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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宁红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赠与人的撤销权是我国合同法赠与合同章所确立的主要制度。对此权利，较无疑义的是：无论是任意撤销权还是法定撤销权都是缓和赠与合同拘束力的措施；此权利的存在，使得受赠人所享有的债权效力的强度较为薄弱。然而，由于该制度是研究未臻深入时仓促立法的产物，关于其的理论研究还存在着若干盲点：撤销权的名称能否妥当的涵盖立法所规定的内容？该制度在民法的撤销权体系中居于何种地位？其与可撤销合同中表意人所享有的撤销权、保全债权人所享有的撤销权以及在建立了无店铺贩卖制度的立法中买受人所享有的取消交易的权利等有否差别？被定性为形成权的赠与人撤销权还具有何种更为明确的性质？它与赠与合同的性质有否关联？等等，此类问题，在理论上涉及到我国民法制度体系的和谐与赠与合同的准确定性，在实践中影响着赠与合同制度的解释适用，均有深入探讨的价值。一、赠与人的撤销权与民法的撤销权体系撤销权是影响民法上各种法律关系或契约上效力变动的原因之一，在性质上属于消极的形成权。根据传统民法理论，作为撤销权行使行为的撤销可区分为法律行为之撤销与非法律行为之撤销两个基本类型，而法律行为之撤销又可分为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撤销与意思表示无瑕疵的撤销。所谓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撤销，是指行为人所为的法律行为中所含的意思表示在作成时即具有瑕疵，表意人因此等瑕疵而撤销其意思表示使得法律行为原则上溯及既往的失去效力，如表意人撤销因受欺诈、胁迫或危难被乘而作出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无瑕疵的撤销，则是指行为人所为的法律行为中所含的意思表示在作成时并无瑕疵，而是因其他因素而撤销其意思表示，使得法律行为溯及的失去效力，如法定代理人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有不胜任营业的情形时撤销其所作的营业允许， 债权人为保全其债权而撤销债务人与第三人所实施的不当财产处分行为，行为人撤销其对第三人以其为被保险人所投保的死亡保险合同所作的同意， 婚姻当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撤销违反法定最低婚龄的婚姻等， 非法律行为之撤销是指撤销权人所撤销对象不是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的情形，如法院撤销其所作的禁治产宣告，主管机关于法人违反设立许可的条件时撤销其所作的许可等。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撤销，是撤销的主要情形与常态，一般所说的撤销就是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撤销。而其他种类的撤销，包括意思表示无瑕疵的撤销与非法律行为的撤销，则属于极少数的特别情况，不是撤销的常态。因此，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撤销也被称为狭义的撤销，而其与意思表示无瑕疵的撤销以及非法律行为的撤销则被称为广义的撤销。对于赠与人享有的撤销权而言，无论是任意撤销权还是法定撤销权，都是以当事人所作出的赠与的意思表示为对象的，而由民法关于这两种权利的内容观之，其所撤销的赠与人的意思表示都是没有瑕疵的。或许有学者认为，赠与人贸然应允向受赠人为赠与，是其思虑不周所致，因此其意思表示是有瑕疵的。这一观点固有其道理，但此种“瑕疵”并不是在欺诈、错误等意思表示瑕疵意义上所使用的瑕疵，即两者并非同一意义。因此，赠与人的撤销权属于意思表示无瑕疵的撤销的范畴，也就是说，在民法的撤销权体系中，其属于例外与异态。换言之，如果采纳狭义的撤销的概念，则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赠与人的“撤销权”根本就不属于这一概念体系的范畴。由于撤销存在着取消“有瑕疵的意思表示”与取消“无瑕疵的意思表示”之分，为了凸显这两种类型的差异，传统民法理论常常用不同的术语来加以指称：撤销是指利害关系人依法律之规定，使有疵累之法律行为效力归于消灭；而撤回则是指因特种事实之发生，法律准许利害关系人收回其所作之无疵累之法律行为。我认为，这种区分撤销与撤回的观点是合理的，因为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差距，即使不予区分，将两者均纳入广义的撤销的范围，也要在其中区分出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撤销与意思表示无瑕疵的撤销。据此，所谓“赠与之撤销”实际上应是“赠与之撤回”，赠与人的“撤销权”实际上是赠与人的“撤回权。”在德国民法上，赠与人所享有的收回赠与意思表示的权利即被称为撤回权，在日本，当事人取消非依书面所作成的赠与的行为，被称为撤回。 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学者明确的将赠与人于赠与物权利移转前所享有的取消其所作出的赠与意思表示的权利称为撤回权。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所谓赠与人的撤销权实际上应被界定为赠与人的撤回权，无论是任意撤销权还是法定撤销权皆然。（有关民法的撤销权体系可参见下表） {非法律行为之撤销 { { {瑕疵意思表示之撤销（狭义撤销）54、55条（广义）撤销{ { {法律行为之撤销{ {撤销诉权74、75条 { {无瑕疵意思表示之撤销{ {任意撤回186条 { { （实为撤回） {赠与撤回{ { {法定撤回192－194条 {以上数字均为我国《合同法》的法条二、赠与人撤回权的性质界定毫无疑问，赠与人的撤回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不过，由于形成权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包含解除权、意思表示瑕疵人的撤销权、保全债权人的撤销诉权等各种具体的形成权类型，因此，准确认定赠与人的撤回权在性质上属于或类似于这一范围中的哪一种具体的形成权即有必要。我认为，作出此种区分的重要意义之一即在于，这一界定可以确定赠与人行使任意撤回权造成受赠人信赖利益损失时的责任的性质。因为若任意撤回权与意思表示有瑕疵的表意人享有的撤销权相同，则可能发生缔约过失责任；反之，若其与之不同而具有另外的性质，如与解除权相似甚或相同，则可能产生违约责任。事实上，在后文的论述中，我主张，赠与人行使任意撤回权时造成受赠人信赖利益损失的请求权基础为违约责任，而不是缔约过失责任。立法之所以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回权，其主要的原因在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在有偿合同中，各主体地位具有互换性且主体间相互支付对价，法律只需赋予各个主体基于其自由意思形成的合意以拘束力即可实现主体的利益平衡。而在无偿合同中，仅一方当事人即利益出让方负给付义务，不符合交易公平，不符合正义，亦不符合人性。因此，法律对有偿合同和无偿合同的规制不能不存在差异。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无对价而支付利益，受赠人不负担任何对待给付义务即可获得利益，双方地位严重违反均衡正义。因此，法律应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优遇赠与人，维护其利益从而使赠与人与受赠人之利益趋于平衡。任意撤回权与法定撤回权就是立法为优遇赠与人而创设的诸多制度中的两项措施。 一般认为，任意撤回权是指在赠与合同成立后赠与财产的权利移转前，赠与人基于其意思而撤回赠与的权利。该撤回权之所以有“任意”之名，其原因在于对于非经公证之赠与以及非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而言，在赠与物权利移转前，赠与人无须任何理由，即可撤回。 因此，所谓任意撤回权实际上是在赠与合同业已经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成立以后，允许赠与人后悔，即在一定条件下收回其意思表示，可以说，建基于无偿与轻率保护基础上的任意撤回权实际上就是允许赠与人“说了再吞回去。”由于任意撤回权的此种特性，使得其与无店铺贩卖制度中买受人所享有的解除权较为类似。 基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需要，世界上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中规定了邮购买卖与访问买卖等无店铺贩卖制度，在这些制度中，消费者被赋予的一项核心权利就是解除权。如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第一项规定：“邮购买卖与访问买卖的消费者，对所收受之商品不愿买受时，得于收受商品后七日内，退回商品或以书面通知企业经营者解除买卖契约，无须说明理由及负担任何费用或价款。”此种解除权的实质就是基于邮购买卖与访问买卖等行销方式的特殊性而赋予消费者的毁约权或者说后悔权。我认为，虽然这两类权利在确权的基础上有所差异，一为基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一为在有偿合同中基于消费者在新的行销方式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但它们均具有任意毁约的意义，都是当事人在合同生效后所享有的一种后悔权。正是在合同已生效后基于当事人的意思提前消灭合同的效力的意义上，任意撤回权与解除权具有类似性。而对于赠与人的法定撤回权来说，立法在受赠人有忘恩背义、不履行附负担赠与中所附义务等行为时赋予赠与人以撤回权，使其得以提前消灭已生效的赠与合同的效力，在这个意义上，赠与人的法定撤回权在性质上也类似于解除权。 赠与人的撤回权与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不同，后一种撤销权是指当事人在其为意思表示时受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或危难被乘而享有的权利；而赠与人的撤回权与赠与人的意思表示瑕疵无涉。这两种权利各有其不同的适用要件，当案件事实该当这两类权利各自的条件时，赠与人即可行使相应的权利。如赠与人赠与的意思表示是受受赠人的欺诈所致，则赠与人享有撤销权，得撤销其意思表示，这与赠与人的撤回权无关。赠与人的撤回权与保全债权人的撤销诉权也不相同。后者是债权人的债务人实施的不当财产处分行为害及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为保全其债权所享有请求取消债务人与第三人所实施的处分行为的权利，而赠与人的撤回权则是赠与人提前消灭其自身所作出的赠与意思表示的权利。三、赠与人的任意撤回权与赠与合同的性质在一般情况下，合同依法成立以后，债务人即负有给付义务，相应的，债权人享有给付请求权。除非有法定解除事由存在，债务人不得违反其所负有的给付义务，取消业已存续的合同关系。若如此，则债权的请求力、强制实现力必将大打折扣。 但对赠与合同而言，由于其具有无偿性，赠与人无对价而支付利益，受赠人不负担任何对待给付义务即可获得利益，双方地位严重违反均衡正义，因此，法律应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优遇赠与人，维护其利益从而使赠与人与受赠人之利益趋于平衡，立法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就是这些优遇赠与人的措施中的一种。由于立法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回权，这就使得赠与人可以在赠与物的权利移转前撤回业已成立的赠与合同，从而不受业已生效的赠与合同拘束，也就是说，任意撤回权之意旨实际上是通过缓和赠与合同的约束力来实践优遇赠与人的目的，最终获致公平正义。因此，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秀雄所言，已生效力之赠与契约，未交付赠与物前，赠与人得撤销其赠与，此乃因赠与之无偿性或非交易性之本质所生法的拘束力之否定结果。对于任意撤回权，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与各国立法普遍设置法定撤回权不同，在我见闻所及范围之内，仅有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我国大陆设有任意撤回权制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根源在于任意撤回权是与赠与合同的性质联系在一起的，详言之，任意撤销权是与赠与合同的诺成性相关的，只有在赠与合同采诺成性的法制下，才存在任意撤回权制度。因为，在合同能否因当事人的合意而成立的问题上，赠与合同只能在诺成性与实践性上作出选择，即或为诺成合同，或为实践合同。若赠与为实践合同，则在赠与物权利移转前，因合同根本未成立，赠与合同的法律效力根本未发生，赠与人不负有给付义务为不言而喻之理，实践性的赠与合同在赠与物权利未移转以前不成立的事实已足以保护赠与人的利益，根本无须画蛇添足般的赋予其所谓的任意撤回权，若强要如此，则任意撤回权也是失其客体、失其意义，没有任何价值。 这也正是在赠与合同的性质上采要物性或要式性的民法中不设任意撤回权的原因之所在。而在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时，虽然赠与合同经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即可成立，但如果立法同时也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回权，则在赠与物权利移转以前，即在动产交付以前、不动产办理登记以前，赠与人可以任意撤回（即予以反悔），使赠与合同的效力溯及既往地归于消灭，从而不受赠与合同的约束，这样，优遇赠与人从而实现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的价值判断即可实践。因此，可以这样说，任意撤回权完全是立法在将赠与确认为诺成合同后鉴于赠与的无偿性为保护赠与人利益而专门创设的制度，是旨在弥补诺成性的赠与合同对赠与人要求过苛而设计的救济性手段。这就说明，只有在赠与合同具有诺成性的前提下，鉴于赠与合同的单务无偿性赋予赠与人以不履行赠与合同所定义务为内容的撤回权才有必要，任意撤回制度才有存在的意义。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即认为，赠与之撤回以赠与合同完全成立即生效为前提，正是在任意撤回权的行使以合同的有效为前提及其行使将导致赠与合同效力消灭的角度上，我国有学者认为，赠与人的任意撤回权在意义上相当于合同的解除权。这也是只有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我国大陆这三个对赠与合同采诺成性国家和地区的民法才设立了任意撤回权制度的原因之所在。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在厘清赠与合同的性质时，必须将之与任意撤回权制度联系起来，否则，就难以获致正确的结论。由此可见，我国法上的赠与合同在性质上属于诺成合同。对经过公证之赠与及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而言，其与一般的诺成合同在效力上固无区别，而对非经公证之赠与以及非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而言，在未撤回前，其与一般债权亦并无不同，受赠人仍享有请求权，得请求赠与人履行其给付义务。不过，必须承认的是，此类合同，“由于赠与人的撤销权存在，其效力相当薄弱，与通称之自然债务，颇为相似。”四、赠与人任意撤回权的行使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并结合上文的分析不难推知，赠与人行使任意撤回权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赠与合同已依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合意而成立。这一要件是任意撤回权必须以赠与合同被确认为诺成合同为前提的必然要求。第二、赠与物权利尚未移转， 即对动产而言，赠与人尚未交付该动产；对不动产而言，赠与人尚未办理移转登记。在不动产业已交付，但未办理移转登记的情形，由于赠与物权利尚未移转，赠与人仍可撤回。第三、必须是非经公证之赠与以及非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所谓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是指赠与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所谓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是指赠与的目的是为了履行道德上的义务， 如对于无法定抚养义务的亲属，因抚养而为之赠与；生父对于未经认领的非婚生子女生活费之赠与等。限制这两种性质赠与任意撤回的目的在于倡导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风尚或维护社会道德观念。此外，法律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不得撤回，其主要的原因在于赠与人对赠与已作过深思熟虑，并非贸然应允，故应使其受其意思表示的拘束，并且公证是由国家机关所实施的，具有权威性与较强的证明力，不应由当事人随意否认其效力。对于是否只有未经公证的赠与才能撤回，即只有经过公证的赠与才不能撤回的问题，各国或各地区立法并不一致，《日本民法》第550条规定，“不依书面所为赠与，各当事人得撤销之，但已履行部分不在此限”。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408条本来规定，“于书面之赠与，或为履行道德上义务而为赠与者，不适用之”，但后来修正为“于经公证之赠与，或为履行道德上义务而为赠与者，不适用之”，即无论是日本还是债法修正前我国台湾地区，均否认书面赠与的可撤回性。而台湾地区修正后的债法，将不可撤回的对象由书面赠与改为公证赠与，也就是说，根据其现行规定，即使赠与采用书面行使，赠与人也可以予以撤回，惟有当赠与采用比书面形式要求更高的公证形式时，赠与人才不得行使撤回权。这一体现了弱化赠与合同效力的价值判断的立法修正得到了学者的认同，如谢哲胜先生即认为，因无偿契约不符合均衡正义，在义务人未履行前，效力愈弱愈好，对于书面赠与亦得撤销的结果，自是乐观其成。我国立法关于只要是未经过公证的赠与，即便是采用了书面形式，赠与人都可撤回的规定显然是继受我国台湾地区债法的结果。虽然立法作出了将赠与确定为诺成合同的选择，但由于任意撤回权的存在，使得受赠人取得赠与物完全依赖于赠与人的主动履行，其结果与实践合同的效力极为相似，有准要物行为之观。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虽然赋予债务人以任意撤回权与直接将赠与规定为实践合同的做法殊途同归，同样具有使赠与人任意毁约的意义，但这两种立法例在适用上还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在规定为实践合同的情形，在赠与物权利移转前，因赠与合同尚未生效，受赠人无法为任何请求，亦无任何权利可供主张，而赠与人只要不履行债务即可达到毁约的目的，不必对受赠人的履行请求有任何回应，其沉默无违反诚信原则或被拟制为一定内容之意思表示的疑虑。而在赋予赠与人任意撤回权的情形，因涉及形成权之行使，不免有其权利之行使是否违反诚信原则，以及该撤回权是否与一般形成权一样，可由相对人催告或请求其行使，而于撤回权人不予催告或请求而有所表示时，解释为撤回权消灭的问题。 这就说明，与立法将赠与规定为实践合同从而使得赠与人可以任意毁约相比，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回权实际上也课以不欲履行的赠与人额外的作为义务，为其增添许多困扰。就撤回权的行使而言，由于撤回权为形成权，撤回为有相对人的单独行为，因此，赠与人撤回的意思表示到达受赠人即可发生撤回的效力。并且此项撤回权，于赠与物权利移转前均得为之，解释上不因除斥期间届至而消灭，也无消灭时效的适用。五、任意撤回权行使之际赠与人的可能责任撤回权的行使，产生使赠与行为溯及既往的归于无效，即自始无效的后果。对此，在通说采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我国大陆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不过，在此需要探讨的是，当赠与合同成立后，受赠人势必会为受领赠与物进行准备，当赠与人行使撤回权时，受赠人为接受赠与而付出的经济上的花费可能因赠与人的不履约行为而落空，从而会遭受损失。此时，受赠人可否请求损害赔偿？如果赠与人应承担责任，则受赠人可寻求何种请求权基础？如甲与乙订立书面合同，向乙赠与半旧之桑塔纳轿车一辆，乙订约后即开始修建车库，不久甲撤回赠与。甲应否赔偿乙因信其赠与能得到履行所支出的费用？对于这一问题，确立赠与之任意撤回制度的国家，包括我国合同法在内，均未做出规定。我国有学者认为，赠与人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不过，我认为，如果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此际甲显然应负缔约过失责任。但在将赠与确认为诺成合同的法制下，因缔约阶段已结束，赠与合同已依法成立，自无发生缔约过失责任的可能性。那么，赠与人究竟要不要承担责任呢？从赠与人的角度而言，由于任意撤回权系法定，赠与人依法律规定的条件行使任意撤回权即为符合法律要求之权利行使，可以排除违法性，并且，由于赠与人任意撤回权的存在，赠与合同的效力极为薄弱，受赠人也不应对获得赠与物报有太大的期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赠与人似乎不应承担责任。然而，从受赠人的角度而言，由于赠与人作出了赠与的意思表示，受赠人确实是基于对该意思表示的信赖才作出接受赠与的准备从而支付了代价，在赠与人撤回赠与合同时，若不使赠与人承担责任，则受赠人势必因赠与人的出尔反尔白白遭受损失，这不仅有违公平正义的基本法律价值判断，而且也会助长赠与人信口开河、言而无信的风气。不仅如此，在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的场合，当受赠人因赠与人的反悔而遭受信赖利益损失时，赠与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赠与人不得以合同未生效受赠人信赖其赠与的意思表示是自己过于轻信为由进行抗辩；而在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的情形下，受赠人同样是因信赖赠与人的意思表示而支出费用遭受损失，则没有不使赠与人承担责任的道理。虽然人类社会的法律规则是多种多样的，但在其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上总有某种共同的内容，可以说，维护诚信、保障公平，这是各种法律制度应当恒古不变的追求，它不应因制度设计的不同而受影响，因此，虽然具体的规则可以不同，但价值判断应予一致，也就是说，不同的制度就其获致的终极目标而言应是殊路同归的。这就意味着赠与人应承担责任。因此，在我国关于赠与合同的性质采诺成性的法制下，赠与人虽不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却不得对受赠人所受之信赖利益损失免于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受赠人之利益不应因赠与合同性质的不同而受影响。对此，我国有学者已相当正确的指出，赠与人撤销合同将给将给受赠人造成损失，显然不符合诚信原则，有悖于立法之规范意图。为此，需要对第186条第一款作目的性限缩之解释，即应对撤销权行使的效力加以限制，此时赠与人原则上虽亦可以行使撤销权，但此权利之行使不能完全排除其责任，对因行使撤销权给受赠人造成的损失，赠与人仍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任意撤回权行使的法定性只是意味着赠与人可以不再履行移转赠与物权利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不对受赠人因其行为所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注释:
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98.
梅仲协.民法要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64.
[日]四宫和夫.日本民法总则[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52.
邱聪智.债法各论（上册）[M].台北:1994,244,230,231.
杜景林、卢嵁译.德国民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12.
林秀雄.死因赠与之撤回[J].月旦法学杂志（16）.
谢哲胜.赠与的生效要件[J].台湾法研究参考资料.1999（8）.
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J].中外法学.2001（1）.
陈小君、易军.论我国合同法上赠与合同的性质[J].法商研究.2001（1）.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八）[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85.
唐明.试论赠与合同的立法及司法实践[J].中国法学.1999（5）.
史尚宽.债法各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22.
王德山.论赠与人的责任[J].政法论坛.2000（5）.
出处:本文发表于《暨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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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宁红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赠与人的撤销权是我国合同法赠与合同章所确立的主要制度。对此权利，较无疑义的是：无论是任意撤销权还是法定撤销权都是缓和赠与合同拘束力的措施；此权利的存在，使得受赠人所享有的债权效力的强度较为薄弱。然而，由于该制度是研究未臻深入时仓促立法的产物，关于其的理论研究还存在着若干盲点：撤销权的名称能否妥当的涵盖立法所规定的内容？该制度在民法的撤销权体系中居于何种地位？其与可撤销合同中表意人所享有的撤销权、保全债权人所享有的撤销权以及在建立了无店铺贩卖制度的立法中买受人所享有的取消交易的权利等有否差别？被定性为形成权的赠与人撤销权还具有何种更为明确的性质？它与赠与合同的性质有否关联？等等，此类问题，在理论上涉及到我国民法制度体系的和谐与赠与合同的准确定性，在实践中影响着赠与合同制度的解释适用，均有深入探讨的价值。一、赠与人的撤销权与民法的撤销权体系撤销权是影响民法上各种法律关系或契约上效力变动的原因之一，在性质上属于消极的形成权。根据传统民法理论，作为撤销权行使行为的撤销可区分为法律行为之撤销与非法律行为之撤销两个基本类型，而法律行为之撤销又可分为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撤销与意思表示无瑕疵的撤销。所谓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撤销，是指行为人所为的法律行为中所含的意思表示在作成时即具有瑕疵，表意人因此等瑕疵而撤销其意思表示使得法律行为原则上溯及既往的失去效力，如表意人撤销因受欺诈、胁迫或危难被乘而作出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无瑕疵的撤销，则是指行为人所为的法律行为中所含的意思表示在作成时并无瑕疵，而是因其他因素而撤销其意思表示，使得法律行为溯及的失去效力，如法定代理人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有不胜任营业的情形时撤销其所作的营业允许， 债权人为保全其债权而撤销债务人与第三人所实施的不当财产处分行为，行为人撤销其对第三人以其为被保险人所投保的死亡保险合同所作的同意， 婚姻当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撤销违反法定最低婚龄的婚姻等， 非法律行为之撤销是指撤销权人所撤销对象不是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的情形，如法院撤销其所作的禁治产宣告，主管机关于法人违反设立许可的条件时撤销其所作的许可等。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撤销，是撤销的主要情形与常态，一般所说的撤销就是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撤销。而其他种类的撤销，包括意思表示无瑕疵的撤销与非法律行为的撤销，则属于极少数的特别情况，不是撤销的常态。因此，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撤销也被称为狭义的撤销，而其与意思表示无瑕疵的撤销以及非法律行为的撤销则被称为广义的撤销。对于赠与人享有的撤销权而言，无论是任意撤销权还是法定撤销权，都是以当事人所作出的赠与的意思表示为对象的，而由民法关于这两种权利的内容观之，其所撤销的赠与人的意思表示都是没有瑕疵的。或许有学者认为，赠与人贸然应允向受赠人为赠与，是其思虑不周所致，因此其意思表示是有瑕疵的。这一观点固有其道理，但此种“瑕疵”并不是在欺诈、错误等意思表示瑕疵意义上所使用的瑕疵，即两者并非同一意义。因此，赠与人的撤销权属于意思表示无瑕疵的撤销的范畴，也就是说，在民法的撤销权体系中，其属于例外与异态。换言之，如果采纳狭义的撤销的概念，则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赠与人的“撤销权”根本就不属于这一概念体系的范畴。由于撤销存在着取消“有瑕疵的意思表示”与取消“无瑕疵的意思表示”之分，为了凸显这两种类型的差异，传统民法理论常常用不同的术语来加以指称：撤销是指利害关系人依法律之规定，使有疵累之法律行为效力归于消灭；而撤回则是指因特种事实之发生，法律准许利害关系人收回其所作之无疵累之法律行为。我认为，这种区分撤销与撤回的观点是合理的，因为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差距，即使不予区分，将两者均纳入广义的撤销的范围，也要在其中区分出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撤销与意思表示无瑕疵的撤销。据此，所谓“赠与之撤销”实际上应是“赠与之撤回”，赠与人的“撤销权”实际上是赠与人的“撤回权。”在德国民法上，赠与人所享有的收回赠与意思表示的权利即被称为撤回权，在日本，当事人取消非依书面所作成的赠与的行为，被称为撤回。 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学者明确的将赠与人于赠与物权利移转前所享有的取消其所作出的赠与意思表示的权利称为撤回权。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所谓赠与人的撤销权实际上应被界定为赠与人的撤回权，无论是任意撤销权还是法定撤销权皆然。（有关民法的撤销权体系可参见下表） {非法律行为之撤销 { { {瑕疵意思表示之撤销（狭义撤销）54、55条（广义）撤销{ { {法律行为之撤销{ {撤销诉权74、75条 { {无瑕疵意思表示之撤销{ {任意撤回186条 { { （实为撤回） {赠与撤回{ { {法定撤回192－194条 {以上数字均为我国《合同法》的法条二、赠与人撤回权的性质界定毫无疑问，赠与人的撤回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不过，由于形成权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包含解除权、意思表示瑕疵人的撤销权、保全债权人的撤销诉权等各种具体的形成权类型，因此，准确认定赠与人的撤回权在性质上属于或类似于这一范围中的哪一种具体的形成权即有必要。我认为，作出此种区分的重要意义之一即在于，这一界定可以确定赠与人行使任意撤回权造成受赠人信赖利益损失时的责任的性质。因为若任意撤回权与意思表示有瑕疵的表意人享有的撤销权相同，则可能发生缔约过失责任；反之，若其与之不同而具有另外的性质，如与解除权相似甚或相同，则可能产生违约责任。事实上，在后文的论述中，我主张，赠与人行使任意撤回权时造成受赠人信赖利益损失的请求权基础为违约责任，而不是缔约过失责任。立法之所以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回权，其主要的原因在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在有偿合同中，各主体地位具有互换性且主体间相互支付对价，法律只需赋予各个主体基于其自由意思形成的合意以拘束力即可实现主体的利益平衡。而在无偿合同中，仅一方当事人即利益出让方负给付义务，不符合交易公平，不符合正义，亦不符合人性。因此，法律对有偿合同和无偿合同的规制不能不存在差异。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无对价而支付利益，受赠人不负担任何对待给付义务即可获得利益，双方地位严重违反均衡正义。因此，法律应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优遇赠与人，维护其利益从而使赠与人与受赠人之利益趋于平衡。任意撤回权与法定撤回权就是立法为优遇赠与人而创设的诸多制度中的两项措施。 一般认为，任意撤回权是指在赠与合同成立后赠与财产的权利移转前，赠与人基于其意思而撤回赠与的权利。该撤回权之所以有“任意”之名，其原因在于对于非经公证之赠与以及非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而言，在赠与物权利移转前，赠与人无须任何理由，即可撤回。 因此，所谓任意撤回权实际上是在赠与合同业已经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成立以后，允许赠与人后悔，即在一定条件下收回其意思表示，可以说，建基于无偿与轻率保护基础上的任意撤回权实际上就是允许赠与人“说了再吞回去。”由于任意撤回权的此种特性，使得其与无店铺贩卖制度中买受人所享有的解除权较为类似。 基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需要，世界上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中规定了邮购买卖与访问买卖等无店铺贩卖制度，在这些制度中，消费者被赋予的一项核心权利就是解除权。如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第一项规定：“邮购买卖与访问买卖的消费者，对所收受之商品不愿买受时，得于收受商品后七日内，退回商品或以书面通知企业经营者解除买卖契约，无须说明理由及负担任何费用或价款。”此种解除权的实质就是基于邮购买卖与访问买卖等行销方式的特殊性而赋予消费者的毁约权或者说后悔权。我认为，虽然这两类权利在确权的基础上有所差异，一为基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一为在有偿合同中基于消费者在新的行销方式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但它们均具有任意毁约的意义，都是当事人在合同生效后所享有的一种后悔权。正是在合同已生效后基于当事人的意思提前消灭合同的效力的意义上，任意撤回权与解除权具有类似性。而对于赠与人的法定撤回权来说，立法在受赠人有忘恩背义、不履行附负担赠与中所附义务等行为时赋予赠与人以撤回权，使其得以提前消灭已生效的赠与合同的效力，在这个意义上，赠与人的法定撤回权在性质上也类似于解除权。 赠与人的撤回权与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不同，后一种撤销权是指当事人在其为意思表示时受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或危难被乘而享有的权利；而赠与人的撤回权与赠与人的意思表示瑕疵无涉。这两种权利各有其不同的适用要件，当案件事实该当这两类权利各自的条件时，赠与人即可行使相应的权利。如赠与人赠与的意思表示是受受赠人的欺诈所致，则赠与人享有撤销权，得撤销其意思表示，这与赠与人的撤回权无关。赠与人的撤回权与保全债权人的撤销诉权也不相同。后者是债权人的债务人实施的不当财产处分行为害及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为保全其债权所享有请求取消债务人与第三人所实施的处分行为的权利，而赠与人的撤回权则是赠与人提前消灭其自身所作出的赠与意思表示的权利。三、赠与人的任意撤回权与赠与合同的性质在一般情况下，合同依法成立以后，债务人即负有给付义务，相应的，债权人享有给付请求权。除非有法定解除事由存在，债务人不得违反其所负有的给付义务，取消业已存续的合同关系。若如此，则债权的请求力、强制实现力必将大打折扣。 但对赠与合同而言，由于其具有无偿性，赠与人无对价而支付利益，受赠人不负担任何对待给付义务即可获得利益，双方地位严重违反均衡正义，因此，法律应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优遇赠与人，维护其利益从而使赠与人与受赠人之利益趋于平衡，立法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就是这些优遇赠与人的措施中的一种。由于立法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回权，这就使得赠与人可以在赠与物的权利移转前撤回业已成立的赠与合同，从而不受业已生效的赠与合同拘束，也就是说，任意撤回权之意旨实际上是通过缓和赠与合同的约束力来实践优遇赠与人的目的，最终获致公平正义。因此，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秀雄所言，已生效力之赠与契约，未交付赠与物前，赠与人得撤销其赠与，此乃因赠与之无偿性或非交易性之本质所生法的拘束力之否定结果。对于任意撤回权，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与各国立法普遍设置法定撤回权不同，在我见闻所及范围之内，仅有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我国大陆设有任意撤回权制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根源在于任意撤回权是与赠与合同的性质联系在一起的，详言之，任意撤销权是与赠与合同的诺成性相关的，只有在赠与合同采诺成性的法制下，才存在任意撤回权制度。因为，在合同能否因当事人的合意而成立的问题上，赠与合同只能在诺成性与实践性上作出选择，即或为诺成合同，或为实践合同。若赠与为实践合同，则在赠与物权利移转前，因合同根本未成立，赠与合同的法律效力根本未发生，赠与人不负有给付义务为不言而喻之理，实践性的赠与合同在赠与物权利未移转以前不成立的事实已足以保护赠与人的利益，根本无须画蛇添足般的赋予其所谓的任意撤回权，若强要如此，则任意撤回权也是失其客体、失其意义，没有任何价值。 这也正是在赠与合同的性质上采要物性或要式性的民法中不设任意撤回权的原因之所在。而在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时，虽然赠与合同经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即可成立，但如果立法同时也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回权，则在赠与物权利移转以前，即在动产交付以前、不动产办理登记以前，赠与人可以任意撤回（即予以反悔），使赠与合同的效力溯及既往地归于消灭，从而不受赠与合同的约束，这样，优遇赠与人从而实现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的价值判断即可实践。因此，可以这样说，任意撤回权完全是立法在将赠与确认为诺成合同后鉴于赠与的无偿性为保护赠与人利益而专门创设的制度，是旨在弥补诺成性的赠与合同对赠与人要求过苛而设计的救济性手段。这就说明，只有在赠与合同具有诺成性的前提下，鉴于赠与合同的单务无偿性赋予赠与人以不履行赠与合同所定义务为内容的撤回权才有必要，任意撤回制度才有存在的意义。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即认为，赠与之撤回以赠与合同完全成立即生效为前提，正是在任意撤回权的行使以合同的有效为前提及其行使将导致赠与合同效力消灭的角度上，我国有学者认为，赠与人的任意撤回权在意义上相当于合同的解除权。这也是只有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我国大陆这三个对赠与合同采诺成性国家和地区的民法才设立了任意撤回权制度的原因之所在。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在厘清赠与合同的性质时，必须将之与任意撤回权制度联系起来，否则，就难以获致正确的结论。由此可见，我国法上的赠与合同在性质上属于诺成合同。对经过公证之赠与及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而言，其与一般的诺成合同在效力上固无区别，而对非经公证之赠与以及非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而言，在未撤回前，其与一般债权亦并无不同，受赠人仍享有请求权，得请求赠与人履行其给付义务。不过，必须承认的是，此类合同，“由于赠与人的撤销权存在，其效力相当薄弱，与通称之自然债务，颇为相似。”四、赠与人任意撤回权的行使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并结合上文的分析不难推知，赠与人行使任意撤回权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赠与合同已依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合意而成立。这一要件是任意撤回权必须以赠与合同被确认为诺成合同为前提的必然要求。第二、赠与物权利尚未移转， 即对动产而言，赠与人尚未交付该动产；对不动产而言，赠与人尚未办理移转登记。在不动产业已交付，但未办理移转登记的情形，由于赠与物权利尚未移转，赠与人仍可撤回。第三、必须是非经公证之赠与以及非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所谓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是指赠与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所谓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是指赠与的目的是为了履行道德上的义务， 如对于无法定抚养义务的亲属，因抚养而为之赠与；生父对于未经认领的非婚生子女生活费之赠与等。限制这两种性质赠与任意撤回的目的在于倡导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风尚或维护社会道德观念。此外，法律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不得撤回，其主要的原因在于赠与人对赠与已作过深思熟虑，并非贸然应允，故应使其受其意思表示的拘束，并且公证是由国家机关所实施的，具有权威性与较强的证明力，不应由当事人随意否认其效力。对于是否只有未经公证的赠与才能撤回，即只有经过公证的赠与才不能撤回的问题，各国或各地区立法并不一致，《日本民法》第550条规定，“不依书面所为赠与，各当事人得撤销之，但已履行部分不在此限”。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408条本来规定，“于书面之赠与，或为履行道德上义务而为赠与者，不适用之”，但后来修正为“于经公证之赠与，或为履行道德上义务而为赠与者，不适用之”，即无论是日本还是债法修正前我国台湾地区，均否认书面赠与的可撤回性。而台湾地区修正后的债法，将不可撤回的对象由书面赠与改为公证赠与，也就是说，根据其现行规定，即使赠与采用书面行使，赠与人也可以予以撤回，惟有当赠与采用比书面形式要求更高的公证形式时，赠与人才不得行使撤回权。这一体现了弱化赠与合同效力的价值判断的立法修正得到了学者的认同，如谢哲胜先生即认为，因无偿契约不符合均衡正义，在义务人未履行前，效力愈弱愈好，对于书面赠与亦得撤销的结果，自是乐观其成。我国立法关于只要是未经过公证的赠与，即便是采用了书面形式，赠与人都可撤回的规定显然是继受我国台湾地区债法的结果。虽然立法作出了将赠与确定为诺成合同的选择，但由于任意撤回权的存在，使得受赠人取得赠与物完全依赖于赠与人的主动履行，其结果与实践合同的效力极为相似，有准要物行为之观。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虽然赋予债务人以任意撤回权与直接将赠与规定为实践合同的做法殊途同归，同样具有使赠与人任意毁约的意义，但这两种立法例在适用上还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在规定为实践合同的情形，在赠与物权利移转前，因赠与合同尚未生效，受赠人无法为任何请求，亦无任何权利可供主张，而赠与人只要不履行债务即可达到毁约的目的，不必对受赠人的履行请求有任何回应，其沉默无违反诚信原则或被拟制为一定内容之意思表示的疑虑。而在赋予赠与人任意撤回权的情形，因涉及形成权之行使，不免有其权利之行使是否违反诚信原则，以及该撤回权是否与一般形成权一样，可由相对人催告或请求其行使，而于撤回权人不予催告或请求而有所表示时，解释为撤回权消灭的问题。 这就说明，与立法将赠与规定为实践合同从而使得赠与人可以任意毁约相比，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回权实际上也课以不欲履行的赠与人额外的作为义务，为其增添许多困扰。就撤回权的行使而言，由于撤回权为形成权，撤回为有相对人的单独行为，因此，赠与人撤回的意思表示到达受赠人即可发生撤回的效力。并且此项撤回权，于赠与物权利移转前均得为之，解释上不因除斥期间届至而消灭，也无消灭时效的适用。五、任意撤回权行使之际赠与人的可能责任撤回权的行使，产生使赠与行为溯及既往的归于无效，即自始无效的后果。对此，在通说采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我国大陆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不过，在此需要探讨的是，当赠与合同成立后，受赠人势必会为受领赠与物进行准备，当赠与人行使撤回权时，受赠人为接受赠与而付出的经济上的花费可能因赠与人的不履约行为而落空，从而会遭受损失。此时，受赠人可否请求损害赔偿？如果赠与人应承担责任，则受赠人可寻求何种请求权基础？如甲与乙订立书面合同，向乙赠与半旧之桑塔纳轿车一辆，乙订约后即开始修建车库，不久甲撤回赠与。甲应否赔偿乙因信其赠与能得到履行所支出的费用？对于这一问题，确立赠与之任意撤回制度的国家，包括我国合同法在内，均未做出规定。我国有学者认为，赠与人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不过，我认为，如果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此际甲显然应负缔约过失责任。但在将赠与确认为诺成合同的法制下，因缔约阶段已结束，赠与合同已依法成立，自无发生缔约过失责任的可能性。那么，赠与人究竟要不要承担责任呢？从赠与人的角度而言，由于任意撤回权系法定，赠与人依法律规定的条件行使任意撤回权即为符合法律要求之权利行使，可以排除违法性，并且，由于赠与人任意撤回权的存在，赠与合同的效力极为薄弱，受赠人也不应对获得赠与物报有太大的期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赠与人似乎不应承担责任。然而，从受赠人的角度而言，由于赠与人作出了赠与的意思表示，受赠人确实是基于对该意思表示的信赖才作出接受赠与的准备从而支付了代价，在赠与人撤回赠与合同时，若不使赠与人承担责任，则受赠人势必因赠与人的出尔反尔白白遭受损失，这不仅有违公平正义的基本法律价值判断，而且也会助长赠与人信口开河、言而无信的风气。不仅如此，在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的场合，当受赠人因赠与人的反悔而遭受信赖利益损失时，赠与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赠与人不得以合同未生效受赠人信赖其赠与的意思表示是自己过于轻信为由进行抗辩；而在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的情形下，受赠人同样是因信赖赠与人的意思表示而支出费用遭受损失，则没有不使赠与人承担责任的道理。虽然人类社会的法律规则是多种多样的，但在其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上总有某种共同的内容，可以说，维护诚信、保障公平，这是各种法律制度应当恒古不变的追求，它不应因制度设计的不同而受影响，因此，虽然具体的规则可以不同，但价值判断应予一致，也就是说，不同的制度就其获致的终极目标而言应是殊路同归的。这就意味着赠与人应承担责任。因此，在我国关于赠与合同的性质采诺成性的法制下，赠与人虽不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却不得对受赠人所受之信赖利益损失免于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受赠人之利益不应因赠与合同性质的不同而受影响。对此，我国有学者已相当正确的指出，赠与人撤销合同将给将给受赠人造成损失，显然不符合诚信原则，有悖于立法之规范意图。为此，需要对第186条第一款作目的性限缩之解释，即应对撤销权行使的效力加以限制，此时赠与人原则上虽亦可以行使撤销权，但此权利之行使不能完全排除其责任，对因行使撤销权给受赠人造成的损失，赠与人仍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任意撤回权行使的法定性只是意味着赠与人可以不再履行移转赠与物权利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不对受赠人因其行为所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注释:
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98.
梅仲协.民法要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64.
[日]四宫和夫.日本民法总则[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52.
邱聪智.债法各论（上册）[M].台北:1994,244,230,231.
杜景林、卢嵁译.德国民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12.
林秀雄.死因赠与之撤回[J].月旦法学杂志（16）.
谢哲胜.赠与的生效要件[J].台湾法研究参考资料.1999（8）.
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J].中外法学.2001（1）.
陈小君、易军.论我国合同法上赠与合同的性质[J].法商研究.2001（1）.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八）[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85.
唐明.试论赠与合同的立法及司法实践[J].中国法学.1999（5）.
史尚宽.债法各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22.
王德山.论赠与人的责任[J].政法论坛.2000（5）.
出处:本文发表于《暨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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