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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贪污贿赂案件追赃难的一点法律思考
陆贵成
近年来，在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贿赂案件中追缴赃款难有发展趋势，这一问题若不引起足够重视将给反腐败工作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同时也有悖于我国刑法的宗旨。这里所说的赃款是指行为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不义之财。它与一般款项的本质区别，在于取得款项的手段及途径的违法性。正因为如此，无论从办案的法律效果还是社会效果来看，都不能让“贪公”们有利可图。笔者就此谈点个人的看法。
一、贪污贿赂案件追赃难的成因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追赃难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综合个案也不难发现这其中症结所在：
首先是立法上的不完善，这是造成追赃难的关键所在。一是，立法上没有明确对犯罪嫌疑人退赃与否在定罪量刑上有何明显区别。从现行《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四个档次的量刑幅度上看，只有当“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其他则与“悔改表现、退赃如何”似乎没有多少直接关系。纵观贪污贿赂案件追赃情况，贪污受贿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的，退赃几乎不成问题。这里退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疑来自于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有法可依，行为人有利可图。由此可见，犯罪嫌疑人或者其家属的退赃积极性如何，主要取决于定罪量刑上能否有一个“质”的变化，如罪与非罪、实刑与缓刑、自由刑与生命刑等。二是，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对拒不退赃者在定罪量刑上应当如何适用法律、能否加重处罚。从立法本意看，如数退清赃款应当是现行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设定处罚的底线，但是，倘若如数退赃者和拒不退赃者在定罪刑上没有区别或者没有明显区别，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还欠缜密。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不少贪官在罪行败露后，仍贪心不改、钻法律的空子，当定罪量刑不可能有明显区别时拒不退赃。而现行的法律规定又无可奈何，显得苍白无力。试想，一个贪官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上百万元的赃款难以追回，待其几年或者十几年刑满之日，此笔不义之财便可心安理得的享用了，这岂不是“带薪”甚至是“高薪”坐牢。三是，在贪污贿赂犯罪赃款去向上出现了洗钱的新动向。贪官多数有权有势，为了让不义黑钱披上合法的外衣，他们或利用自己的权势让亲属经商办企业，以“经商”之名行捞钱、洗钱之实；或绕道远行，将赃款转移境外，以亲属经商、投资为名来洗钱；或主动让位，以下海从商为名来达到洗钱之目的。而“清洗”后的贪污贿赂犯罪赃款，不仅可以公开享用，还可以用来投资增值，其危害已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洗钱”。
其次，是追赃工作滞后。实际工作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考虑追赃问题往往相对滞后，这不仅给追赃带来了难度，而且痛失了取证的良机。
再次，是司法机关、执法人员追赃手段有限、执法底气不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赃仅靠说教、查扣、冻结等老办法，已越来越不适用于高智商的犯罪对象。对拒不退赃者，司法机关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导致追赃手段有限、执法底气不足，拿不出新招，只能听之任之，事实上等于在纵容。
第四，犯罪嫌疑人钻法律空子，贪心不改、受利益驱动，能不退而不退。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赃款虽然无存，如有的犯罪嫌疑人将赃款用于投资亏本，或挥霍享受、或用于非法活动等。赃款虽然无存，但自身有能力或有办法退而不退，如借贷、实物变现等。二是赃款尚在，能退而不退。这两种情况的出现既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客观上的因素。主观上，受利益驱动。犯罪嫌疑人或者其家属主要在权衡退赃能否在量刑上“有利可图”；客观上，由于缺乏法律依据，犯罪嫌疑人退赃与不退赃，在定罪量刑上一般没有“质”的区别，因而缺乏退赃的动因。
二、对策
查办贪污贿赂案件，赃款追缴如何直接影响到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赃款追不回，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有悖于刑法的基本原则。由此，笔者认为，在查办贪污贿赂案件中要把追赃与追究刑事责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从立法上完善、堵塞漏洞，在办案中加大力度，用足用活法律赋予的手段，力求查处贪污贿赂案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1、完善立法。一是要让积极主动退赃者与拒不退赃者在定罪量刑事上有明显区别。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包括法律制裁与经济处罚两个方面，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能否积极配合退赃，可以说明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和亲属的认识态度好坏。法律应当明确规定让积极主动退赃者与拒不退赃者在量刑上有本质区别。当然《刑法》的本意在于惩罚犯罪，由于贪污贿赂犯罪客观上扰乱了国家正常的管理秩序，社会危害性大，贪官不仅应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而且经济上也应该受到处罚，至少赃款应当追回，这应该作为定罪量刑的底线。此外，对不能如数退清赃款的，宜增设加重处罚的有关具体规定 。二是，是否可以考虑增设刑后退赃制度。对确实一时无钱退赃者，可否在法律中作出刑后追赃的具体规定。三是，根据当前洗钱活动的新情况，有必要在贪污贿赂犯罪的下游增设洗钱罪，让法律对转移、隐匿赃款行为说不。
2、追赃时机前移，立案、采取强制措施与追赃同步考虑。侦查机关和办案人员要强化追赃意识，将追赃时机前移，把决定立案、采取强制措施和追缴赃款一并考虑，防止立案后赃款赃物被转移、隐藏。
3、加大追赃力度，用足用活法律赋予的各种侦查手段。侦查机关和办案人员要在决定立案和采取强制措施的同时，视情同步考虑搜查、扣押、查封、查询、冻结等侦查手段，这样既可以防止赃款赃物被转移同时还可以保全证据。
4、耐心做好犯罪嫌疑人和亲属的思想教育工作，讲清法律规定，争取主动配合，切实兑现政策。办案人员首先要抓住犯罪嫌疑人畏罪和规避法律的心理，指出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积极退赃既是法律的规定，又是自己悔罪的表现，分析利弊关系，争取犯罪嫌疑人和亲属的积极配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应根据案情和犯罪嫌疑人的悔罪及退赃表现，在采取或变更强制措施、定罪量刑上切实兑现政策，让悔罪、退赃表现好与拒不退赃者在定罪量刑上有明显区别。堵塞立法和法律适用上的漏洞，有效遏制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追赃难的发展势头，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作者单位：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检察院邮编：312400联系电话：057531113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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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贪污贿赂案件追赃难的一点法律思考
陆贵成
近年来，在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贿赂案件中追缴赃款难有发展趋势，这一问题若不引起足够重视将给反腐败工作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同时也有悖于我国刑法的宗旨。这里所说的赃款是指行为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不义之财。它与一般款项的本质区别，在于取得款项的手段及途径的违法性。正因为如此，无论从办案的法律效果还是社会效果来看，都不能让“贪公”们有利可图。笔者就此谈点个人的看法。
一、贪污贿赂案件追赃难的成因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追赃难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综合个案也不难发现这其中症结所在：
首先是立法上的不完善，这是造成追赃难的关键所在。一是，立法上没有明确对犯罪嫌疑人退赃与否在定罪量刑上有何明显区别。从现行《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四个档次的量刑幅度上看，只有当“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其他则与“悔改表现、退赃如何”似乎没有多少直接关系。纵观贪污贿赂案件追赃情况，贪污受贿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的，退赃几乎不成问题。这里退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疑来自于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有法可依，行为人有利可图。由此可见，犯罪嫌疑人或者其家属的退赃积极性如何，主要取决于定罪量刑上能否有一个“质”的变化，如罪与非罪、实刑与缓刑、自由刑与生命刑等。二是，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对拒不退赃者在定罪量刑上应当如何适用法律、能否加重处罚。从立法本意看，如数退清赃款应当是现行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设定处罚的底线，但是，倘若如数退赃者和拒不退赃者在定罪刑上没有区别或者没有明显区别，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还欠缜密。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不少贪官在罪行败露后，仍贪心不改、钻法律的空子，当定罪量刑不可能有明显区别时拒不退赃。而现行的法律规定又无可奈何，显得苍白无力。试想，一个贪官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上百万元的赃款难以追回，待其几年或者十几年刑满之日，此笔不义之财便可心安理得的享用了，这岂不是“带薪”甚至是“高薪”坐牢。三是，在贪污贿赂犯罪赃款去向上出现了洗钱的新动向。贪官多数有权有势，为了让不义黑钱披上合法的外衣，他们或利用自己的权势让亲属经商办企业，以“经商”之名行捞钱、洗钱之实；或绕道远行，将赃款转移境外，以亲属经商、投资为名来洗钱；或主动让位，以下海从商为名来达到洗钱之目的。而“清洗”后的贪污贿赂犯罪赃款，不仅可以公开享用，还可以用来投资增值，其危害已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洗钱”。
其次，是追赃工作滞后。实际工作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考虑追赃问题往往相对滞后，这不仅给追赃带来了难度，而且痛失了取证的良机。
再次，是司法机关、执法人员追赃手段有限、执法底气不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赃仅靠说教、查扣、冻结等老办法，已越来越不适用于高智商的犯罪对象。对拒不退赃者，司法机关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导致追赃手段有限、执法底气不足，拿不出新招，只能听之任之，事实上等于在纵容。
第四，犯罪嫌疑人钻法律空子，贪心不改、受利益驱动，能不退而不退。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赃款虽然无存，如有的犯罪嫌疑人将赃款用于投资亏本，或挥霍享受、或用于非法活动等。赃款虽然无存，但自身有能力或有办法退而不退，如借贷、实物变现等。二是赃款尚在，能退而不退。这两种情况的出现既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客观上的因素。主观上，受利益驱动。犯罪嫌疑人或者其家属主要在权衡退赃能否在量刑上“有利可图”；客观上，由于缺乏法律依据，犯罪嫌疑人退赃与不退赃，在定罪量刑上一般没有“质”的区别，因而缺乏退赃的动因。
二、对策
查办贪污贿赂案件，赃款追缴如何直接影响到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赃款追不回，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有悖于刑法的基本原则。由此，笔者认为，在查办贪污贿赂案件中要把追赃与追究刑事责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从立法上完善、堵塞漏洞，在办案中加大力度，用足用活法律赋予的手段，力求查处贪污贿赂案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1、完善立法。一是要让积极主动退赃者与拒不退赃者在定罪量刑事上有明显区别。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包括法律制裁与经济处罚两个方面，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能否积极配合退赃，可以说明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和亲属的认识态度好坏。法律应当明确规定让积极主动退赃者与拒不退赃者在量刑上有本质区别。当然《刑法》的本意在于惩罚犯罪，由于贪污贿赂犯罪客观上扰乱了国家正常的管理秩序，社会危害性大，贪官不仅应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而且经济上也应该受到处罚，至少赃款应当追回，这应该作为定罪量刑的底线。此外，对不能如数退清赃款的，宜增设加重处罚的有关具体规定 。二是，是否可以考虑增设刑后退赃制度。对确实一时无钱退赃者，可否在法律中作出刑后追赃的具体规定。三是，根据当前洗钱活动的新情况，有必要在贪污贿赂犯罪的下游增设洗钱罪，让法律对转移、隐匿赃款行为说不。
2、追赃时机前移，立案、采取强制措施与追赃同步考虑。侦查机关和办案人员要强化追赃意识，将追赃时机前移，把决定立案、采取强制措施和追缴赃款一并考虑，防止立案后赃款赃物被转移、隐藏。
3、加大追赃力度，用足用活法律赋予的各种侦查手段。侦查机关和办案人员要在决定立案和采取强制措施的同时，视情同步考虑搜查、扣押、查封、查询、冻结等侦查手段，这样既可以防止赃款赃物被转移同时还可以保全证据。
4、耐心做好犯罪嫌疑人和亲属的思想教育工作，讲清法律规定，争取主动配合，切实兑现政策。办案人员首先要抓住犯罪嫌疑人畏罪和规避法律的心理，指出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积极退赃既是法律的规定，又是自己悔罪的表现，分析利弊关系，争取犯罪嫌疑人和亲属的积极配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应根据案情和犯罪嫌疑人的悔罪及退赃表现，在采取或变更强制措施、定罪量刑上切实兑现政策，让悔罪、退赃表现好与拒不退赃者在定罪量刑上有明显区别。堵塞立法和法律适用上的漏洞，有效遏制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追赃难的发展势头，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作者单位：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检察院邮编：312400联系电话：05753111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