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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谢远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
江南的五月，淅淅沥沥的小雨不停地从阴沉的天空中落下，雨滴砸在地上，或碎成一朵水花，或激起一片涟漪。三号那一天，雨下得特别大，也是那一天，北京来电话说爷爷走了。当时，我是临近高考的高三学生，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我也为爷爷终于能够摆脱病魔的折磨而感到一丝安慰。几天之后，父亲叫我去看看悼念爷爷的网页，我心中升起了一点疑惑，对一个十年前就退休的老人有必要如此吗？
轻点鼠标，随着清脆的喀哒声，墨绿的卷轴在我的面前渐渐展开，随着那一排又一排滚动的字符跃入我的眼帘，我突然问自己：“这位在人们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就是我的爷爷吗？”
我对爷爷的记忆是从上学开始的。我在南方上学，每年能和爷爷在一起的时间仅有寒暑假，就在这短短的日子里我还要花大部分时间埋头苦赶自己的作业。在这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记忆片段中，我的爷爷是一个赋闲在家的老人。但是，与许多退休老人不同的是，他没有任何业余爱好，不打牌，不养花养鸟，不和其他人相约出去游玩，也不大与人聊天。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看书看报，或是动笔写作；他最活跃的时刻就是学生来拜访他的时候，只有那时才能听见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当然说的是什么我是不明白的。学生走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这就是我记忆中的爷爷，一个曾经被流放过的、退休了的、普普通通的前法学教员，我以为所有退休的法学教员都是这样的。
但是，爷爷去世之后的悼念文章在我面前展示了另一个我先前有所不知的爷爷：他受过最系统的法学教育；他是抗战胜利之后，登上台湾宝岛，接收台湾法院的几名官员之一；他亲笔签署了台湾回归祖国之后、台湾高等法院的第一份判决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毅然留在大陆，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却因直言贾祸，蒙冤二十余年。当阳光重回大地时，他仍旧坐了下来为中国的法学事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这一传奇的人生经历，爷爷从未对我说过哪怕仅仅一个字，他是认为不值得、不必要、还是不愿意，现在，我已无从知道。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个坐在那儿，静静地看着手中的书的退休老人。
现在，他走了，带着他全部的知识和无限的愿望，我所知的和所不知的，走了。我常想，如果他还在世，那么他会干些什么？大概他还会坐在那，静静地翻阅手中的书，继续做一个普通而又非凡的老人吧。
（2004年5月）
（二）
不知不觉，春天又到了，自那以后的第二个春天。此时此刻，江南又浸渍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之中，不过这样的春天我已是看不到的，因为在那之后又过了几个月，我就坐上了北去的火车，不知是命运还是别的什么，我来到了京城的北郊的军都山下，成了一名法科学生。进入了法的领域，也就渐渐进入了祖父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作为家人的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感受到的世界。自开学伊始祖父的名字就在我的耳畔回荡，从老师、同学的口中，从报刊、书籍的字里行间，这个名字被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当我听到或是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心中都会激起莫名的波澜，不知是感动、惭愧抑或是别的什么。对于我这样一名普通的法科学生来说，对于这个军都山下充满着跃动的活力与中国未来法学希望的集体的几万分之一来说，与我所有的同学一样，为着法律的精致而折服，为着考试的题目而发愁，为着法条的混乱而迷茫，为着中国制度的缺失而扼腕叹息的时候，心中也有一份别样的寄托与梦想。
祖父被尊敬着，被许许多多的人尊敬着，上至当代的法学大师，下至刚刚踏入法学圣地的芸芸学子，几乎每个人提起祖父时或多或少地都会带上些许敬仰的语气。但是这种敬仰究竟从何而来？祖父没有写过太多的书，他唯一的那本个人专著《票据法》早已在书店的书架上失去了踪影，至于他的那本法学文选，和其他法学大师们的文集比较起来也是那么的不引人注意。他不是乐于参加和发动学术论战的人，他也不是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以至在那些民商法教科书中鲜有提到他的名字，而在那几次著名的论战中也甚少看到他的身影。他没有多高的职位，听父亲说，祖父到最后也仅仅是个硕士生导师。在这个以文章的多寡、观点的新颖、职位的高低来衡量人的价值的年代，祖父究竟拥有什么？记得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高人之师，身正人之范。还记得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每一位正直的人都能够成为优秀法官。可能在法律人中，身正至少和学高同等重要吧。
真希望能有那么一天，我能够有资格恭恭敬敬地喊祖父一声：“谢老！”
（2005年5月）
出处:《谢怀栻先生纪念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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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谢远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
江南的五月，淅淅沥沥的小雨不停地从阴沉的天空中落下，雨滴砸在地上，或碎成一朵水花，或激起一片涟漪。三号那一天，雨下得特别大，也是那一天，北京来电话说爷爷走了。当时，我是临近高考的高三学生，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我也为爷爷终于能够摆脱病魔的折磨而感到一丝安慰。几天之后，父亲叫我去看看悼念爷爷的网页，我心中升起了一点疑惑，对一个十年前就退休的老人有必要如此吗？
轻点鼠标，随着清脆的喀哒声，墨绿的卷轴在我的面前渐渐展开，随着那一排又一排滚动的字符跃入我的眼帘，我突然问自己：“这位在人们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就是我的爷爷吗？”
我对爷爷的记忆是从上学开始的。我在南方上学，每年能和爷爷在一起的时间仅有寒暑假，就在这短短的日子里我还要花大部分时间埋头苦赶自己的作业。在这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记忆片段中，我的爷爷是一个赋闲在家的老人。但是，与许多退休老人不同的是，他没有任何业余爱好，不打牌，不养花养鸟，不和其他人相约出去游玩，也不大与人聊天。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看书看报，或是动笔写作；他最活跃的时刻就是学生来拜访他的时候，只有那时才能听见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当然说的是什么我是不明白的。学生走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这就是我记忆中的爷爷，一个曾经被流放过的、退休了的、普普通通的前法学教员，我以为所有退休的法学教员都是这样的。
但是，爷爷去世之后的悼念文章在我面前展示了另一个我先前有所不知的爷爷：他受过最系统的法学教育；他是抗战胜利之后，登上台湾宝岛，接收台湾法院的几名官员之一；他亲笔签署了台湾回归祖国之后、台湾高等法院的第一份判决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毅然留在大陆，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却因直言贾祸，蒙冤二十余年。当阳光重回大地时，他仍旧坐了下来为中国的法学事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这一传奇的人生经历，爷爷从未对我说过哪怕仅仅一个字，他是认为不值得、不必要、还是不愿意，现在，我已无从知道。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个坐在那儿，静静地看着手中的书的退休老人。
现在，他走了，带着他全部的知识和无限的愿望，我所知的和所不知的，走了。我常想，如果他还在世，那么他会干些什么？大概他还会坐在那，静静地翻阅手中的书，继续做一个普通而又非凡的老人吧。
（2004年5月）
（二）
不知不觉，春天又到了，自那以后的第二个春天。此时此刻，江南又浸渍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之中，不过这样的春天我已是看不到的，因为在那之后又过了几个月，我就坐上了北去的火车，不知是命运还是别的什么，我来到了京城的北郊的军都山下，成了一名法科学生。进入了法的领域，也就渐渐进入了祖父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作为家人的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感受到的世界。自开学伊始祖父的名字就在我的耳畔回荡，从老师、同学的口中，从报刊、书籍的字里行间，这个名字被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当我听到或是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心中都会激起莫名的波澜，不知是感动、惭愧抑或是别的什么。对于我这样一名普通的法科学生来说，对于这个军都山下充满着跃动的活力与中国未来法学希望的集体的几万分之一来说，与我所有的同学一样，为着法律的精致而折服，为着考试的题目而发愁，为着法条的混乱而迷茫，为着中国制度的缺失而扼腕叹息的时候，心中也有一份别样的寄托与梦想。
祖父被尊敬着，被许许多多的人尊敬着，上至当代的法学大师，下至刚刚踏入法学圣地的芸芸学子，几乎每个人提起祖父时或多或少地都会带上些许敬仰的语气。但是这种敬仰究竟从何而来？祖父没有写过太多的书，他唯一的那本个人专著《票据法》早已在书店的书架上失去了踪影，至于他的那本法学文选，和其他法学大师们的文集比较起来也是那么的不引人注意。他不是乐于参加和发动学术论战的人，他也不是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以至在那些民商法教科书中鲜有提到他的名字，而在那几次著名的论战中也甚少看到他的身影。他没有多高的职位，听父亲说，祖父到最后也仅仅是个硕士生导师。在这个以文章的多寡、观点的新颖、职位的高低来衡量人的价值的年代，祖父究竟拥有什么？记得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高人之师，身正人之范。还记得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每一位正直的人都能够成为优秀法官。可能在法律人中，身正至少和学高同等重要吧。
真希望能有那么一天，我能够有资格恭恭敬敬地喊祖父一声：“谢老！”
（2005年5月）
出处:《谢怀栻先生纪念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