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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院网11月8日讯(秦巴山) 广纳贤才，招来财源滚滚
因车而建、因车而兴的十堰市地处崇山峻岭的鄂西北，这座年轻美丽的城市因为汽车的兴起而被世人誉为“车城”。
在十堰市白浪经济开发区繁华的汽配城里，有一家经营汽车配件且很有名气的富通汽配公司。
现年51岁的陈文举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辞去了公职，下海经商。1996年6月，陈文举成立了十堰富通汽配公司。当时，富通的生意很是红火，企业成立时注册资金达300万元，职工也有50多人。曾经进过部队当过兵的陈文举有种“铁”的作风，向来就痛恨托关系、走后门的用人制度，他力排干扰，坚持向社会广纳贤才。随后的几年内，陈文举每年都要在十堰市的各大高等学校里招聘一批学生。在他眼里，这些年轻人富有蓬勃朝气、办事灵活，对企业的发展很是有利。
1997年，一位名叫陈恭才的下岗职工托熟人来到了富通汽配公司工作。对汽配业务尚未入门的陈恭才最初并不被领导看中，被安排在营业大厅当业务员。然而，在新来的员工中，陈恭才却具有无人可比的优势，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待人接物，他都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渐渐地，他的出色表现便展露了出来。由于他头脑灵活，不久就深得陈文举的信任，当年下半年被任命为经理助理。
此时，富通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大，效益逐年攀升，很快就成为十堰的知名公司。十堰市的交通相对不便，发展空间也很有限。陈文举经过考察，决定在江苏省会南京发展业务。得知自己被公司派到南京分公司任经理的消息后，陈恭才心情异常激动，他暗暗发誓要大干一番事业。到了南京后，陈恭才果然不负众望，带领员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打开了局面。继南京分公司开业后，杭州、上海分公司也紧接着开业了。3家分公司销售额不断上升，给富通公司带来了滚滚财源……
1999年6月，富通公司下文任命陈恭才为总经理，兼任上海分公司法人代表，并主管南京分公司和杭州分公司的业务。陈文举则从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出任富通公司董事长。
带头策反，企业举步维艰
为了加快富通公司改革创新步伐，2000年2月8日，经公司领导班子研究，决定2000年推行风险、责任、收益相配比的新型经营激励制度，并推出了《2000年富通公司经营目标及年薪报酬实施办法》。该办法确定：陈恭才率上海、南京、杭州3家分公司和十堰市场部完成年利润186万元，陈恭才的个人收入则是年薪8万元，年终考核兑现，平时每月预支3000元。
正当大家厉兵秣马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却发生了转折性的一幕。2000年6月下旬，远在十堰市的富通公司董事长陈文举突然接到陈恭才的长途电话，陈恭才在电话里明确表态自己要辞职。陈文举不禁大吃一惊，先是竭力挽留，接着又正告对方，必须回到十堰总部向董事会当面辞职，并且结清账目，办理各种移交手续。
此时，陈文举才知道陈恭才已经“跳槽”到上海东仪汽贸公司，该公司以更加优厚的待遇将陈恭才等人吸引了过去。继陈恭才离去后，富通十堰总部财务经理，杭州分公司经理、副经理以及上海分公司汽油部经理、南京分公司副经理等骨干人员11人分别于2000年6月至8月相继“跳槽”到上海东仪公司。“跳槽”的12名员工均系富通公司苦心培养多年的业务骨干，除了陈恭才等3人外，其余9人与富通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8人在合同有效期内。
陈恭才等人的“集体跳槽”给富通公司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富通公司在南京、杭州、上海3家分公司的经营顿时陷入了瘫痪状态。
为了拯救富通公司岌岌可危的局面，陈文举曾两次发函给上海东仪公司，声明陈恭才等12人是富通公司员工，他们和富通公司签有劳动合同，或者有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要求对方能对富通公司的工作予以支持。然而，东仪公司却无动于衷，未予理睬。
富通公司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七条第五款明文规定，未经甲方（富通公司）同意，双方未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又到其他单位上班的承担违约金2至10万元；未解除劳动关系的业务骨干（含中层以上的部门负责人）及到其他单位开展同类营业的，或利用在甲方建立的业务关系搞不正当竞争的，承担3至15万元违约金。
不服仲裁，争议惹人注目
2000年8月21日，富通公司向十堰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富通公司在仲裁申请书中称，陈恭才等12人在未与富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又到其他单位上班，并利用在富通公司工作期间建立的业务关系，与富通公司展开同类营业进行不正当竞争，其行为违反了与富通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此，富通公司请求裁定陈恭才等12名“集体跳槽”的员工共同赔偿富通公司经济损失403万元，“第三人”上海东仪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十堰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过调查认为，富通公司与霍远等8名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在未与富通公司依法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的情况下，霍远等人相继违约“跳槽”到上海东仪公司，并从事同业经营，已经构成违约；吴晓军在劳动合同试用期内，不承担违约责任；陈恭才、齐万辉、孙刚未与富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不负违约责任。
2000年10月27日，十堰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裁定陈恭才等人共同赔偿富通公司经济损失27万余元，其中陈恭才独自承担60％，计16万余元；霍远等8名签有劳动合同的员工分别支付富通公司6至10万元不等的违约金，共计56万元。除此之外，仲裁委员会还裁定“第三人”上海东仪公司连带赔偿富通公司经济损失109万余元。
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后，陈恭才等12人当即表示不服，于2000年11月8日向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认为这项裁定是错误的，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
2001年3月21日，茅箭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当事双方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交锋，此案当庭未作出判决。同年9月7日，茅箭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进行了激烈辩论，经合议庭合议，决定择日再审。
讨还公道，双双提出上诉
培养多年的业务骨干如今各奔东西，富通公司的经营状况也随之每况愈下。自劳动仲裁裁决后，陈文举不得不远赴新疆开矿，欲在新项目上有较大的收益，借以填补从事汽配生意留下的亏空。
今年8月初，“集体跳槽”案终于有了结果。茅箭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陈恭才、龚评等10人解除与富通公司的劳动关系，陈恭才给付富通公司违约金3万元，龚评、霍远等9人每人给付富通公司违约金2万元，以上共计21万元，由上海东仪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龚评等人与富通公司的劳动合同部分有效，富通公司在合同中关于限制劳动者自由择业的条款应属无效，且部分条款显失公平，如违约金过高，劳动者解除合同受到严格限制等；而陈恭才等人违反了职业道德，即在解除劳动合同时，未妥善处理好相关业务的交接、过渡事宜，致使富通公司的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因此，当事双方均有过错。
富通公司对一审判决表示不服，已提出上诉。对于一审判决，陈恭才等人和“第三人”上海东仪公司也表示不服，提起了上诉。
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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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院网11月8日讯(秦巴山) 广纳贤才，招来财源滚滚
因车而建、因车而兴的十堰市地处崇山峻岭的鄂西北，这座年轻美丽的城市因为汽车的兴起而被世人誉为“车城”。
在十堰市白浪经济开发区繁华的汽配城里，有一家经营汽车配件且很有名气的富通汽配公司。
现年51岁的陈文举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辞去了公职，下海经商。1996年6月，陈文举成立了十堰富通汽配公司。当时，富通的生意很是红火，企业成立时注册资金达300万元，职工也有50多人。曾经进过部队当过兵的陈文举有种“铁”的作风，向来就痛恨托关系、走后门的用人制度，他力排干扰，坚持向社会广纳贤才。随后的几年内，陈文举每年都要在十堰市的各大高等学校里招聘一批学生。在他眼里，这些年轻人富有蓬勃朝气、办事灵活，对企业的发展很是有利。
1997年，一位名叫陈恭才的下岗职工托熟人来到了富通汽配公司工作。对汽配业务尚未入门的陈恭才最初并不被领导看中，被安排在营业大厅当业务员。然而，在新来的员工中，陈恭才却具有无人可比的优势，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待人接物，他都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渐渐地，他的出色表现便展露了出来。由于他头脑灵活，不久就深得陈文举的信任，当年下半年被任命为经理助理。
此时，富通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大，效益逐年攀升，很快就成为十堰的知名公司。十堰市的交通相对不便，发展空间也很有限。陈文举经过考察，决定在江苏省会南京发展业务。得知自己被公司派到南京分公司任经理的消息后，陈恭才心情异常激动，他暗暗发誓要大干一番事业。到了南京后，陈恭才果然不负众望，带领员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打开了局面。继南京分公司开业后，杭州、上海分公司也紧接着开业了。3家分公司销售额不断上升，给富通公司带来了滚滚财源……
1999年6月，富通公司下文任命陈恭才为总经理，兼任上海分公司法人代表，并主管南京分公司和杭州分公司的业务。陈文举则从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出任富通公司董事长。
带头策反，企业举步维艰
为了加快富通公司改革创新步伐，2000年2月8日，经公司领导班子研究，决定2000年推行风险、责任、收益相配比的新型经营激励制度，并推出了《2000年富通公司经营目标及年薪报酬实施办法》。该办法确定：陈恭才率上海、南京、杭州3家分公司和十堰市场部完成年利润186万元，陈恭才的个人收入则是年薪8万元，年终考核兑现，平时每月预支3000元。
正当大家厉兵秣马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却发生了转折性的一幕。2000年6月下旬，远在十堰市的富通公司董事长陈文举突然接到陈恭才的长途电话，陈恭才在电话里明确表态自己要辞职。陈文举不禁大吃一惊，先是竭力挽留，接着又正告对方，必须回到十堰总部向董事会当面辞职，并且结清账目，办理各种移交手续。
此时，陈文举才知道陈恭才已经“跳槽”到上海东仪汽贸公司，该公司以更加优厚的待遇将陈恭才等人吸引了过去。继陈恭才离去后，富通十堰总部财务经理，杭州分公司经理、副经理以及上海分公司汽油部经理、南京分公司副经理等骨干人员11人分别于2000年6月至8月相继“跳槽”到上海东仪公司。“跳槽”的12名员工均系富通公司苦心培养多年的业务骨干，除了陈恭才等3人外，其余9人与富通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8人在合同有效期内。
陈恭才等人的“集体跳槽”给富通公司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富通公司在南京、杭州、上海3家分公司的经营顿时陷入了瘫痪状态。
为了拯救富通公司岌岌可危的局面，陈文举曾两次发函给上海东仪公司，声明陈恭才等12人是富通公司员工，他们和富通公司签有劳动合同，或者有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要求对方能对富通公司的工作予以支持。然而，东仪公司却无动于衷，未予理睬。
富通公司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七条第五款明文规定，未经甲方（富通公司）同意，双方未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又到其他单位上班的承担违约金2至10万元；未解除劳动关系的业务骨干（含中层以上的部门负责人）及到其他单位开展同类营业的，或利用在甲方建立的业务关系搞不正当竞争的，承担3至15万元违约金。
不服仲裁，争议惹人注目
2000年8月21日，富通公司向十堰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富通公司在仲裁申请书中称，陈恭才等12人在未与富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又到其他单位上班，并利用在富通公司工作期间建立的业务关系，与富通公司展开同类营业进行不正当竞争，其行为违反了与富通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此，富通公司请求裁定陈恭才等12名“集体跳槽”的员工共同赔偿富通公司经济损失403万元，“第三人”上海东仪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十堰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过调查认为，富通公司与霍远等8名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在未与富通公司依法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的情况下，霍远等人相继违约“跳槽”到上海东仪公司，并从事同业经营，已经构成违约；吴晓军在劳动合同试用期内，不承担违约责任；陈恭才、齐万辉、孙刚未与富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不负违约责任。
2000年10月27日，十堰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裁定陈恭才等人共同赔偿富通公司经济损失27万余元，其中陈恭才独自承担60％，计16万余元；霍远等8名签有劳动合同的员工分别支付富通公司6至10万元不等的违约金，共计56万元。除此之外，仲裁委员会还裁定“第三人”上海东仪公司连带赔偿富通公司经济损失109万余元。
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后，陈恭才等12人当即表示不服，于2000年11月8日向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认为这项裁定是错误的，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
2001年3月21日，茅箭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当事双方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交锋，此案当庭未作出判决。同年9月7日，茅箭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进行了激烈辩论，经合议庭合议，决定择日再审。
讨还公道，双双提出上诉
培养多年的业务骨干如今各奔东西，富通公司的经营状况也随之每况愈下。自劳动仲裁裁决后，陈文举不得不远赴新疆开矿，欲在新项目上有较大的收益，借以填补从事汽配生意留下的亏空。
今年8月初，“集体跳槽”案终于有了结果。茅箭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陈恭才、龚评等10人解除与富通公司的劳动关系，陈恭才给付富通公司违约金3万元，龚评、霍远等9人每人给付富通公司违约金2万元，以上共计21万元，由上海东仪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龚评等人与富通公司的劳动合同部分有效，富通公司在合同中关于限制劳动者自由择业的条款应属无效，且部分条款显失公平，如违约金过高，劳动者解除合同受到严格限制等；而陈恭才等人违反了职业道德，即在解除劳动合同时，未妥善处理好相关业务的交接、过渡事宜，致使富通公司的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因此，当事双方均有过错。
富通公司对一审判决表示不服，已提出上诉。对于一审判决，陈恭才等人和“第三人”上海东仪公司也表示不服，提起了上诉。
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