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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以铁的事实回击日军右翼势力，河南省登封市农民任殿爵耗资10余万元，奔赴全国各地，收集到日军侵华罪行图片500余幅，征集实物150多件。9年前，他自费创办了“日军侵华罪行展览馆”，展出上百场次，吸引了百万名观众，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不曾想，为了这些令他魂牵梦绕的“宝贝”，他与当地文物管理局打起了连环官司……
日军仇恨记心间 收集罪证办展览
任殿爵幼年时，父亲就不断给他讲述日本鬼子在家乡一带烧、杀、抢、掠的罪恶。而后从电影、电视和历史课本中不断看到“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一幕幕惨案。每当从广播、电视中得知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参拜靖国神社、猖狂为侵华战犯亡灵招魂时，他就愤慨不已。
1993年，任殿爵在四叔家发现了一根旧马缰绳，在得到确认是日本人留下的之后，他开始四处寻找日军留下的物品。有一次，他到同村一户人家去串门，看见有个栽花的花盆很特别，一打听才知道，那是个侵华日军用过的钢盔。后来，他找了个花盆把花移过去，把那顶钢盔换回了家。就这样，任殿爵先后找到了侵华日军留下的嚼环、匕首、马鞍等物品。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任殿爵决定把他收集到的纪念物巡回展览。计划确定后，任殿爵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购买日军罪证实物，并到各纪念馆、博物馆寻找与日军侵华暴行有关的图片，翻拍下来后备用。
8月15日，也就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那天，展览正式开展了。这次展览一共举行了4个月时间，前前后后花了1万多元钱。此后，因经济拮据，他只得把展品放置在镇敬老院的一间小屋里。
1999年，镇党委书记看到了任殿爵的展品后，当即表示支持，并批给他1500元的经费。拿着这笔钱后，任殿爵把展品拉到了登封市城隍庙，并专门请了一位讲解员向观众讲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从此，他搜集日军侵华罪证的劲头更大了。任殿爵膝下有3个儿子，全家6口人挤在一处宅院内，生活相当艰苦，但这并没有动摇他。一次，他听说邻村一户人家收藏了一把日军指挥刀，立马找上门去。但人家开口要5000元，任殿爵当时实在买不起，过后只好一趟趟地往这家跑，可是价钱怎么也谈不妥。直到2000年春节，任殿爵趁人家过年需要钱的机会，好说歹说才以800元的价格把日军指挥刀买回了家。正等着他办年货归来的老伴，看见他拿回来的却是一把日军指挥刀，当时就哭了。可伤心归伤心，家里人还是支持任殿爵的，老伴主动加入到办展队伍，儿子把工资提供给他。经过日积月累，他收集的“藏品”又增加了刺刀、子弹、手榴弹箱、电报箱和纸币硬币等。展览也按内容分为日军大屠杀罪行、731细菌部队罪行、日军在登封境内罪行3种。
克难攻坚勇往前 爱国义举受称赞
从1995年办展以来，任殿爵先后奔赴洛阳、开封、武汉、沧州、北京、南京等地，耗资10余万元，收集图片500余幅，征集实物150多件，展出上百场次，吸引了数百万名观众。他的展览，给了人们深刻的教育，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从领导到百姓、从将军到士兵、从经理到员工、从教授到学子都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观众留言簿堆起来有一米多高，上百家新闻单位对他的事迹进行了报道。一时间，他成了名噪一时的知名人物，并获得了“公益之星”等荣誉称号。2000年4月，登封市文物局将任殿爵及其藏品请进市历史博物馆。登封市委发出通知，在全市征集文物资料，由文物局转交任殿爵。对政府领导的关爱和支持，任殿爵感到异常欣慰，但他没有想到意外发生了。
2001年2月18日，登封市文物局突然下发命令，命任殿爵限期将“日军侵华罪行展览馆”从历史博物馆中搬出，并扣留了一只日本九四式充电机箱和一只榴弹炮箱。
任殿爵只得卖掉家中耕牛，并借款租来了两间房子，才使展品有了安身之处。
最令任殿爵感到苦恼的是，他讨要那两只存放在文物局的日本箱子竟遭到拒绝，任殿爵决定拿起法律武器。
维权讨要日本箱 依法状告文物局
2003年5月26日，任殿爵一纸诉状将登封市文物局告上法庭。诉称，依据登封市委的红头文件，征集的实物资料统一登记造册后交日军侵华罪行展览馆，文物局协助任殿爵利用日军侵华罪行展公开展出。那两只日本箱子，就是在这次征集活动中，由登封市委宣传部出资买回后捐给他的，属己所有，文物局应当归还。
登封市文物局则辩称，这两只日本箱子是登封市委宣传部转赠给我局的，有宣传部长亲笔签名为证。
登封市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的包括文物在内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人和组织不得非法侵占。本案中，登封市日军侵华罪行展览馆没有进行社团登记，不具有民事权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该馆系任殿爵个人自费创办，任即对该馆的财产享有所有权。登封市委宣传部将征集到的日军侵华时遗留下来的两只箱子捐赠给日军侵华罪行展览馆，应视为捐赠给任殿爵本人。故判决被告登封市文物局返还给原告任殿爵九四式充电机箱和榴弹炮箱各一只。
文物局不甘示弱 据理反告任殿爵
登封市文物局不服，于2003年8月22日上诉至郑州市中院。
第二天，登封市文物局又将任殿爵告上了法庭。诉称，2000年8月，任殿爵将自己征集的20件近现代历史纪念物作为文物无偿捐赠给原告文物局，并在8月10日由原、被告双方对这20件文物进行了交接登记。因原告库房正在维修，经被告同意，暂将20件文物存放在被告处。2001年至2002年，原告派人向被告索要，被告却拒不交出。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将20件纪念物返还给原告。
庭审中，登封市文物局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主要有：“登封市捐赠近现代历史纪念物入库登记表”一份，时间为2000年8月10日，在该表的“捐赠单位或个人”处，文物局工作人员签有“任殿爵”的名字，在手写的“存放人”一栏，则是任殿爵的亲笔签名。此外，还有登封市历史博物馆藏品总登记账一份，上面显示有本案争议的文物名称及数量。
被告任殿爵则辩称，一份登记表和一份记账单，根本不能表明自己向文物局捐赠了文物，只能证明文物局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
登封市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依法享有对法定国有文物以外文物的所有权，是否捐赠给国家或有关部门，由公民自由决定。《登封市捐赠近现代历史纪念物登记表》显示的捐赠行为或捐赠合同，欠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原告自2001年2月向任殿爵催促交还文物至今懈怠主张权利。因此，原、被告双方的捐赠行为依法没有成立，且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不受法律保护，依法予以驳回。
2004年3月2日，郑州市中院对登封市文物局上诉一案也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虽然接连赢了三场官司，但能否要回那两只日本箱子，目前尚是未知数。
采访结束后，笔者问任殿爵是否还外出展览？他含蓄地答道：“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坚决将‘抗战’进行到底”。
衷心祝愿老任一路走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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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以铁的事实回击日军右翼势力，河南省登封市农民任殿爵耗资10余万元，奔赴全国各地，收集到日军侵华罪行图片500余幅，征集实物150多件。9年前，他自费创办了“日军侵华罪行展览馆”，展出上百场次，吸引了百万名观众，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不曾想，为了这些令他魂牵梦绕的“宝贝”，他与当地文物管理局打起了连环官司……
日军仇恨记心间 收集罪证办展览
任殿爵幼年时，父亲就不断给他讲述日本鬼子在家乡一带烧、杀、抢、掠的罪恶。而后从电影、电视和历史课本中不断看到“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一幕幕惨案。每当从广播、电视中得知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参拜靖国神社、猖狂为侵华战犯亡灵招魂时，他就愤慨不已。
1993年，任殿爵在四叔家发现了一根旧马缰绳，在得到确认是日本人留下的之后，他开始四处寻找日军留下的物品。有一次，他到同村一户人家去串门，看见有个栽花的花盆很特别，一打听才知道，那是个侵华日军用过的钢盔。后来，他找了个花盆把花移过去，把那顶钢盔换回了家。就这样，任殿爵先后找到了侵华日军留下的嚼环、匕首、马鞍等物品。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任殿爵决定把他收集到的纪念物巡回展览。计划确定后，任殿爵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购买日军罪证实物，并到各纪念馆、博物馆寻找与日军侵华暴行有关的图片，翻拍下来后备用。
8月15日，也就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那天，展览正式开展了。这次展览一共举行了4个月时间，前前后后花了1万多元钱。此后，因经济拮据，他只得把展品放置在镇敬老院的一间小屋里。
1999年，镇党委书记看到了任殿爵的展品后，当即表示支持，并批给他1500元的经费。拿着这笔钱后，任殿爵把展品拉到了登封市城隍庙，并专门请了一位讲解员向观众讲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从此，他搜集日军侵华罪证的劲头更大了。任殿爵膝下有3个儿子，全家6口人挤在一处宅院内，生活相当艰苦，但这并没有动摇他。一次，他听说邻村一户人家收藏了一把日军指挥刀，立马找上门去。但人家开口要5000元，任殿爵当时实在买不起，过后只好一趟趟地往这家跑，可是价钱怎么也谈不妥。直到2000年春节，任殿爵趁人家过年需要钱的机会，好说歹说才以800元的价格把日军指挥刀买回了家。正等着他办年货归来的老伴，看见他拿回来的却是一把日军指挥刀，当时就哭了。可伤心归伤心，家里人还是支持任殿爵的，老伴主动加入到办展队伍，儿子把工资提供给他。经过日积月累，他收集的“藏品”又增加了刺刀、子弹、手榴弹箱、电报箱和纸币硬币等。展览也按内容分为日军大屠杀罪行、731细菌部队罪行、日军在登封境内罪行3种。
克难攻坚勇往前 爱国义举受称赞
从1995年办展以来，任殿爵先后奔赴洛阳、开封、武汉、沧州、北京、南京等地，耗资10余万元，收集图片500余幅，征集实物150多件，展出上百场次，吸引了数百万名观众。他的展览，给了人们深刻的教育，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从领导到百姓、从将军到士兵、从经理到员工、从教授到学子都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观众留言簿堆起来有一米多高，上百家新闻单位对他的事迹进行了报道。一时间，他成了名噪一时的知名人物，并获得了“公益之星”等荣誉称号。2000年4月，登封市文物局将任殿爵及其藏品请进市历史博物馆。登封市委发出通知，在全市征集文物资料，由文物局转交任殿爵。对政府领导的关爱和支持，任殿爵感到异常欣慰，但他没有想到意外发生了。
2001年2月18日，登封市文物局突然下发命令，命任殿爵限期将“日军侵华罪行展览馆”从历史博物馆中搬出，并扣留了一只日本九四式充电机箱和一只榴弹炮箱。
任殿爵只得卖掉家中耕牛，并借款租来了两间房子，才使展品有了安身之处。
最令任殿爵感到苦恼的是，他讨要那两只存放在文物局的日本箱子竟遭到拒绝，任殿爵决定拿起法律武器。
维权讨要日本箱 依法状告文物局
2003年5月26日，任殿爵一纸诉状将登封市文物局告上法庭。诉称，依据登封市委的红头文件，征集的实物资料统一登记造册后交日军侵华罪行展览馆，文物局协助任殿爵利用日军侵华罪行展公开展出。那两只日本箱子，就是在这次征集活动中，由登封市委宣传部出资买回后捐给他的，属己所有，文物局应当归还。
登封市文物局则辩称，这两只日本箱子是登封市委宣传部转赠给我局的，有宣传部长亲笔签名为证。
登封市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的包括文物在内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人和组织不得非法侵占。本案中，登封市日军侵华罪行展览馆没有进行社团登记，不具有民事权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该馆系任殿爵个人自费创办，任即对该馆的财产享有所有权。登封市委宣传部将征集到的日军侵华时遗留下来的两只箱子捐赠给日军侵华罪行展览馆，应视为捐赠给任殿爵本人。故判决被告登封市文物局返还给原告任殿爵九四式充电机箱和榴弹炮箱各一只。
文物局不甘示弱 据理反告任殿爵
登封市文物局不服，于2003年8月22日上诉至郑州市中院。
第二天，登封市文物局又将任殿爵告上了法庭。诉称，2000年8月，任殿爵将自己征集的20件近现代历史纪念物作为文物无偿捐赠给原告文物局，并在8月10日由原、被告双方对这20件文物进行了交接登记。因原告库房正在维修，经被告同意，暂将20件文物存放在被告处。2001年至2002年，原告派人向被告索要，被告却拒不交出。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将20件纪念物返还给原告。
庭审中，登封市文物局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主要有：“登封市捐赠近现代历史纪念物入库登记表”一份，时间为2000年8月10日，在该表的“捐赠单位或个人”处，文物局工作人员签有“任殿爵”的名字，在手写的“存放人”一栏，则是任殿爵的亲笔签名。此外，还有登封市历史博物馆藏品总登记账一份，上面显示有本案争议的文物名称及数量。
被告任殿爵则辩称，一份登记表和一份记账单，根本不能表明自己向文物局捐赠了文物，只能证明文物局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
登封市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依法享有对法定国有文物以外文物的所有权，是否捐赠给国家或有关部门，由公民自由决定。《登封市捐赠近现代历史纪念物登记表》显示的捐赠行为或捐赠合同，欠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原告自2001年2月向任殿爵催促交还文物至今懈怠主张权利。因此，原、被告双方的捐赠行为依法没有成立，且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不受法律保护，依法予以驳回。
2004年3月2日，郑州市中院对登封市文物局上诉一案也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虽然接连赢了三场官司，但能否要回那两只日本箱子，目前尚是未知数。
采访结束后，笔者问任殿爵是否还外出展览？他含蓄地答道：“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坚决将‘抗战’进行到底”。
衷心祝愿老任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