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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突审”
毛立新
反思佘祥林、聂树斌、胥敬祥冤案，刑讯逼供固然罪当其首，而孕育刑讯的“突审”，亦需引起我们的关注。佘祥林曾受 “10天11夜”高强度“突审”，聂树斌经历了“一个星期的突审”，而胥敬祥则被折磨“三天三夜”，最终均以被迫供述有罪而告终。这些案件中，“突审”成了制造冤假错案的帮凶，
考察“突审”一词，既不见诸法典，也不见诸辞典，而是侦查实务部门对“突击审讯”的简称。在侦查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或称“讯问”），是侦查机关的法定职权，也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必要手段。但在“审讯”之上，又加上“突击”二字，则使情况发生变化，“突击”之下的“审讯”成了一项极具危险性的侦查活动。
根据实务部门的通常理解，所谓“突审”之“突”，在于强调“突然性”、“突击性”和“突破性”。“突然性”，是指在抓获犯罪嫌疑人之后，马不停蹄，迅速及时开展讯问;“突击性”，是指集中时间、集中力量，组织攻坚，打一场“歼灭战”;“突破性”，意在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达到获取有罪供述之目的。
先说“突然性”。从侦查讯问学的角度看，在犯罪嫌疑人刚被抓获，心神未定，心理防线尚不牢固，这时组织开展审讯，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而且，拘捕之后及时讯问，也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在拘留、逮捕后24小时内必须进行讯问的要求。因而，强调审讯的“突然性”，可以说既符合审讯规律，也符合法律规定，无可厚非。
再说“突击性”。在特定情形下，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本属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比如，美国中情局在“911”之后，曾从全国抽调90名审讯专家，对抓获的恐怖分子开展突击审讯。但在我国侦查实践中，由于立法上缺乏对讯问规则的详细规定，侦查人员又缺少娴熟的审讯技能，致使这种“突击”衍生诸多问题。如，审讯时间无节制，出现了旷日持久的“车轮战”“疲劳战”;审讯手段无限制，刑讯逼供、变相体罚、诱供、指供纷纷登场;审讯地点无限制，看守所之外的“地下室”“小黑屋”成了讯问场所。在佘祥林、聂树斌、胥敬祥冤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不舍昼夜的“突审”，以及相伴而生的刑讯逼供、诱供、指供所导致的可怕恶果。
最后是“突破性”。审讯之目的，本来是双重的，一是查明案情，揭露犯罪;二是排除嫌疑，保护无辜。但在“突审”中，往往是忽略了后者，而只剩下对有罪供述的片面追求。原因何在？是因为 “突审”之前，侦查人员多已形成有罪确信。在有罪推定思想指导下，通过“突审”获取口供，仅仅是完善证据的手段而已。导致“突审”中，侦查人员往往为获取口供不择手段，甚至在无辜的犯罪嫌疑人交代不出来时，也要通过指供、诱供的手段来捏造虚假口供。这样的“突破”，极具功利性、目的性和片面性，实为制造冤假错案的关键一环，是十分错误的。
综上，“突审”之于侦查，虽有可取之处，但却是一柄相当危险的双刃剑。在破案压力下，以“突击”来追求“突破”，极易使审讯活动逾越法律的边界，轻则侵犯人权，重则冤及无辜。欲取其利而避其害，尚需在完善讯问立法和提高侦查人员素质上多下工夫。但不管如何，对于“突审”的危险性，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惟有如此，才以警惕之心警惕之，以提防之心严防之。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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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突审”
毛立新
反思佘祥林、聂树斌、胥敬祥冤案，刑讯逼供固然罪当其首，而孕育刑讯的“突审”，亦需引起我们的关注。佘祥林曾受 “10天11夜”高强度“突审”，聂树斌经历了“一个星期的突审”，而胥敬祥则被折磨“三天三夜”，最终均以被迫供述有罪而告终。这些案件中，“突审”成了制造冤假错案的帮凶，
考察“突审”一词，既不见诸法典，也不见诸辞典，而是侦查实务部门对“突击审讯”的简称。在侦查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或称“讯问”），是侦查机关的法定职权，也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必要手段。但在“审讯”之上，又加上“突击”二字，则使情况发生变化，“突击”之下的“审讯”成了一项极具危险性的侦查活动。
根据实务部门的通常理解，所谓“突审”之“突”，在于强调“突然性”、“突击性”和“突破性”。“突然性”，是指在抓获犯罪嫌疑人之后，马不停蹄，迅速及时开展讯问;“突击性”，是指集中时间、集中力量，组织攻坚，打一场“歼灭战”;“突破性”，意在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达到获取有罪供述之目的。
先说“突然性”。从侦查讯问学的角度看，在犯罪嫌疑人刚被抓获，心神未定，心理防线尚不牢固，这时组织开展审讯，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而且，拘捕之后及时讯问，也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在拘留、逮捕后24小时内必须进行讯问的要求。因而，强调审讯的“突然性”，可以说既符合审讯规律，也符合法律规定，无可厚非。
再说“突击性”。在特定情形下，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本属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比如，美国中情局在“911”之后，曾从全国抽调90名审讯专家，对抓获的恐怖分子开展突击审讯。但在我国侦查实践中，由于立法上缺乏对讯问规则的详细规定，侦查人员又缺少娴熟的审讯技能，致使这种“突击”衍生诸多问题。如，审讯时间无节制，出现了旷日持久的“车轮战”“疲劳战”;审讯手段无限制，刑讯逼供、变相体罚、诱供、指供纷纷登场;审讯地点无限制，看守所之外的“地下室”“小黑屋”成了讯问场所。在佘祥林、聂树斌、胥敬祥冤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不舍昼夜的“突审”，以及相伴而生的刑讯逼供、诱供、指供所导致的可怕恶果。
最后是“突破性”。审讯之目的，本来是双重的，一是查明案情，揭露犯罪;二是排除嫌疑，保护无辜。但在“突审”中，往往是忽略了后者，而只剩下对有罪供述的片面追求。原因何在？是因为 “突审”之前，侦查人员多已形成有罪确信。在有罪推定思想指导下，通过“突审”获取口供，仅仅是完善证据的手段而已。导致“突审”中，侦查人员往往为获取口供不择手段，甚至在无辜的犯罪嫌疑人交代不出来时，也要通过指供、诱供的手段来捏造虚假口供。这样的“突破”，极具功利性、目的性和片面性，实为制造冤假错案的关键一环，是十分错误的。
综上，“突审”之于侦查，虽有可取之处，但却是一柄相当危险的双刃剑。在破案压力下，以“突击”来追求“突破”，极易使审讯活动逾越法律的边界，轻则侵犯人权，重则冤及无辜。欲取其利而避其害，尚需在完善讯问立法和提高侦查人员素质上多下工夫。但不管如何，对于“突审”的危险性，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惟有如此，才以警惕之心警惕之，以提防之心严防之。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