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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事法官在案由确定中的自由裁量权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案由是案件的灵魂，是划分法律关系和适用法律的基础和前提，更改案由有可能导致判非所诉，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违反不告不理原则，故更改案由之自由裁量权应予限制，谨慎为之。
关键词：
案由、意思自治、不告不理、自由裁量权
引言：
笔者曾遇到这样一个案件:原告张某挂靠重庆某建筑公司承建元阳某工程，并成立了该公司元阳工程项目部，原告担任该项目部经理。后经协商，由被告李某为该工程加工石料。被告机器进场后，发现无法加工出工程所需石料。经协商，在原告同意的情况下，被告从项目部领取了四十万元购买新机器用于加工，并完成了大部分加工任务。工程完工后，双方一直未彻底结算，被告准备拉走机器，原告遂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向本院提起民间借贷之诉，要求被告偿还借款四十万元。被告则主张该四十万元系项目部支付的预付款，与原告无关。原告向法院提交了盖有“重庆某建筑公司元阳某工程项目部”字样印章的《证明》，内容为该四十万元系原告个人款项，与该项目部无关。本案以民间借贷纠纷立案，审理时合议庭发生了争议，有观点认为应更改案由，以加工承揽合同纠纷审理，并追加重庆某建筑公司为当事人。经当庭询问，原、被告均表示不申请追加，且原告当庭表示坚持按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被告亦当庭表示坚持按加工承揽合同纠纷答辩，认为原告主体不适格，请求驳回原告起诉。于是引发笔者对法官在案由确定中的自由裁量权的思考，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 案由的重要性和选择案由的必要性
案由是案件的灵魂，是法律关系的浓缩，是适用法律的坐标，是龙之眼，在案件处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案由选择错误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如果说立案是每一个案件必经的第一步程序，那么案由选择就是立案的核心程序，是法院划分案件类型的基础和依据。案由的这种重要性决定选择案由的必要性，其理由主要有：
（一）纠纷的复杂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同一个人在同一件事中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享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从而产生责任的竟合。最简单最常见的，就是乘坐客运车辆因交通事故而受伤或致死，根据受害者主张的权利内容不同和主张对象的不同，可能引发与承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之诉、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人身保险合同（自行投保）之诉、与对方肇事车辆或乘坐车辆之间的侵权之诉，如果所乘坐的车辆是（租）借用的、挂靠于某公司的、盗抢的，对方车辆如果投保了交强险，再加上受害者经治疗无效已经死亡且有多个继承人，法律关系就更复杂了。在这种错综复杂、纵横交错的法律关系中，案由，就成为我们抽丝剥茧的最有利武器。
（二）审理案件的时效性、便捷性和经济性要求必须对案由进行选择和确定。法官不是万能的，案件是有审限的，打官司是需要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这一切决定了我们审理案件必须认准方向，目标明确，围绕中心、抓住重点，而案由无疑是这一切的基础，案由选择错误，将导致我们犯方向性错误，事倍功半。
二、 司法实务中案由的确定方式
司法实务中案由的确定，一般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由法院立案庭的法官选择确定。这也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最普遍的做法。这样做的事由和依据是，案由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连作为基层法院法官的我们，都不可能全部记得，需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去翻书、查找、确定，对当事人就更不用说了。再加上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法律知识欠缺，只知道有纠纷，不知道有案由，由立案庭法官帮助确定案由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当事人自行选择确定。随着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律师和司法工作者的涌现，当事人具有了一定的自主选择案由的能力。笔者在东莞市第三法院工作时，就曾遇到过交通事故致死的家属坚持提起运输合同之诉的。
（三）由审判法官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确定案由。其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通知》中规定：“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可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确定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例如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定为借款纠纷。”该通知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虽然之后最高院分别于2008年和2011年两次对《民事案由规定》进行了修改，但从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四、适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4、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导致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之规定看，仍然允许审判法官根据案件事实更改案由，故前一份通知中“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的规定并未被废除，仍然被沿用。
三、 案由确定方式间的冲突
上述几种案由确定方式，在司法实务中常常会发生冲突：
（一）第一种方式和第二种方式间的冲突。依照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四、适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3、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之规定，法院立案时基本已按照当事人自主决定的案由立案。故这种冲突已基本解决。
（二）第一种确定方式和第三种确定方式之间的冲突。由前所述，这种冲突仍然适用“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之规定处理。
（三）第二种确定方式和第三种确定方式之间的冲突。这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从笔者前面引用的最高院2008年通知看，一方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即肯定当事人有自主选择案由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允许“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加上二审法院对于其认为遗漏当事人的案件基本上发回重审的做法，使一审法院法官如惊弓之鸟，审理案件时稍微涉及其他法律关系，即想到追加当事人，这一切直接导致了笔者前述案例中合议庭意见的冲突。
笔者认为，我国的审判理念，长期受封建社会纠问式诉讼模式的影响，强调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在十几年前，甚至调查证据的任务都是由法官完成，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才更改为由当事人自行收集、提交证据。但在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我国的法官仍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被动居中裁判，这使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未得到根本改变，所以才有了允许法官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更改案由的规定。
这种做法，这种做法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
1、在当事人无能力自行选择案由的情况下，是可行的，因为其案由本身也是由法官（立案庭）确定的，这种更改从性质上说属于法院内部意见的更改，不涉及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问题；同时，也是应当的，因为这体现了有错必纠的司法理念，即立案庭法官判断错了，审判法官应予以纠正；而且，这种做法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
2、当原告有律师代理诉讼时，当原告坚持按其自行选择的案由进行诉讼时，这种更改就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了。因为我民诉法第十三条明文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法律中最直接、最明确的规定。故笔者认为，这种情形下，特别是经法官当庭询问和释明，原告仍拒绝变更案由，法官无权再更改案由，这是对当事人最基本的尊重。因为这种更改和前面一种更改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纠正的不再是法院工作人员的错误，而是所谓的当事人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只有当事人自身也认识到并同意，法院方得更改。并且，原告都主张只起诉所诉的案由部分的纠纷了，我们更改案由，岂不是超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故这也是不告不理原则的要求。
综上，针对原告有律师代理的案件，笔者提出一种审判模式——在庭审中明确询问原告是否坚持按起诉案由起诉，如其回答“坚持”并用庭审笔录的方式固定下来，不但使我们的审判变得简单得多——只需根据其案由审理，成立则支持，不成立则驳回，免去了“翻开石头蚂蚁多”的尴尬。同时，也使一审法官得到最好的保护，因为二审法官同样因此丧失了更改案由的权利，也就不能以此为由发回重审。
结语：
任何一个案件在实体上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但用程序却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点，例如两个人分一块蛋糕，无论你怎么分都不可能让两块绝对的一样大，也不可能绝对让双方都满意，但如果让切蛋糕的人后拿，却可以让双方都无话可说，这就是程序的优势。所以，西方有一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2]。这句话的意思是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并完全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而且还应当使人们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3]，达至程序公正。故我们在行使案由确定中的自由裁量权时，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区别不同情况予以对待。
[1]云南省元阳县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审判员。
[2] [美]马丁·P·戈尔丁著，齐海滨译，《法律哲学》，三联书店出版，1987年11月第一版，第209页。
[3]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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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事法官在案由确定中的自由裁量权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案由是案件的灵魂，是划分法律关系和适用法律的基础和前提，更改案由有可能导致判非所诉，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违反不告不理原则，故更改案由之自由裁量权应予限制，谨慎为之。
关键词：
案由、意思自治、不告不理、自由裁量权
引言：
笔者曾遇到这样一个案件:原告张某挂靠重庆某建筑公司承建元阳某工程，并成立了该公司元阳工程项目部，原告担任该项目部经理。后经协商，由被告李某为该工程加工石料。被告机器进场后，发现无法加工出工程所需石料。经协商，在原告同意的情况下，被告从项目部领取了四十万元购买新机器用于加工，并完成了大部分加工任务。工程完工后，双方一直未彻底结算，被告准备拉走机器，原告遂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向本院提起民间借贷之诉，要求被告偿还借款四十万元。被告则主张该四十万元系项目部支付的预付款，与原告无关。原告向法院提交了盖有“重庆某建筑公司元阳某工程项目部”字样印章的《证明》，内容为该四十万元系原告个人款项，与该项目部无关。本案以民间借贷纠纷立案，审理时合议庭发生了争议，有观点认为应更改案由，以加工承揽合同纠纷审理，并追加重庆某建筑公司为当事人。经当庭询问，原、被告均表示不申请追加，且原告当庭表示坚持按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被告亦当庭表示坚持按加工承揽合同纠纷答辩，认为原告主体不适格，请求驳回原告起诉。于是引发笔者对法官在案由确定中的自由裁量权的思考，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 案由的重要性和选择案由的必要性
案由是案件的灵魂，是法律关系的浓缩，是适用法律的坐标，是龙之眼，在案件处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案由选择错误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如果说立案是每一个案件必经的第一步程序，那么案由选择就是立案的核心程序，是法院划分案件类型的基础和依据。案由的这种重要性决定选择案由的必要性，其理由主要有：
（一）纠纷的复杂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同一个人在同一件事中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享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从而产生责任的竟合。最简单最常见的，就是乘坐客运车辆因交通事故而受伤或致死，根据受害者主张的权利内容不同和主张对象的不同，可能引发与承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之诉、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人身保险合同（自行投保）之诉、与对方肇事车辆或乘坐车辆之间的侵权之诉，如果所乘坐的车辆是（租）借用的、挂靠于某公司的、盗抢的，对方车辆如果投保了交强险，再加上受害者经治疗无效已经死亡且有多个继承人，法律关系就更复杂了。在这种错综复杂、纵横交错的法律关系中，案由，就成为我们抽丝剥茧的最有利武器。
（二）审理案件的时效性、便捷性和经济性要求必须对案由进行选择和确定。法官不是万能的，案件是有审限的，打官司是需要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这一切决定了我们审理案件必须认准方向，目标明确，围绕中心、抓住重点，而案由无疑是这一切的基础，案由选择错误，将导致我们犯方向性错误，事倍功半。
二、 司法实务中案由的确定方式
司法实务中案由的确定，一般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由法院立案庭的法官选择确定。这也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最普遍的做法。这样做的事由和依据是，案由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连作为基层法院法官的我们，都不可能全部记得，需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去翻书、查找、确定，对当事人就更不用说了。再加上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法律知识欠缺，只知道有纠纷，不知道有案由，由立案庭法官帮助确定案由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当事人自行选择确定。随着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律师和司法工作者的涌现，当事人具有了一定的自主选择案由的能力。笔者在东莞市第三法院工作时，就曾遇到过交通事故致死的家属坚持提起运输合同之诉的。
（三）由审判法官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确定案由。其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通知》中规定：“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可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确定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例如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定为借款纠纷。”该通知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虽然之后最高院分别于2008年和2011年两次对《民事案由规定》进行了修改，但从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四、适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4、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导致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之规定看，仍然允许审判法官根据案件事实更改案由，故前一份通知中“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的规定并未被废除，仍然被沿用。
三、 案由确定方式间的冲突
上述几种案由确定方式，在司法实务中常常会发生冲突：
（一）第一种方式和第二种方式间的冲突。依照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四、适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3、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之规定，法院立案时基本已按照当事人自主决定的案由立案。故这种冲突已基本解决。
（二）第一种确定方式和第三种确定方式之间的冲突。由前所述，这种冲突仍然适用“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之规定处理。
（三）第二种确定方式和第三种确定方式之间的冲突。这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从笔者前面引用的最高院2008年通知看，一方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即肯定当事人有自主选择案由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允许“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加上二审法院对于其认为遗漏当事人的案件基本上发回重审的做法，使一审法院法官如惊弓之鸟，审理案件时稍微涉及其他法律关系，即想到追加当事人，这一切直接导致了笔者前述案例中合议庭意见的冲突。
笔者认为，我国的审判理念，长期受封建社会纠问式诉讼模式的影响，强调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在十几年前，甚至调查证据的任务都是由法官完成，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才更改为由当事人自行收集、提交证据。但在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我国的法官仍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被动居中裁判，这使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未得到根本改变，所以才有了允许法官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更改案由的规定。
这种做法，这种做法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
1、在当事人无能力自行选择案由的情况下，是可行的，因为其案由本身也是由法官（立案庭）确定的，这种更改从性质上说属于法院内部意见的更改，不涉及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问题；同时，也是应当的，因为这体现了有错必纠的司法理念，即立案庭法官判断错了，审判法官应予以纠正；而且，这种做法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
2、当原告有律师代理诉讼时，当原告坚持按其自行选择的案由进行诉讼时，这种更改就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了。因为我民诉法第十三条明文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法律中最直接、最明确的规定。故笔者认为，这种情形下，特别是经法官当庭询问和释明，原告仍拒绝变更案由，法官无权再更改案由，这是对当事人最基本的尊重。因为这种更改和前面一种更改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纠正的不再是法院工作人员的错误，而是所谓的当事人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只有当事人自身也认识到并同意，法院方得更改。并且，原告都主张只起诉所诉的案由部分的纠纷了，我们更改案由，岂不是超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故这也是不告不理原则的要求。
综上，针对原告有律师代理的案件，笔者提出一种审判模式——在庭审中明确询问原告是否坚持按起诉案由起诉，如其回答“坚持”并用庭审笔录的方式固定下来，不但使我们的审判变得简单得多——只需根据其案由审理，成立则支持，不成立则驳回，免去了“翻开石头蚂蚁多”的尴尬。同时，也使一审法官得到最好的保护，因为二审法官同样因此丧失了更改案由的权利，也就不能以此为由发回重审。
结语：
任何一个案件在实体上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但用程序却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点，例如两个人分一块蛋糕，无论你怎么分都不可能让两块绝对的一样大，也不可能绝对让双方都满意，但如果让切蛋糕的人后拿，却可以让双方都无话可说，这就是程序的优势。所以，西方有一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2]。这句话的意思是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并完全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而且还应当使人们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3]，达至程序公正。故我们在行使案由确定中的自由裁量权时，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区别不同情况予以对待。
[1]云南省元阳县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审判员。
[2] [美]马丁·P·戈尔丁著，齐海滨译，《法律哲学》，三联书店出版，1987年11月第一版，第209页。
[3]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