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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袁长春
五月三日，谢怀栻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春节前，我还给他打电话，要去看他。刚好他有事，于是说好再约。忙忙碌碌，一耽搁就是一两个月。见到先生时，已是在医院里了。当时他已病重，且已不能说话。原以为他会好转，不曾想这次无言的晤面竟是诀别。
初识先生是在1982年。 那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招收一名民法经济法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是王家福先生和谢怀栻先生），我有幸被录取。从那时起，在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学习并工作了5年。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多年的交往中，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尤其令我难忘的是以下这些方面：
1. 学风严谨 一丝不苟
先生多年从事法学研究，功力深厚，尤其在民商法方面，但从不以大家自居，在学问上从不敷衍了事。我在做研究生时，由于招生少，上课时常常就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偶尔也会有一两个其他专业或其他学校的学生旁听），课堂有时在法学所办公室里，有时就是在授课老师家里。尽管如此，先生也从不马虎。在我之前，他带过别的学生，但在给我讲课时，又从头备课，讲课笔记都是重新准备的。
当时是80年代初，国内法学教育刚恢复不久，法学教科书奇缺。先生就将能找到的比较好的台湾学者的书推荐给学生，使学生能较早接触学术水平较高的著作。
先生对自己要求很严。平时无论讲课还是写文章，事先总要做大量研究。查资料、借书、做笔记，从来都是自己动手。正因为如此，先生的著述总是旁征博引，周密严谨；他的讲课也总是言之有据，生动有趣。在讲课时，他不仅把书本上的法理告诉你，还把他的理解和体会也告诉你，因而学生所得到的是一种提炼过的知识。凡是听过他讲课的人都有同感：听谢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
对于国外的法学动态，先生也非常关注，使自己始终处于法学研究的前沿。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消费者保护法的论文，写完后，由于对消费者保护法这一新出现的领域如何定位自己拿不准，便去请教先生。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当即指出应定位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
先生对自己严，对学生也严，尤其反对学生急功近利、乱发文章。在我刚到法学所时，他就严肃地指出：现在有些研究生入学不久就忙着写文章、发文章。本来肚里的货就不多，还硬要往外倒，这怎么行。我不希望你这样做。我希望你能多读一些书，先把基本功打扎实。
2．不求名利 提携后人
先生重返法学教育与研究岗位时，已进入花甲之年。明知有生之年不多，但他并未把主要精力花在著述立说、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上；相反，他把大量时间都用于培养新人或帮助别人。别人请他阅稿、审稿或校稿，外校请他去讲课，初入校门的学生上门求教，法官请他解决疑难案件，立法机构征询他的意见，他都一概应承。我有时劝他抽时间多写一些自己的东西，可是他总说，别人需要帮忙，不能不管。作为我国法学界的一位巨人，先生自己的著述不算多，这是一大遗憾。如果有时间，先生一定会有许多有影响的法学著作传世的。
在学术上，先生竭力提携年轻人。虽然，他不主张学生随便发表文章，但却很注重对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学期结束时，他一般都不安排考试，而是出几个题目，让学生选择一二进行研究、写出心得。如果写得好，他很满意，便推荐发表。我在研究生院学习时，有3篇论文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表的。除了研究和写作能力的训练外，先生还重视对学生的外语教育。我在校学习时，他时常找一些外国学者的论文让我阅读、翻译。翻译完后，他又亲自校对、审稿，再推荐去发表。
3．坚持真理 意志坚强
先生为人非常谦虚，没有架子，更没有霸气。但在原则问题上，先生敢于坚持己见，从不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弄虚作假，即便遭受打压，也宁折不弯。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他勇于直陈己见，敢于坚持己见。他的所作所为充分体现了一个学人、一个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
1957年以后，先生曾经历长达20年的劳动改造生活。 身处劣境，先生并未消沉，依然坚持读书和研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托人找来《毛主席语录》俄文版，自学俄语（先生熟悉4种外语）。正是凭着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先生在20年后（1979年）重返法学教学和研究岗位时，立刻就展现出他作为法学大家的风采。先生常说：是金子总会发光。他自己就像一块金子，不论被埋没多久，一旦现身，立刻熠熠生辉。
先生一生生活朴素，淡泊名利。然而，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他兢兢业业，毫不懈怠；在对民主、法治、社会正义的追求上，他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苦难不曾夺其志，荣华未能动其心。 先生的这种精神在今日学界尤其显得珍贵。愿先生的精神永存！
（2003年5月8日）
出处:《谢怀栻先生纪念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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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袁长春
五月三日，谢怀栻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春节前，我还给他打电话，要去看他。刚好他有事，于是说好再约。忙忙碌碌，一耽搁就是一两个月。见到先生时，已是在医院里了。当时他已病重，且已不能说话。原以为他会好转，不曾想这次无言的晤面竟是诀别。
初识先生是在1982年。 那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招收一名民法经济法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是王家福先生和谢怀栻先生），我有幸被录取。从那时起，在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学习并工作了5年。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多年的交往中，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尤其令我难忘的是以下这些方面：
1. 学风严谨 一丝不苟
先生多年从事法学研究，功力深厚，尤其在民商法方面，但从不以大家自居，在学问上从不敷衍了事。我在做研究生时，由于招生少，上课时常常就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偶尔也会有一两个其他专业或其他学校的学生旁听），课堂有时在法学所办公室里，有时就是在授课老师家里。尽管如此，先生也从不马虎。在我之前，他带过别的学生，但在给我讲课时，又从头备课，讲课笔记都是重新准备的。
当时是80年代初，国内法学教育刚恢复不久，法学教科书奇缺。先生就将能找到的比较好的台湾学者的书推荐给学生，使学生能较早接触学术水平较高的著作。
先生对自己要求很严。平时无论讲课还是写文章，事先总要做大量研究。查资料、借书、做笔记，从来都是自己动手。正因为如此，先生的著述总是旁征博引，周密严谨；他的讲课也总是言之有据，生动有趣。在讲课时，他不仅把书本上的法理告诉你，还把他的理解和体会也告诉你，因而学生所得到的是一种提炼过的知识。凡是听过他讲课的人都有同感：听谢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
对于国外的法学动态，先生也非常关注，使自己始终处于法学研究的前沿。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消费者保护法的论文，写完后，由于对消费者保护法这一新出现的领域如何定位自己拿不准，便去请教先生。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当即指出应定位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
先生对自己严，对学生也严，尤其反对学生急功近利、乱发文章。在我刚到法学所时，他就严肃地指出：现在有些研究生入学不久就忙着写文章、发文章。本来肚里的货就不多，还硬要往外倒，这怎么行。我不希望你这样做。我希望你能多读一些书，先把基本功打扎实。
2．不求名利 提携后人
先生重返法学教育与研究岗位时，已进入花甲之年。明知有生之年不多，但他并未把主要精力花在著述立说、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上；相反，他把大量时间都用于培养新人或帮助别人。别人请他阅稿、审稿或校稿，外校请他去讲课，初入校门的学生上门求教，法官请他解决疑难案件，立法机构征询他的意见，他都一概应承。我有时劝他抽时间多写一些自己的东西，可是他总说，别人需要帮忙，不能不管。作为我国法学界的一位巨人，先生自己的著述不算多，这是一大遗憾。如果有时间，先生一定会有许多有影响的法学著作传世的。
在学术上，先生竭力提携年轻人。虽然，他不主张学生随便发表文章，但却很注重对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学期结束时，他一般都不安排考试，而是出几个题目，让学生选择一二进行研究、写出心得。如果写得好，他很满意，便推荐发表。我在研究生院学习时，有3篇论文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表的。除了研究和写作能力的训练外，先生还重视对学生的外语教育。我在校学习时，他时常找一些外国学者的论文让我阅读、翻译。翻译完后，他又亲自校对、审稿，再推荐去发表。
3．坚持真理 意志坚强
先生为人非常谦虚，没有架子，更没有霸气。但在原则问题上，先生敢于坚持己见，从不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弄虚作假，即便遭受打压，也宁折不弯。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他勇于直陈己见，敢于坚持己见。他的所作所为充分体现了一个学人、一个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
1957年以后，先生曾经历长达20年的劳动改造生活。 身处劣境，先生并未消沉，依然坚持读书和研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托人找来《毛主席语录》俄文版，自学俄语（先生熟悉4种外语）。正是凭着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先生在20年后（1979年）重返法学教学和研究岗位时，立刻就展现出他作为法学大家的风采。先生常说：是金子总会发光。他自己就像一块金子，不论被埋没多久，一旦现身，立刻熠熠生辉。
先生一生生活朴素，淡泊名利。然而，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他兢兢业业，毫不懈怠；在对民主、法治、社会正义的追求上，他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苦难不曾夺其志，荣华未能动其心。 先生的这种精神在今日学界尤其显得珍贵。愿先生的精神永存！
（2003年5月8日）
出处:《谢怀栻先生纪念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