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赵新先——三九事件的再解读

朱宣烨?   中国政法大学                  

赵新先，这位三九集团的创始人和曾经的当家人，在其下课一年半之后由于被拘再度成为新闻焦点。从小厂起家到粗放式收购兼并，再到资金链条断裂，赵新先带领三九走过的这段道路不禁引起笔者的疑问：赵新先究竟为何人？何以能在短短10多年的时间里带着三九走向辉煌，又何以最终使三九陷入债务泥沼不能自拔？
一、赵新先印象
1964年毕业于沈阳药学院(现沈阳药科大学)的赵新先，曾著有我国第一部《中药注射剂》专著，在医药研究方面硕果累累。1964年8月-1984年12月，历任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医院药剂师、副主任、主管药师、主任。但是真正让世人都知道他的原因是他是三九集团的当家人，可以说赵新先的后半生的命运和三九的起伏紧密相连。所以要谈赵新先，就不得不先了解三九集团的故事：
（一）起步
1985年，任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药局主任的赵新先，带着自己参与研制的“三九胃泰”等三个药方，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拿到500万 创办了南方制药厂。
1987年，赵新先实施广告攻势，调动了南方制药厂几乎所有的骨干做销售，并开启了中国大陆明星代言的先河——邀请著名演员李默然为三九胃泰做广告。名人效应让南方制药厂的三九胃泰名声大振。使南方制药厂当年完成产值18亿，被总后授予军队模范企业。在三九此后的发展中，赵新先的广告战略创造了中国商业的第一：第一个在出租车上做广告，第一个请名人做广告，第一个在机场塔台上做广告，第一个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做广告。
1991年，解放军总后勤部以一亿元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手中买下了南方制药厂。
1992年，在南方制药厂的基础上成立了三九集团。
（二）多元化的扩张发展
1992年，总后在《组建三九集团纪要》中，三九集团的发展方向被描述为：跨行业、多功能、外向型。从此三九开始多元化扩张的发展道路。
1992年8月，三九集团以南方制药厂的一部分资产与泰国正大集团合资成立“三九正大药业有限公司”。
1994年，美国花旗银行、香港光大集团和上海国泰基金等股东参股， “三九正大药业有限公司”更名为“三九药业有限公司”，以上两次扩股增资，三九共融资8000多万美元。
1998年12月15日新华社正式宣布，全国所有军队、武警部队所办的经营性企业，均从这一天起与军队、武警部队彻底脱钩。这意味着三九与总后之间的合作走到了尽头，而被划归中央企业工委管理。
1999年，三九医药A股成功上市发行，募集资金近17亿元。
从1992年开始的几年中，三九企业集团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通过收购兼并企业，形成医药、汽车、食品、酒业、饭店、农业，房产等几大产业并举的格局。
（三）债务危机和重组
2001年8月27日中国证监会“公开谴责”三九集团公司及其当家人赵新先挪用上市公司25亿资金的行为。
2002年，赵新先仍然坚持在主业继续保持扩张姿态。
2003年，发觉潜在危机的赵新先亲自启动三九重组工作。然而，这项工作最终没能由他来完成。当时三九方面打算引入的战略投资者为印尼力宝集团，属于外资。知情人士透露，在赵新先最后主持工作的一段时间里，三九集团曾将一份重组方案上报国资委。该方案显示，三九集团准备向印尼力宝集团出售全资子公司三九药业61％的股权。
2003年年底开始，三九企业集团的各大债权银行开始催逼债务，甚至要求提前还贷。截至2003年底，三九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累计欠银行贷款近百亿元，三九药业大量股权被银行质押。三九集团债务危机总爆发，此后最高院为支持三九集团重组，对其给予了司法保护，即不受理银行对三九系的司法诉讼(诉讼总标的超过三九集团总资产)。
2004年5月16日赵新先被免去三九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总裁的一切职务。
2004年11月，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财政部等联合牵头，深圳银监局等机构实施，21家债权银行组成了三九债权人委员会，并达成《三九债权人协议》。其中，工行为主席单位。
2005年10月，三九新的法人代表孙晓民在三九集团内部座谈会上坦承，三九与债权银行的谈判虽已到最后阶段，但债务危机并未解除。三九债权银行向媒体披露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三九系”整体对银行的负债总额已增至107亿元。
2006年4月29日，三九医药发布公告称，三九集团目前正在国务院国资委的领导下进行资产债务重组，有关重组各方已就在重组中彻底解决三九集团及关联方占用三九医药资金问题达成共识。并提出一部分由战略投资者用现金归还，一部分用三九集团有关资产偿还的还款方式。在2006年底之前努力完成资产债务重组，并全面解决资金占用。
2006年5月9日， 三九生化披露了三九医药转让所持三九生化38.11%的股份事宜目前已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准这一情况。这标志着三九集团退出了上市公司三九生化。
2006年5月11日，三九发展刊登的高管变动公告表明，所有来自三九集团的原公司高管已经全部撤回，新任大股东正式入主掌舵。三九集团退出了上市公司三九发展。
（四）沉船健康门  
之所以把健康城事件单独出来，是因为其是赵新先被拘的直接的导火索。
三九健康城位于深圳龙岗区坪山镇马峦村，占地8.5平方公里，于2001年8月破土动工。其前身系深圳金万利高尔夫渡假村有限公司，由香港金万利公司和坪山镇政府于1994年合资成立。
2000年之前林清渠 是三九健康城前身深圳梅沙海景高尔夫度假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2000年赵新先通过收购林清渠入股海景高尔夫的昌腾投资而间接控制了梅沙高尔夫，并将其改名为三九大龙健康城有限公司。
2001年8月18日 深圳健康城工程启动。
2003年大龙健康城引进深圳知名地产商卓越地产。
2004年健康城因后续资金不足，手续不全，被深圳政府紧急叫停 。三九健康城作为一个房地产项目，用地手续不全，这也意味着之前赵用三九医药控股股东深圳三九药业以5亿多元资金所接手，然后又表示要以5.2亿元价格向上市公司转让的80％股权，压根一文不值。
2005年11月20日赵新先因涉嫌健康门5亿资金去向不明被深圳警方刑事拘留。
整个三九的发展过程都闪现着赵新先的身影，甚至可以说三九的发展轨迹在某种程度上是赵新先个人意志的表达。无怪乎有人称赵新先为三九教父。
二、赵新先三九教父地位的确立
称赵新先为教父，说明了其在三九中的地位——在三九内部享有毫无制约的权利行使。暂不讨论赵新先这样的角色对于三九的影响，从三九的发展史可以看出赵新先的角色定位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一）    在三九的发展中确立权威
从非法学意义上讲，赵新先才是三九集团的创始人。南方制药厂是在赵新先的一手操持下成立的：500万的启动资金是赵新先向广州第一军医大学要的 ；南方制药厂准备生产的“三九胃泰”等三个药方是赵新先亲自参与研制的；南方制药厂成立时的企业团队也是赵新先一手带出来的。可以说，是赵新先把生产所需要的各项要素高效率地组合在一起。为了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应变能力，赵新先在企业内部推行三九机制的雏形，精简机构和领导，权利高度集中。他自己就身兼董事长、厂长、党委书记和总工程师四职。同时，他提出的诸如广告策略等企业发展策略很好地促进了南方制药厂的飞速发展。1987年，南方制药厂当年完成产值18亿，被总后授予军队模范企业。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肯认了赵新先非凡的经营才能，另一方面也支持了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从而间接巩固了赵的地位。需要说明的是，南方制药厂成立时正值我国经济体制初期，宏观层面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微观层面的企业治理的经验及相应的研究匮乏，有关企业治理结构的法律更可谓少之又少。所以赵新先在建立南方制药厂时不可能接触其他有关企业治理的理论并受到这些理论的影响。这样的背景下，朴素而又直接的利益标准成为了企业内部关于如何选任管理者、如何管理企业的最具有说服力的标准。当时南方制药厂的飞速发展足以说服企业：赵新先的毫无制约的领导权的高效率。
此后，三九几易其主，但是其仍是在赵新先的带领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机场塔台上做广告的，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做广告的；把销售独立出去，组建销售公司，选择优秀的应届医药、医科类大学生从事销售工作等一系列赵提出来的做法，在当时医药销售界是创举，被很多药厂效仿。就是在如今OTC市场 ，光三九感冒灵一个品种2005年就创下了5个多亿的销售额，这是许多公司几十个品种都难以达到的水平！皮炎平、壮骨关节丸、正天丸也有不俗的业绩。在处方药市场，参麦、参附注射液因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销量太大而被停用。并一度发展成为拥有以药业为主、多业经营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总资产达175亿元，无形资产近50亿元，规模位居全国医药企业之首，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120家试点企业之一。三九这样的发展业绩进一步巩固了赵的教父地位。而从赵新先本人来看，其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即三九是他一手做大的，也只有他能够真正领导三九。 在三九集团内部赵新先个人被赋予很大的责任，而且在赵个人的魅力和权力下，三九集团上下形成了高度服从的企业文化。
（二）外界因素对赵新先教父地位的极度宽容
赵新先三九教父地位的确立不仅来源于他在三九集团内部的确立的权威，还取决于当时社会的规则或潜规则（包括明示的）对这样一种状态的容忍程度。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参数：
⑴法律规范的容忍度
法律规范的容忍度讲的是法律规范自身的原因导致的其在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效果。容忍度不完全等同于立法者的意图，由于立法技术等方面的因素法律的实际效果可能不是立法者所预期的。就本案而言，法律规范的容忍度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参数，法律直接影响了企业中管理者的地位，尤其是在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中，法律常常明确规定公司各机构的地位及相互关系。本案中对法律规范忍度的考察应该分成两个部分。
首先，三九企业集团本身为国有企业，并未实行股份化的改制，故其受到有关国企的法律规范的约束。国资委成立以前，有关企业经营者权力的制约监督的规定极为零散、原则、笼统，缺乏可操作性。赵新先身兼三九集团上游国企的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就可谓掌握了企业的“党政大权”，即企业的绝对控制权。所以在这一时期相关法律对赵新先“三九教父”地位的容忍度是很大的。在国资委成立之时三九危机已经显现，国资委已经开始介入三九重组，所以难以考证国资委的规范性文件对赵新先集权的容忍度状况如何。在此笔者也不多做分析。
其次，由于三九的下级企业多为公司（其中包括三九医药、三九生化和三九发展三家上市公司），而且赵新先自己一身兼几个下级公司（包括三九医药）的董事长，所以公司法影响着赵新先集权地位的确立甚巨。 从93年公司法 的立法理念和制度设计等方面来看，其不对赵新先在三九集团中的“绝对权力”构成实质的限制。具体而言，赵新先在公司制企业中实施自己的意志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股东权的行使；二是直接作为董事长直接管理公司。在第一种情况下，虽然赵新先本身不是股东，但可以通过三九企业集团间接地行使对下级公司的权利。因为三九企业集团多为下级企业的控股股东，或者至少是大股东。而在93年公司法的背景下，大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受到的限制是很少的。93年公司法中没有关于累计投票权、异议回购制度以及代理权征集制度 等小股东的保护机制，大股东利用单纯的资本多数决的表决机制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公司决策，并可以通过董事的选任控制董事会。如上文所述，赵新先享有三九集团企业的绝对控制权，也就意味着其也是下级企业真正的当家人。在第二种情况下，赵新先作为下级企业直接的董事长，在93年的公司体制下享有很大的权力。公司法规定董事长是公司的法人代表，其享有主持股东（大）会、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在股份公司，董事长还具有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和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等职权，并经董事会授权可以在董事会闭会期间部分行使董事会职权。这些权利对于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是有其积极意义和必要性的。所以董事长享有这些权利不是关键，赵新先作为董事长权利的绝对化的关键原因在于以下几点：1、单一的董事选举规则致使董事的选任完全掌握在大股东手里。赵新先有大股东——三九集团或其下级企业的撑腰，自然可以摆平董事会。2、监事会权利虚弱，无力真正行使监督职能。由于监事会不享有从公司获得行使监督权所需的物质支持、不享有对董事等违反义务的诉权等等原因，作为制衡董事会的机构而存在的监事会实质上是虚置的。这样的监事会不会对赵新先的权力行使构成制约。综上，93年公司法对于赵新先在三九集团中的绝对权力也是很“宽容”的。
⑵企业的所有者的容忍度。
企业的所有者作为企业管理者人选的最终决定人，其态度如何也决定着赵新先的“位置”能否坐得稳。就三九事件而言，企业的所有者主要分成两部分。一类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及其代理人。在国资委成立以前，三九企业集团属于全民(内联-独资)企业,直属中央大型企业工委管理。而当时的情况是，中央工委只管赵新先一人，在企业内部事项上则是绝对放权，赵新先具有对企业内部几乎一切事项的决定权。可见当时中央工委对赵新先集权模式的容忍度是非常大的。而国资委成立时，三九危机已经爆发，国资委对三九的态度可以说更多的是对危机的态度，而非直接针对赵新先集权的态度。国资委对赵新先集权的容忍度如何无从考证。另一类是投资者。这里主要是上市公司的投资者。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十分成熟，在对上市公司进行考量时多考虑产业前景和公司现实的盈利情况，而多不考虑公司管理者独裁的结构下可能导致的风险。所以其对赵新先的集权的容忍度也是很高的。概括而言，在三九未出事之前，企业的所有者的容忍度也是很高的，使企业所有者难以容忍的是作为结果出现的危机。
⑶银行的容忍程度
银行贷款是三九扩张的主要资金来源。所以银行对赵新先集权的容忍度也直接影响到三九所能够得到的发展资金。在发放贷款时对借款企业的管理层经营能力、资产负债的比例情况、企业的治理结构甚至其关联企业的有关情况进行综合的考量是国际银行业通行的控制风险的做法。很明显从银行先前对三九的慷慨贷款 来看，他们多看的是三九良好的经营业绩以及国企背景，但对三九集团赵新先控权的权力结构却鲜有关注。至危机发生，银行纷纷起诉要求三九还款则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而且银行过度的慷慨助长了赵新先扩张的野心。这也说明银行在这方面的容忍度还是很高的。
⑷社会公众的容忍程度
社会聚合了民意，社会整体的态度也影响着赵新先的独裁在中国的生存状态。如果一项制度或者一种现象在社会上的容忍度高，那么它就有了继续存在的充分理由，如果社会容忍度低，那么它的存在就受到很大的阻力。单就对赵新先的集权社会容忍度如何呢？首先，由于集权在我国有十分深厚的传统，并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形成一定思维定势和比较稳定的行为模式。所以对于不涉及基本自由权利的集权并不十分的反感。特别是当集权在一定阶段能够带来积极的社会影响的时候更是如此。最典型的情况就是在三九鼎盛的时期，以赵新先一人集中决策为特点的三九体制成为工商管理课堂上的经典成功案例。其次，集权体制下的成功更多地依赖于领导者个人的能力，甚至是魅力，这时公众更多的是用对个人英雄的欣赏掩盖了对个人权力膨胀的情况下带来的隐患的忧虑。所以在赵新先通过三九的发展已经证实自己的实力的时候，公众多用溢美之词称赞赵新先，而少有人不识时务地批评其专断可能给公司来带风险。
从上文的分析可见，在三九危机爆发之前，外界因素对单纯的赵新先的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容忍度很高。需要注意的是，容忍度高并非代表容忍没有界限，三九危机的爆发、赵新先的下课正说明了这一点
三、教父的原罪
作为三九的教父，赵新先的确带来了三九的辉煌。但同样是赵新先断送了三九的前程。先前对赵新先集权的容忍多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假设或者是侥幸心理：作为集权者的赵新先的绝对正确，从不犯错误。然而现实告诉我们对人类理性的盲目崇拜是非常危险的。许多历史上的例子无需在这里多作列举。具体到三九，赵新先的教父地位的确在三九发展的初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据此赵新先能够使自己的正确决策高效地得到贯彻，从而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三九也从一个500万启动资金的小厂发展成为一度的中国500强企业。但是同样是由于由于人的理性有限，赵也会犯错误。当错误发生时，由于其权力过于膨胀、不受限制，致使错误的决定不但没有被制止，而且得到绝对的贯彻，最终会把企业引入困境。例如当赵的个人的非理智扩张战略思想开始蔓延时，企业内部无人有权提出异议、与赵抗衡，导致三九急遽扩张、外扩而无暇内修，最终导致资金链条紧张，危机突显。再如，当赵新先挪用上述公司资金来支持三九的扩张大业时，同样是没有受到限制，不仅损害了上市公司及其其他股东的利益，也最终因证监会的公报而东窗事发，使得三九的声誉扫地。另外，由于个人精力有限，面对三九这样一个下属一百多个二级、三级甚至四级企业的集团，赵新先无力涉足所有的企业所有的决策。所以对于三九下属的企业，赵采取了“充分放权给下属企业”的策略，其实质上乃是对三九机制的一种复制。绝对地赋权，却没有给与必要的监督，致赵对下属企业的财务状况无法完全了解，财务黑洞越积越多。例如，最终导致赵新先翻船的健康门事件，虽监察机关最终认定赵在其中并没有自肥行为，却可能因其对下属的监督不力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追究其渎职责任。可见，三九事件非为赵新先的原罪，而是对赵权力行使不给予足够的制约的原罪，是这样一种教父地位的原罪。
四、“救赎”――以公司法为视角
如果说赵新先在三九发展史上权威的取得有历史和个人能力的原因，我们无可厚非，那么社会总体对市场经济领域中的集权现象的集体容忍则值得我们的反思。法律的宽容，企业所有者的放纵，各大银行的追捧以及公众的称赞无不显示出对这一现象认识的不足以及处理能力的羸弱。当然，我们没有必要悲观，毕竟改革开放的道路才走了几十年，现在的教训就是以后的经验，总结和改进才是对赵新先、对三九的真正的救赎路。反思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公司制度的完善，这不仅可以直接改善公司内部的权力结构，而且用国家的权威向所有者和社会公众发出信号，引导他们改变判断标准。除上述原因以外，公司制度的完善对国企的意义来源于以下两方面：一是现代公司制度是国企改革一个重要方向；二是未改制的国企可借鉴公司的某些治理因素。
2005年新公司法的修改是对很多问题反思的结果，其中包括了赵新先身上表现出来的情况。具体而言：
1、新公司法强化监事会职权。从对三九事件的调查可以看出，三九集团各下属公司的负债很高，集团总部挪用下级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资金的情况非常的严重，但由于监事会处于被虚置的状态，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新《公司法》规定,监事会在必要时可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监事会行使职权必需的费用,也由公司承担。此两项权利夯实了监事会职权，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监事会的弱势地位，强化了其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当然，由于监事选任、薪酬方面等的不独立，其监督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仍值探讨。
2、新公司法增加了保护小股东利益的制度。主要有派生诉讼制度、异议股东的回购请求权制度和累积投票权制度。虽然这些制度以保护小股东利益为直接目的，但是其直接或者间接地监督和限制管理层的行为。本案中，由于三九集团是三九医药的最终控股股东，而且案发时赵新先仍兼任三九医药的董事长，所以由三九医药本身的董事会对三九集团提起诉讼可能性不大。如果允许股东提起派生诉讼，则可以在维护三九医药的中小股东以及三九医药本身的利益同时，发挥法律私人执行力量的作用遏制董事长滥用职权。异议股东的回购请求权制度本意在于既保护大股东的投资自由又给予小股东以合理价格退出市场的可能。但这项制度的一个间接作用就是通过异议回购请求权的行使提醒大股东和管理层重新慎重地考虑决策的可行性和收益等问题。而累积投票制则有利于促成小股东将其代言人选入董事会和监事会，扩大小股东的话语权，增强小股东表决权的含金量，弱化控制股东的话语霸权。
3、新公司法强化了公司高管诚信义务的规定。明确管理层对公司应负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列举了若干违反忠实义务的情形，例如不得篡夺公司商业机会等。本案中挪用上市公司应算为违反义务的行为，管理层私设公司，打着三九的旗号，从事相关产业则有谋取公司商业机会之嫌。  所以依据新公司法的规定，这些行为不仅应被禁止，而且公司可就因此造成的损害要求赔偿。可见，新的公司法提供了更为完备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保证赵新先们能在合法的框架内发挥才智，为公司企业服务。  
4、强化控股股东的责任。如前所述，赵新先控制三九集团的很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控股权来控制下级公司。并且利用关联交易“掏空”公司，将下级公司变为其“提款机”来满足其扩张三九对资金的需求。新《公司法》明确规定了控股股东的“回避制”和赔偿责任。《公司法》要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否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司在表决对外投资、向他人提供投资等事项时，控股股东不得参加表决。凡是涉及到控股股东利益的，或者关联关系的交易，与控股股东有关联的董事“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并规定担保等重大事务须由股东会来表决。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这些规定其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控股股东攫取公司财产的可能性。具体到本案中，如果没有那么多非法的资金来源，或许赵新先不会走那么远。
当然，就赵新先身上反映出来的问题，新公司法的规定仍有不足，比如新引入的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等，需要在今后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另外，社会中的其他因素的自我反省也极为重要。例如银行如果能够加强贷款前的审查、提高风险评估的能力，或许不会成为赵新先盲目扩张的“头号帮凶”。
五、结语
虽然赵新先个人的自负直接导致了三九的危机。而我们市场的不成熟、现代企业制度的不健全又何尝不是悲哀了三九，悲哀了赵新先呢？我们要善于发现千里马、重用千里马，但不该娇惯他、不该放任他，以免他误入歧途，然而缰绳何在？套马的过程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