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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
谢怀栻先生的法学学问，尤其在民法学上的造诣，如同陈寅恪在史学界，季羡林在国学界，他的为人风范似乎与他们也很相似，平淡而高尚，表面上平淡无奇，骨子里面透着高雅、高尚、高贵、真诚、真知。
谢怀栻先生，其貌不扬。我最初见到他是在1982年初。我那时在办理去法学所工作的手续。那天我去他所在的民法经济法室找位学者，推门一开，大大的房间里只见一位身材矮小、清瘦单薄的六十岁左右的平凡简朴的老人。他问我找谁，我说找某某。他答：今天是党员大会，都开会去了。说完淡淡地笑了笑。我料这老头儿可能是看门或者是打扫卫生的，后来才知他的名字叫谢怀栻。
谢怀栻先生衣着简朴无奇，简朴到过于简单。我头一次见到他时，他身着深灰色的中山装，脚踏一双布鞋。在后来我与他相交的二十多年里，见他始终如一，总是一身中山装，从未见他穿过西装，乃至时代进入两千年，他依然如故。要说与时俱进，好像中山装的料子好了点，鞋子也由布的换上了皮的，但颜色依旧，不是深灰色，就是藏蓝色。
谢怀栻先生的政治面貌平淡无奇，无党无派。过去曾是民盟成员，57年他带上右派帽子后，被开除。79年摘帽平反后，他也没有像别的右派一样重新进去，到死无党无派。我曾跟他开玩笑地说，在民盟升官快，你何不进去当一官半职，他淡淡地笑而不语。
谢怀栻先生无官无职，别说行政职务，连学员职务也没有。当今这学会那研究会，林林总总，会长副会长的官帽漫天飞舞，以他的学术贡献总该有一个才是，可是他没有。他不求这些，对这些不屑一顾。
谢怀栻先生的学术生涯似乎也很平淡，他一生从学，埋头书斋，以他的勤奋与学识，应有些大部头的宏篇巨作，起码也应当一当什么丛书或者什么专题研究的主编副主编，可是连这他也没有，似乎学术生涯也很平淡。但是，我们知道，他写一篇论文，就是一篇，绝对言之有物（关于他的学术成就，已有不少人论述，兹不赘言）。他与当今学术界的浓装艳抹、浮躁浅薄、动辄拿大部头吓人的风气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谢怀栻先生走得也很平淡、平静。他去世前，我去医院看他，他静静地躺在一间不大而简陋的病房里，他家人告诉我，这还是他女儿设法为他搞到的一点待遇。那天他已昏迷，我无法与他交流。他家人告诉我，两天前他还要家人打的把他送回家，要在家里平静地告别人间，而不求鲜花挽联、轰轰烈烈。
谢怀栻先生一生只以法学为业（除他被打成右派，送到新疆劳教，不许他以法学为业），心无旁骛，别无他求，身居斗室，终其一身，与法学同悲同喜。谢怀栻先生深知法学与政治瓜葛紧密，但他却表现得全然不知，较死理，求真知，只把法学当法学，当科学，当真理来追求，来研究。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57年他因坚持政策不能代替法律而获罪。79年平反后，仍然如故，他对法学界各种紧跟政治风向现象深恶痛绝，对各种左的思潮痛加鞭挞。他对台湾民法典的评价就是一例。这部法典是三十年代由国民政府主持制定，后来又为台湾继承沿用，故建国之前就被中共中央视为伪法统明令废止了。但谢怀栻先生始终坚持从历史的角度评价它的法学价值，认为这部法律不仅在中国，乃至在亚洲及整个世界都可算一部了不起的法典。他的评价有根有据、客观、科学，经得起历史检验，他的这种评价也逐步为人们接受。
谢怀栻先生不争权，也不争利，一生淡泊名利。他右派改正后来法学所时，屈居法学所食堂上边的一间小房很多年。80年代后期，法学所成立了分房小组，统一分配新建住房。我当时荣任分房小组成员。论理他应与其他人一样与分房委员打打招呼，况且他与我同在一研究室工作，平时与我无话不谈，但他就是不与我谈住房问题。
谢怀栻先生自己不争利，也反对别人拉关系，搞腐败，争不当之利。他不是法官，但他担任仲裁员。这个位置曾经是静水一方，但在90年代后腐败之风也吹皱了这潭静水，但谢怀栻先生保持了干净。有一次，我办一个仲裁案子，我建议当事人指定谢怀栻先生为仲裁员。经我介绍，当事人很认同，当即同意指定谢怀栻先生为仲裁员，同时要我与谢老打一下招呼，我说不可，谢老会不高兴。这位当事人便自己直接打电话给谢老，说要拜访他。谢老一口拒绝他说，你要来见我，就不要指定我为你案件的仲裁员；要指定我为仲裁员就不要来见我。可以肯定，若谢怀栻先生当上大法官，那一定是个清官。
谢怀栻先生学问大，但架子不大，可以说毫无架子。他从不趋炎附势，或装腔作势。与他相处、交谈，轻松愉快。我与他20多年的情谊，实属我生幸事。斯人驾鹤西去，不甚悲伤。今生还能再碰到谢老这样的学者吗？
（2004年6月）
出处:《谢怀栻先生纪念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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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
谢怀栻先生的法学学问，尤其在民法学上的造诣，如同陈寅恪在史学界，季羡林在国学界，他的为人风范似乎与他们也很相似，平淡而高尚，表面上平淡无奇，骨子里面透着高雅、高尚、高贵、真诚、真知。
谢怀栻先生，其貌不扬。我最初见到他是在1982年初。我那时在办理去法学所工作的手续。那天我去他所在的民法经济法室找位学者，推门一开，大大的房间里只见一位身材矮小、清瘦单薄的六十岁左右的平凡简朴的老人。他问我找谁，我说找某某。他答：今天是党员大会，都开会去了。说完淡淡地笑了笑。我料这老头儿可能是看门或者是打扫卫生的，后来才知他的名字叫谢怀栻。
谢怀栻先生衣着简朴无奇，简朴到过于简单。我头一次见到他时，他身着深灰色的中山装，脚踏一双布鞋。在后来我与他相交的二十多年里，见他始终如一，总是一身中山装，从未见他穿过西装，乃至时代进入两千年，他依然如故。要说与时俱进，好像中山装的料子好了点，鞋子也由布的换上了皮的，但颜色依旧，不是深灰色，就是藏蓝色。
谢怀栻先生的政治面貌平淡无奇，无党无派。过去曾是民盟成员，57年他带上右派帽子后，被开除。79年摘帽平反后，他也没有像别的右派一样重新进去，到死无党无派。我曾跟他开玩笑地说，在民盟升官快，你何不进去当一官半职，他淡淡地笑而不语。
谢怀栻先生无官无职，别说行政职务，连学员职务也没有。当今这学会那研究会，林林总总，会长副会长的官帽漫天飞舞，以他的学术贡献总该有一个才是，可是他没有。他不求这些，对这些不屑一顾。
谢怀栻先生的学术生涯似乎也很平淡，他一生从学，埋头书斋，以他的勤奋与学识，应有些大部头的宏篇巨作，起码也应当一当什么丛书或者什么专题研究的主编副主编，可是连这他也没有，似乎学术生涯也很平淡。但是，我们知道，他写一篇论文，就是一篇，绝对言之有物（关于他的学术成就，已有不少人论述，兹不赘言）。他与当今学术界的浓装艳抹、浮躁浅薄、动辄拿大部头吓人的风气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谢怀栻先生走得也很平淡、平静。他去世前，我去医院看他，他静静地躺在一间不大而简陋的病房里，他家人告诉我，这还是他女儿设法为他搞到的一点待遇。那天他已昏迷，我无法与他交流。他家人告诉我，两天前他还要家人打的把他送回家，要在家里平静地告别人间，而不求鲜花挽联、轰轰烈烈。
谢怀栻先生一生只以法学为业（除他被打成右派，送到新疆劳教，不许他以法学为业），心无旁骛，别无他求，身居斗室，终其一身，与法学同悲同喜。谢怀栻先生深知法学与政治瓜葛紧密，但他却表现得全然不知，较死理，求真知，只把法学当法学，当科学，当真理来追求，来研究。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57年他因坚持政策不能代替法律而获罪。79年平反后，仍然如故，他对法学界各种紧跟政治风向现象深恶痛绝，对各种左的思潮痛加鞭挞。他对台湾民法典的评价就是一例。这部法典是三十年代由国民政府主持制定，后来又为台湾继承沿用，故建国之前就被中共中央视为伪法统明令废止了。但谢怀栻先生始终坚持从历史的角度评价它的法学价值，认为这部法律不仅在中国，乃至在亚洲及整个世界都可算一部了不起的法典。他的评价有根有据、客观、科学，经得起历史检验，他的这种评价也逐步为人们接受。
谢怀栻先生不争权，也不争利，一生淡泊名利。他右派改正后来法学所时，屈居法学所食堂上边的一间小房很多年。80年代后期，法学所成立了分房小组，统一分配新建住房。我当时荣任分房小组成员。论理他应与其他人一样与分房委员打打招呼，况且他与我同在一研究室工作，平时与我无话不谈，但他就是不与我谈住房问题。
谢怀栻先生自己不争利，也反对别人拉关系，搞腐败，争不当之利。他不是法官，但他担任仲裁员。这个位置曾经是静水一方，但在90年代后腐败之风也吹皱了这潭静水，但谢怀栻先生保持了干净。有一次，我办一个仲裁案子，我建议当事人指定谢怀栻先生为仲裁员。经我介绍，当事人很认同，当即同意指定谢怀栻先生为仲裁员，同时要我与谢老打一下招呼，我说不可，谢老会不高兴。这位当事人便自己直接打电话给谢老，说要拜访他。谢老一口拒绝他说，你要来见我，就不要指定我为你案件的仲裁员；要指定我为仲裁员就不要来见我。可以肯定，若谢怀栻先生当上大法官，那一定是个清官。
谢怀栻先生学问大，但架子不大，可以说毫无架子。他从不趋炎附势，或装腔作势。与他相处、交谈，轻松愉快。我与他20多年的情谊，实属我生幸事。斯人驾鹤西去，不甚悲伤。今生还能再碰到谢老这样的学者吗？
（2004年6月）
出处:《谢怀栻先生纪念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