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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与以言治罪
周小狗
一个国家是否有未来，看该国家里的人是否有言论的自由。一个政府是否有自信，看该政府的社会环境是否可以自由的言论。如果没有言论自由或者自由的言论环境，那么这个国家和政府一定被专制者或独裁者所垄断，最终的命运只有走向没落与消亡。
应该说毕福剑戏说毛泽东把大家害苦了的事件，当然有的人称为是毕福剑戏虐毛泽东把大家害苦了的事件，总之无论戏说还是戏虐毛泽东事件，而后中央电视台官方对待毕福剑本身，即，停播毕福剑主持的王牌节目《星光大道》，以及不让其本人继续主持之行为，是一个典型的集权社会以言治罪和有罪推定的行为。该事件本身从另一个侧面更加印证了毛泽东执政期间的独裁与禁锢言论的罪过对中国社会毒害之深，以致延害到今天。
我们看一下1949年以后在大陆执政的的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的言论倒推到了什么年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西周有一项制度“学在官府”，所谓学在官府就是学术和教育被政府所垄断，惟官有书，而民无书；惟官有器，而民无器；惟官有学，而民无学。体现出了礼不下庶人，官师不分，政教合一等特点。而毛泽东为了其独裁统治可以说基本把西周奴隶社会的“学在官府”之愚昧的制度全部照搬过来了，他把人分成了等级：神（毛泽东本人，同时毛泽东承认自己是帝王秦始皇）、革命者、工人、农民，同时实行身份制又简称家庭成分，即资本家、地主、富农、中农、雇农、佃农等，并且辖制人们自由的行动，如果有人要出远门必须通过农村村委会或者城市居委会（它们也叫革命委员会）开介绍信，请问这与奴隶社会的奴隶有什么区别？特别到了十年文革时期更是把奴隶社会的学在官府推向了极致，即，惟毛泽东一人有书，而民无书；惟毛泽东一人有器，而民无器；惟毛泽东一人有学，而民无学。因此当时的人们把毛泽东称为大文豪。上述所为在短短的几年里基本把所有人奴化为不会思考的工具，让人与人之间在所谓的阶级意识形态里自相残杀，在今天大陆70岁左右的人都是亲身的经历者，多数还是所谓的保卫毛泽东的革命红卫兵，请问手上有没有粘上图害无辜者和同胞的血？50岁——65岁的所谓保卫毛泽东的红小兵。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的伤害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可以看一下有良知的知青的回忆录。
毛泽东死了40多年了，依据我国保密法30年一解密的规定，毛泽东从1949年执政到其在执政中死亡的所作所为应该解密，而我们的政府却迟迟不敢大白于天下。同时，一个人能执政30多年，并且死时都没有卸下国家职位的行为本身也是他对中国社会造成不好影响的证据。
虽说文革和毛泽东已经在历史的车轮里相继走远，但是，他带给这个国家的灾难并没有走远。特别是今天我们的教育依旧是政府垄断和教育行政化，请问这与西周时期的学在官府制度有什么区别吗？中国的学术焉能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或自由言论！
我们再回到毕福剑戏说毛泽东害苦大家的事件本身，在这个事件里还有一个所谓的“告密者”。我们一些站在毕福剑一方的学者或者网友气不过的谴责告密者本人。我不知道告密者本人有什么错？就算是私人聚会，但是好几个人的私人聚会也是一个相对的公共空间，告密者不过是很客观的通过现代化的视频手段把毕福剑的言论录制了下来，发到了其微博上。请问告密者有什么错吗？毕福剑虽然是公众人物，但他的戏说毛泽东言论也没有什么错误之处啊，至少他不是空穴来风胡诌八扯的。而所谓的告密者本人只不过把毕福剑的言论给客观的录制了下来，告密者本人也一样有言论的自由啊。因此，我们说本次事件不是告密不告密的问题，更不是身为公众人物的毕福剑该不该自由言论的问题，而真正的弊病是这个集权制度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和自由言论制度保障平台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的制度把人与人的信任和良知的底线给扭曲了。当我们把一切言论信息完全公开化以后，在真实的历史面前一切皆可化解，以及达成共识，根本不会发生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什么是言论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制度。
特别在今天中国集权社会全民大腐败到如此地步时，我们需要就是言论自由本身和敢于和腐败说不的所谓“告密者”。其实，当一个国家真正的有了言论自由和政权在民的制度保障，也就没有了所谓的告密者。同时，我们不要把所谓的毛泽东独裁时期的告密者或被集权奴化的告密者与公民社会言论自由下的告密者等同。否则，我们不左就右，永远在极端中徘徊，使人与人丧失判断是非的能力！一旦失去这些是非判断，我们的良知自然也就会被扭曲，我们就如同人殉制度猖獗的奴隶社会的奴隶一样，将把人给人的陪葬本身视为圣神使命一样可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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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与以言治罪
周小狗
一个国家是否有未来，看该国家里的人是否有言论的自由。一个政府是否有自信，看该政府的社会环境是否可以自由的言论。如果没有言论自由或者自由的言论环境，那么这个国家和政府一定被专制者或独裁者所垄断，最终的命运只有走向没落与消亡。
应该说毕福剑戏说毛泽东把大家害苦了的事件，当然有的人称为是毕福剑戏虐毛泽东把大家害苦了的事件，总之无论戏说还是戏虐毛泽东事件，而后中央电视台官方对待毕福剑本身，即，停播毕福剑主持的王牌节目《星光大道》，以及不让其本人继续主持之行为，是一个典型的集权社会以言治罪和有罪推定的行为。该事件本身从另一个侧面更加印证了毛泽东执政期间的独裁与禁锢言论的罪过对中国社会毒害之深，以致延害到今天。
我们看一下1949年以后在大陆执政的的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的言论倒推到了什么年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西周有一项制度“学在官府”，所谓学在官府就是学术和教育被政府所垄断，惟官有书，而民无书；惟官有器，而民无器；惟官有学，而民无学。体现出了礼不下庶人，官师不分，政教合一等特点。而毛泽东为了其独裁统治可以说基本把西周奴隶社会的“学在官府”之愚昧的制度全部照搬过来了，他把人分成了等级：神（毛泽东本人，同时毛泽东承认自己是帝王秦始皇）、革命者、工人、农民，同时实行身份制又简称家庭成分，即资本家、地主、富农、中农、雇农、佃农等，并且辖制人们自由的行动，如果有人要出远门必须通过农村村委会或者城市居委会（它们也叫革命委员会）开介绍信，请问这与奴隶社会的奴隶有什么区别？特别到了十年文革时期更是把奴隶社会的学在官府推向了极致，即，惟毛泽东一人有书，而民无书；惟毛泽东一人有器，而民无器；惟毛泽东一人有学，而民无学。因此当时的人们把毛泽东称为大文豪。上述所为在短短的几年里基本把所有人奴化为不会思考的工具，让人与人之间在所谓的阶级意识形态里自相残杀，在今天大陆70岁左右的人都是亲身的经历者，多数还是所谓的保卫毛泽东的革命红卫兵，请问手上有没有粘上图害无辜者和同胞的血？50岁——65岁的所谓保卫毛泽东的红小兵。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的伤害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可以看一下有良知的知青的回忆录。
毛泽东死了40多年了，依据我国保密法30年一解密的规定，毛泽东从1949年执政到其在执政中死亡的所作所为应该解密，而我们的政府却迟迟不敢大白于天下。同时，一个人能执政30多年，并且死时都没有卸下国家职位的行为本身也是他对中国社会造成不好影响的证据。
虽说文革和毛泽东已经在历史的车轮里相继走远，但是，他带给这个国家的灾难并没有走远。特别是今天我们的教育依旧是政府垄断和教育行政化，请问这与西周时期的学在官府制度有什么区别吗？中国的学术焉能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或自由言论！
我们再回到毕福剑戏说毛泽东害苦大家的事件本身，在这个事件里还有一个所谓的“告密者”。我们一些站在毕福剑一方的学者或者网友气不过的谴责告密者本人。我不知道告密者本人有什么错？就算是私人聚会，但是好几个人的私人聚会也是一个相对的公共空间，告密者不过是很客观的通过现代化的视频手段把毕福剑的言论录制了下来，发到了其微博上。请问告密者有什么错吗？毕福剑虽然是公众人物，但他的戏说毛泽东言论也没有什么错误之处啊，至少他不是空穴来风胡诌八扯的。而所谓的告密者本人只不过把毕福剑的言论给客观的录制了下来，告密者本人也一样有言论的自由啊。因此，我们说本次事件不是告密不告密的问题，更不是身为公众人物的毕福剑该不该自由言论的问题，而真正的弊病是这个集权制度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和自由言论制度保障平台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的制度把人与人的信任和良知的底线给扭曲了。当我们把一切言论信息完全公开化以后，在真实的历史面前一切皆可化解，以及达成共识，根本不会发生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什么是言论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制度。
特别在今天中国集权社会全民大腐败到如此地步时，我们需要就是言论自由本身和敢于和腐败说不的所谓“告密者”。其实，当一个国家真正的有了言论自由和政权在民的制度保障，也就没有了所谓的告密者。同时，我们不要把所谓的毛泽东独裁时期的告密者或被集权奴化的告密者与公民社会言论自由下的告密者等同。否则，我们不左就右，永远在极端中徘徊，使人与人丧失判断是非的能力！一旦失去这些是非判断，我们的良知自然也就会被扭曲，我们就如同人殉制度猖獗的奴隶社会的奴隶一样，将把人给人的陪葬本身视为圣神使命一样可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