来源属于新闻记者的职业秘密，在必要情况下应该为消息来源保密，这是新闻机构的生命，是维护新闻自由不可缺少的职业规范。”从这个标准来衡量，《南方周末》及《新京报》两家报社为了保护“线人”遭遇败诉，不仅对记者和“线人”而言是一件值得庆幸事，对于中国的媒体而言，两家报社为保护“线人”开了好头，更是一件意义非凡和值得记住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