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探究/杨宇冠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探究
　　　　　　　　　　　　　　　　　　－－以利比亚情势为视角
　　　　　　　　　　　　　　杨宇冠 中国政法大学
　　内容提要: 在利比亚战争期间，国际刑事法院对卡扎菲等人发出逮捕令，对卡扎菲政权的灭亡以及被追捕的有关人的生命、自由产生巨大影响。利比亚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国际刑事法院的各项诉讼活动仍在进行。通过利比亚战争期间国际刑事法院的一系列活动，可以看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依据、行使的方式和结构，同时也证明了国际刑事法院在处理重大国际事件，特别是国际罪行中的重要性、权威性、公正性和独立性。


　　2011年2月15日，受突尼斯、埃及等邻国民主浪潮的影响，数百名利比亚民众在该国第二大城市班加西进行和平反政府示威，要求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之久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下台，进行民主变革。游行示威者与政府军发生冲突，并被武力镇压。以此为导火索，抗议及示威活动迅速蔓延至全国，骚乱与流血事件不断升级，引发了一场长达八个多月的内战，最终以反对卡扎菲政府势力组成的全国过渡委员会(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之胜利而结束。这场发生在利比亚境内的战争迅速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方面的干预行动不断加强，与此同时，国际刑事法院就利比亚局势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依《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罗马规约》）生效而于2002年7月1日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对严重危及世界和平、安全与福祉的犯罪行为行使补充性管辖权，以达到预防、遏制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的目的。利比亚并非《罗马规约》的缔约国，而国际刑事法院缘何能够对其局势行使管辖权并采取相关诉讼措施，其逮捕令对利比亚各方力量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效力如何，国际刑事法院对此次利比亚案件的处理展示出怎样的国际影响力，笔者拟通过实证分析作出解答。
　 一、国际刑事法院对利比亚情势的管辖
　 2011年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第6491次会议，参与表决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及十个非常任理事国一致通过第1970(2011)号决议，决定将2011年2月15日以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最高层煽动并实施对平民的敌意和暴力行为的局势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1]
　 利比亚并非《罗马规约》成员国，卡扎菲当政时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持反对态度。[2]国际刑事法院能否对其行使管辖权，管辖权的行使是否会违背条约相对性原则，是法院诉讼活动正当性需要解决的先决问题。
　 (一)《罗马规约》对非缔约国行使管辖权的规定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确定的条约相对性原则，除非非缔约国提交特殊声明，宣布承担规约义务，否则国际刑事法院对该国不能行使管辖权。同时，考虑到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中的重要作用，《罗马规约》第13条第二款规定“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行事，向检察官提交显示一项或多项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势”，国际刑事法院也可以对所述犯罪行使管辖权。
　 (二)基于安理会情势提交获得管辖权
　 对于联合国作出决议提交而取得管辖权的案件，权力行使的依据并非是《罗马规约》，而是安理会在处理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权威性和终局性。事实上，安理会曾经于2005年3月31日通过1593号决议，将2002年7月1日以来发生在达尔富尔地区的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苏丹及达尔富尔地区所有的冲突方都应根据本决议对国际刑事法院及检察官的工作给予完全配合。[3]
　 理论上，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5条规定，安理会作出的“联合国成员国在国际刑事法院调查该案件过程中提供合作”之要求，对所有成员国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因此，国际刑事法院对涉及非缔约国案件管辖权的取得，并不存在对条约相对性的违反问题，相反，恰恰说明了承担条约义务的强行性。[4]
　 (三)国际刑事法院取得管辖权的正当性
　 穆阿迈尔·卡扎菲作为当时利比亚政府最高领导人，直接煽动并实施对和平示威民众的敌意和暴力行为，这类发生在利比亚境内针对平民人口的大规模、有系统的攻击已经满足规约第7条危害人类罪的构成要件。[5]此时期待作为非缔约国的利比亚政府提交特殊声明从而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显得不切实际。“为了追究袭击平民事件，包括其控制的部队袭击平民的事件责任者的责任”，[6]安理会将利比亚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成为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正当性的基础。
　 二、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行使
　 2011年3月3日，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宣布，根据对所收集信息的分析，利比亚情势已经达到了规约规定的开展初步调查的标准(the statutory criteria)，同时与联合国制裁委员会合作，对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财产进行调查;5月16日，检察官向国际刑事法院第一预审分庭提交有关材料，证实卡扎菲政府为了维护政权的绝对权威，招募雇佣兵、指挥对示威平民的暴力攻击，已经有合理的证据确认其已经涉嫌危害人类罪，要求预审分庭签发逮捕令;6月27日，国际刑事法院在对检察官提交的申请书及相关证据进行审查之后，以涉嫌危害人类罪对穆阿迈尔·卡扎菲、其子赛义夫·卡扎菲和情报部长阿卜杜拉·赛努西发布逮捕令。
　 (一)检察官开展调查
　 根据《罗马规约》第15条和第53条的有关规定，检察官在作出开始调查的决定前，应考虑案件的管辖权(jurisdiction)、可受理性(admissibility)、严重程度(gravity)和是否有助于实现公正(interest of jus-tice)。检察官对情势的调查，意味着诉讼程序的正式开始。
　 检察官在对安理会提交的第一份报告[7]中指出，现有的证据能够表明利比亚境内正在发生并将持续发生危害人类罪等其他严重的犯罪行为，符合规约犯罪清单管辖权条件；尽管卡扎菲政府于2011年2月22日宣布将会组建一个特殊国家委员会对此案件进行调查，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在其国内可以成立一个真正能够对该案的责任人进行调查或起诉的机构，因此，国际刑事法院享有补充管辖权；安理会一致同意提交利比亚情势，充分体现了该案的严重性，虽然现在无法给出确切的数字，但有证据充分显示仅在2月这一个月里，就有500到700人因为枪击丧生。根据全国过渡委员会的统计，截至该报告递交之时，已有1万多名民众死亡，5万多名民众受伤；另外，并没有实质理由认为调查无助于实现公正。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检察官于2011年3月3日宣布对利比亚情势展开初步调查。
　 (二)第一预审分庭发布逮捕令
　 《罗马规约》第58条规定，在调查开始后，根据检察官的申请，预审法庭通过审查检察官提交的申请书和证据或其他资料，对于有合理理由相信该人实施了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并且显然有必要将该人逮捕时，可以发出逮捕令。
　 2011年6月27日，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危害人类罪对穆阿迈尔·卡扎菲、赛义夫·卡扎菲和情报部长阿卜杜拉·赛努西发布逮捕令。法院认为，根据检察官调查收集的证据，此三人是下令武力镇压并迫害在班加西等城市进行抗议示威活动平民的主要责任人，应该根据规约第5条、第25条接受对危害人类罪的指控并承担个人刑事责任。为了遏制其继续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犯罪，保护利比亚平民，确保他们能够到庭接受审判，必须对三人予以逮捕。
　 1．逮捕令的效力
逮捕令发布当晚，利比亚司法部发表声明，称利比亚没有批准《罗马规约》，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也不承认其发布逮捕令的效力。[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早在2011年4月14日，反卡扎菲政府组成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就曾致信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宣称将“全力支持逮捕令的执行，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依照《罗马规约》和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出的第1970号决议，开展广泛的合作”。[9]政治利益的冲突导致了利比亚两方势力对于逮捕令不同的评价，笔者拟从国际条约义务承担的角度，对逮捕令颁发的正当性基础进行论证。国际刑事法院能够对没有参加《罗马规约》的国家行使管辖权，这一点在本文的开头就已经说明，事实上，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行使并不囿于《罗马规约》，或多或少依附于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安理会基于情势的提交构成其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前提。逮捕令虽然是根据《罗马规约》有关规定由国际刑事法院作出的，但是其效力来源于联合国安理会第1970(2011)号决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5条，安理会的决议对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利比亚既然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就必须受到作为联合国基本条约框架之一的《联合国宪章》的约束，即便是卡扎菲政府，亦须承认逮捕令的效力，否则就是对国际条约的根本性违反，将要承担相应的制裁。
　 2．逮捕令的执行
　 逮捕令发布的次日，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奥坎波发表谈话指出，利比亚应该与国际刑事法庭和检察官进行充分合作，在执行逮捕令方面负有主要责任。[10]他认为，在执行逮捕令方面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对卡扎菲政权内部人士的劝诫，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地解决问题；另一种是寄希望于全国过渡委员会于2011年4月4日作出的逮捕协助承诺。同时，《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也应该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卡扎菲等三人逃至缔约国境内，应采取措施将其逮捕并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
　 逮捕令在利比亚境内的执行情况并不乐观，根据2011年8月19日《国际刑事法院提交给联合国的2010/11年度报告》，[11]虽然法院已经发出逮捕和交出这些人的合作请求，但该逮捕令自发布以来一直未执行。[12]鉴于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奥坎波根据《罗马规约》第87条和第1条第二款之规定，于9月8日正式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向其成员国发出红色通告，要求各国协助逮捕卡扎菲、其子赛义夫和原情报部门负责人塞努西，并将其引渡到海牙。[13]
　 (三)国际刑事法院对犯罪嫌疑人资产的查明、追寻和冻结
　 依据《罗马规约》第93条第一款第11项，缔约国应依照规约及国内法程序的规定，执行法院对于查明、追寻和冻结或扣押犯罪收益、财产和资产及犯罪工具的请求。法院之所以作此安排，是为了确保其判决的可执行性，最大程度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值得一提的是，在利比亚情势的处理中，国际刑事法院不仅可以对缔约国，也可以向非缔约国发出申请。规约第75条是关于被害人赔偿问题的处理，“本法院可以直接向被定罪人发布命令，具体列明应向被害人或被害人方面作出的适当赔偿，包括归还、补偿和恢复原状”，“在行使本条规定的权利时，可以在判定某人实施本院管辖权内的犯罪后，确定为了执行其可能根据本条发出的任何命令，是否有必要请求采取第93条第一款规定的措施”。[14]
　 检察官在开展调查的同时，就与联合国制裁委员会多次接触，对卡扎菲等三人的个人资产进行确认。9月底，国际刑事法院曾向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缔约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中的非缔约国发出请求，希望在他们的帮助下，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进行查明(identify)、追寻(trace)、扣押(seize)和冻结(freeze)，以保证法院最后予以赔偿的判决能够执行，切实维护受害者的潜在利益(potential benefit)。[15]
　 三、后卡扎菲时代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2011年10月20日，卡扎菲被证实身亡，利比亚进人后卡扎菲时代。11月19日，其子赛义夫·卡扎菲被捕，他将会受到怎样的审判还不得而知。国际刑事法院对于发生在利比亚境内情势的诉讼司法活动并没有因此而终结，根据当地局势的变化，可能会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一)管辖权的发展趋势
　 根据《罗马规约》序言及相关条文的规定，国际刑事法院仅行使补充管辖权，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正在对案件进行调查或者起诉时，国际刑事法院将断定该案不可受理而丧失管辖，而不论是否已经进行了初步调查活动。检察官办公室已经被告知，新的利比亚政权正准备采取综合性的措施对发生在利比亚境内的犯罪，包括对卡扎菲的死因展开调查。[16]如果本国政府正在开展公正有效的司法诉讼程序，那么国际刑事法院将不予继续干涉。新的利比亚政府可以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可受理性”质疑，由法官对此作出裁定。
　 除了对卡扎菲等三人案件的处理外，检察官在报告中也提出，对于北约(NATO)部队和全国过渡委员会指挥的部队在利比亚战争中所受指控之犯罪，比如涉嫌对雇佣军的平民进行非法拘禁、杀害被拘禁的战斗士兵等，也将会受到检察官办公室公正而又独立的审查。这已经涉及到了对于新情势的管辖权问题，通常情况下仅能对缔约国行使管辖权的国际刑事法院能否行使该项权力加以探究。
　 (二)对北约部队所受指控犯罪之管辖
　 检察官在第二次报告书中指出，将会对北约部队在利比亚所犯罪行之指控进行调查，在笔者看来，这种调查权行使之效力是薄弱的，即便有证据证明此种犯罪现象确实存在，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也能够被轻易排除。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973(2011)号决议决定对卡扎菲政权武力镇压示威民众实施第二轮制裁，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授权国际社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免受武装袭击”，[17]这项决议成为北约部队对利比亚卡扎菲政府采取行动的授权性文件。《罗马规约》第16条规定，联合国安理会有权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决议向法院提出要求。在其后12个月内，排除法院对情势开始或进行调查或起诉，安理会还可以根据同样条件延长该请求，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就被暂停或无限期推迟。
　 即便安理会没有作出此类延期决定，法院管辖权的行使也存在极大障碍。对于非缔约国而言，比如美国，可依据安理会第1970(2011)号决议第六款“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外的不是《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缔约国的国家的国民、现任或前任官员或人员，要为据说是安理会规定或授权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采取的行动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所有行为或不作为，接受本国的专属管辖，除非该国明确放弃这一专属管辖权”的规定，排除法院的管辖权；对于非缔约国而言，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是补充性的，如果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正在对该案进行调查或起诉，或者经调查后不对该人进行起诉，或者已经受到作为控告理由行为的审判，那么该案件就会因为不具备可受理性而丧失管辖权。
　 即使检察官认为案件具备可受理性，根据规约的规定，被告人和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仍然可以就案件的可受理性和法院的管辖权在审判开始前或者开始时提出一次质疑，在特殊情况下，法院可以允许多次质疑，或者在审判开始后提出质疑。这种程序性的质疑即使最终不能排除法院的管辖权，但无疑拖延了诉讼，影响效率，浪费了法院的诉讼资源，作为受各缔约国资助而没有自营业务的国际刑事法院能否承担这种消耗，也值得关注。
　 (三)对全国过渡委员会指挥部队所受指控犯罪之管辖
　 检察官在第二次报告书中也表示会对全国过渡委员会所指挥的部队在利比亚战争中所涉嫌之罪行进行调查。利比亚并非《罗马规约》缔约国，结束卡扎菲政府统治后建立起来的利比亚新政府，也没有表示要加入《罗马规约》。即便之后成为缔约国，根据规约第11条，“对于在本规约生效后成为缔约国的国家，本法院只能对在本规约对该国生效以后实施的犯罪行使管辖权”。因此，国际刑事法院要取得对全国过渡委员会指挥部队所受指控犯罪之管辖，其先决条件是非缔约国按照规约第12条第三款之规定提交特殊声明。新政权的前身就是全国过渡委员会，理论上来讲似乎不具备提交该种声明的期待可能性。
　 另外，联合国安理会第1970(2011)号声明也仅仅将2011年2月15日至2月26日这段时间内的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局势问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在这段时间外(比如2月26日之后)发生的相关罪行是否提交，并没有明确说明。从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力运行情况来看，无疑是将这段时间扩大到了整个战争阶段，[18]基于安理会决议而获得的管辖权，能否取代其补充性管辖权的性质？新的利比亚政权正在准备采取一系列综合性的措施对发生在利比亚境内的犯罪进行调查，根据《罗马规约》，如果一国政府正在进行公正有效的司法诉讼程序，那么国际刑事法院将不予继续干涉。笔者认为，即便是安理会的决议也不能改变补充管辖权的性质，更何况，安理会并没有明确授权提交，因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恐怕也难以行使。
　 四、国际刑事法院的现状与展望
　 根据最新统计，《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为119个，[19]较之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相比，差距甚远，而且中国、美国和俄罗斯这三个对国际社会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没有加入，这些情况反映出该项规约的局限性。此外，国际刑事法院犯罪清单里的四类犯罪（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没有将传统的诸如海盗罪、恐怖主义犯罪、腐败犯罪等条约犯罪纳入其中，因此，就惩罚国际重大犯罪行为而言，打击范围十分有限。在对利比亚情势的处理中，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行使也受到了相当多的限制和阻碍，但不容否认其发挥的巨大作用，前景仍旧乐观。
　 (一)国际刑事法院的重要性
　 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出决议，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情势的实践，始于2005年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处理。在讨论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第5159次会议上，将该地区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的第1593(2005)号决议以11票赞成，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作为非缔约国的中国和美国虽然没有行使否决权阻止该决议，但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行使仍持有谨慎的态度。而在利比亚问题的处理上，安理会各国纷纷采取了更为坚定的态度，一致(unanimous)同意将其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这一方面固然反映出卡扎菲政府在利比亚境内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受到国际社会的共同谴责，另一方面也凸显国际刑事法院以司法诉讼手段处理国际性暴行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根据《罗马规约》序言，国际刑事法院的目的在于对严重危及世界和平、安全与福祉的犯罪行为进行管辖，对犯有国际罪行的人实施制裁，从而有助于预防、遏制这种犯罪，保证永远尊重国际正义的执行。通过对利比亚情势的诉讼活动，从管辖权的取得到初步调查的开始到逮捕令的发出，国际刑事法院再一次显示出其对于处理深受国际关注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国际犯罪问题的重要性。
(二)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威性
　 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威，一方面表现在权力行使的强制性上，从逮捕令的发布情况来看，卡扎菲是继苏丹总统巴希尔之后的第二位被执行逮捕令的在位国家领导人；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检察官初步调查时从联合国、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等渠道的信息收集，还是在执行逮捕令时对缔约国与非缔约国的指示，以及其后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协助执行的请求，都体现出其在与众多国际组织和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国际刑事法院作为常设性国际刑事审判机构，其权威性来源于《罗马规约》缔约国对条约义务的遵守、非缔约国提交案件的特殊声明以及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出决议的授权。对于规约成员国而言，它们有义务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行使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提交证据、移送引渡等)，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对于非缔约国而言，在提交特殊声明的情况下等同于让渡权力，若是基于安理会决议而接受管辖，上文中已经论述，则是对《联合国宪章》义务的遵循。
　 除此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威性还特别表现在其裁判的终局性上，根据《罗马规约》第20条，“对于第五条(即犯罪清单)所述犯罪，已经被法院判定有罪或无罪的人，不得因该犯罪再由另一法院审判”。虽然至今为止，并没有任何审理结束的案件，但出于对条约义务的遵循，该法院的判决是能够有效排除国内司法机构就相同罪名进行的再次审判的，这体现出其判决的权威性。
　 (三)国际刑事法院的公正性
　 《罗马规约》在序言中指出，“决心保证永远尊重国际正义的执行”。确保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是法院公正性的突出表现。规约第67条为被告人设立了一系列的权利，比如公开公平审讯、举证质证、不强迫自证其罪、无罪推定及自我辩护与指定辩护等，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能够保障被告人主体地位，维护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另外，规约对适用的刑罚也作出了具体的规定：适用有期徒刑不得超过30年，仅在犯罪极为严重且被定罪并证明确有必要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无期徒刑，排除了死刑的适用。在刑罚的执行方面，确保囚犯的待遇符合广为接受的国际条约标准，判刑人与法院的通讯不受阻碍。甚至对于服刑期满后的移送，也作了周全的考虑，即在考虑到被移送人的意愿基础上，将其移送至有义务接受该人或者同意接受该人的另一国家。
　 而刚刚经历过内战重新组建的利比亚新政权的司法系统能否确保赛义夫接受审判时作为被告人的各项基本权利，仍让人质疑。
　 (四)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
　 《罗马规约》第4条确立了国际刑事法院在行使其职能和实现其宗旨时所必须的法律人格，第119条“关于该法院司法职能的任何争端，都由该法院的决定解决”即是对法院独立性的文本性叙述。与作为联合国下设机构的国际法院(ICJ)不同，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系统之间通过缔结协定建立关系，是互相平行的国际组织。
　 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不仅表现在其人格的非从属性上，也可以从其追责范围的广度上探知。《罗马规约》确立了“官方身份无关原则”、“不予豁免原则”、“执行命令不免责原则”和“指挥官责任”等原则，显示了其对于制裁国际犯罪责任人的决心和力度。即便对诸如卡扎菲、巴希尔这样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也能发出逮捕令，强制到庭接受审判；在检察官报告中也指出将对北约部队和全国过渡委员会指挥部队被指控在利比亚战争中涉嫌的罪名展开调查。当然，至于权力行使的结果会是怎样，还有待于国际刑事法院同各方政治力量的努力和斡旋。

【注释】
[1]参见联合国安理会第1970(2011)号决议，S/RES/1970 (2011)，第2页, Decides to Refer the Situation in the Libyan Arab Jamahiriyasince 15 February 2011 to the Prosecu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2]笔者曾于2007年1月10日至11日应利比亚社会科学院(Academy of Graduate Study)的邀请参加了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召开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研讨会”。利比亚人民代表大会外事秘书、利比亚社科院院长和来自英国、法国、美国等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各国驻利比亚外交使团出席了会议，在会议期间，笔者了解到利比亚当时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反对态度。
[3]参见联合国安理会第1593(2005)号决议，S/RES/1593 (2005)，第1页，Decides to Refer the Situation in Darfur since 1 July 2002 to the Prosecu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4]在此情况下，非缔约国义务的承担是出于对《联合国宪章》的遵循，而非《罗马规约》的强加。
[5]前引[1]，第1页，Considering that the widespread and systematic attacks currently taking place in the Libyan Arab Jamahiriya against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may amount to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6]前引[1],Stressing the need to hold to account those responsible for attacks, including by forces under their control, on civilians.
[7]根据安理会第1970(2011)号决议，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在该决议通过后两个月内并在其后每6个月向安理会报告根据本决议采取的行动，这是第一份报告，本段内容是对该份报告就检察官开展调查合理性分析的归纳与总结。
[8]《利比亚反告北约犯下战争罪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载环球网：http://world. huanqiu. com/roll/2011-06/1786280. html ,发布时间：2011年6月28日。
[9]见第一份检察官报告FIRST REPORT OF THE PROSECU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O THE UN SECURITY COUNSIL PURSUANT TO UNSCR 1970(2011)，第8页，In a 14 April 2011 letter, the Interim National Council answered to 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that“ We are fully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the fast implementation of such arrest warrants and expec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ooperate fully as is required by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CC and in accordance with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970 adopted under Chapter VII of the UN Charter．”
[10]《检察官奥坎波：利比亚当局在执行逮捕令方面负有主要责任》，载联合国网站：http : //www. un. org/zh/focus/northafrica/newsdetails.asp? newslD = 15834&criteria = libya，发布时间：2011年6月28日。
[11]根据《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间关系协定》第6条和联合国大会第65/12号决议第17段，法院可以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通过秘书长向联合国提交有关报告。
[12]参见《国际刑事法院提交给联合国的2010/11年度报告》，第11页。
[13]《国际刑警组织就逮捕卡扎菲等人发出红色通告》，载联合国网站http://www. un. org/zh/focus/northafrica/newsdetails. asp newslD =16224&criteria = libya，发布时间：2011年9月8日。
[14]《罗马规约》第75条第二款、第四款。
[15]检察官于2011年11月2日就利比亚情势问题向安理会提交的第二份报告，STATEMENT TO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SITUATION IN LIBYA, PURSUANT TO UNSCR 1970 (2011)，第4页。“The Office will also continue to search out the personal assets of Saif Al-Islam Gaddafi and Abdallah Al-Senussi for the potential benefit of the victims, through reparations awarded by the Court. Since the opening of the situation, the Office has been in contact with the UN Sanctions Committee, which is assisted by a Panel of Experts and with Interpol to coordinate its investigative efforts in relation to the assets of the suspects. The Court has sent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requests for assistance to Libya, State Parties, and five UN Security Council non-State Parties to identify, trace, seize and freeze all the personal assets belonging to the suspects. The Office strongly encourages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States to assist the Court in identifying and isolating these assets.”
[16]前引[15]，第5页。“The Office was informed that the new Libyan authorities are in the process of preparing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 address crimes, including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death of Muammar Gaddafi.”
[17]参见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2011)号决议，S/RES/1973 (2011)。“Authorizes Member States that have notified the Secretary-General,acting nationally or through regional organizations or arrangements, and acting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notwithstanding paragraph 9 of resolution 1970 (2011)，to protect civilians and civilian populated areas under threat of attack in the Libyan Arab Jamahiriya.”
[18]“检察官办公室与指称卡扎菲安全部队实施子性暴力的多名受害者进行了接触。检察官办公室收集到的一些证据显示，卡扎菲的指挥官在该国西部山区下令实施了强奸。检察官办公室还在审查指称卡扎菲及其他高级官员讨论用强奸迫害反叛人员或异己分子的证人的可信度”。(资料来源：联合国网站：http://www. un. org/zh/focus/northafrica/newsdetails. asp? newslD = 16577&criteria =libya，发布时间：2011年11月2日。)这些指控的罪名均发生在2011年2月26日之后，可以推断国际刑事法院已经把行使管辖权的时间扩展到了整个战争阶段。
[19]截至2011年10月28日本文定稿时的统计数据。参见国际刑事法院有关《罗马规约》成员国情况的网页。


出处:《北方法学》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