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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邵建东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五月四日，在南京大学的BBS上看到谢怀栻先生仙逝的消息，第二天，宪忠兄和米健兄来电证实了这一不幸的事实。虽说三月份在南京遇到梁慧星教授时，听他说起过最近谢老师身体很不好，也就是说思想上对这一天的到来有了些准备，但一旦它真的到来，还是觉得十分的突然。
作为一名京外的法学工作者，我仅见过谢怀栻先生两次，两次都是在他西直门南大街20号楼的家中。第一次是在九二年春，当时我陪丁邦开主任到社科院法学所，为南京大学法律系举办的一次国际会议做些宣传，同时想邀请谢怀栻先生到南京来出席会议。因年事已高，谢老师婉言谢绝了。第二次则是在2000年的冬天，我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五十周年庆典仪式时，抽空去拜访了谢老师。当时，我翻译的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刚刚出来。说来真是有缘，我第一次见到这本书，还是在谢老师的家中。当时米健兄将《德国民法总论》的精装本送给谢老师，而远在南京的我则还未来得及看到。
从九二年春第一次与谢老师认识，到今年春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正式出版面市，在这十余年时间里，我与谢老师因翻译德国民法著作的事发生过频繁的接触。我们联系的主要方式是通信，几乎未曾打过电话。我一共给谢老师写过多少信件，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写了些什么内容，现在也已忘却。倒是谢老师寄给我的信件，我基本上都保留着；当初他给我修改译稿的原文，现在也还保留着。今天重读这些信件，我加倍深切地感受到谢老师严谨谦逊的学者风范和崇高的道德水平。
现将我谢老师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附上，以此表达我对谢怀栻先生的思念和感激之情。
（2003年5月）
附：
谢怀栻先生致邵建东的信
建东同志：
提起笔来给你写信，真是惭愧万分，不知用什么话来向你致歉。也正因如此，你今年四月间给我的信，直到今天才给你复信。
Larenz的书压在我这里，这么多年了。不论我说多少客观原因，都是说不过去的。只好不说了。
几个月前，我得悉这本书又出了新版，而且又经过另一位教授的增修，我不得不郑重考虑如何处理这件事。
想来想去，我想，如果由我再根据新版去处理这本书，不知又将拖到何时，而且，我已81岁，如果一旦离开这个世界，更是不好办，特别是对不起原来的几位译者（主要是你）。当我得悉你已将Medicus的书译完并已交稿时，我决心请你出来替我办完这件事。——我把Larenz那本书的译稿（其中有1/3是你译的，另有些部分经我改译过）移交给你，由你将之对照新版本校订一遍，争取早日出版。
我将我的想法同米健同志商量，他完全支持我，同意我提出的几点：
1． 将此书列入他（和你）编的“当代德国法学名著”丛书；
2． 我将全部译稿交给你，你对照新版本校订，由他负责出版；
3． 出版时署“邵建东校”，我不署名，我也不取分文稿酬；
4． 最多，我在书末写几句话，表明我的歉意。
但是同米健同志谈过后，我回来反思，又觉得我这样做是很不道德的，我把一件“收拾残局”的事推给别人。结果，又拖了几个月，今天才写这封信，终于向你说出了这件事。
这封信的目的是先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你不同意，此事即作罢。如果你同意，我们再商量具体作法（米健同志说，你们编委将在十月份在北京开会，那时你来了，我们更好面商）。
你这几年，论文译著，不断出版，令人敬佩。你又担任行政职务，想极劳累。诸希珍重。
祝好。
谢怀栻
〔2000〕9月25日
出处:《谢怀栻先生纪念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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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邵建东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五月四日，在南京大学的BBS上看到谢怀栻先生仙逝的消息，第二天，宪忠兄和米健兄来电证实了这一不幸的事实。虽说三月份在南京遇到梁慧星教授时，听他说起过最近谢老师身体很不好，也就是说思想上对这一天的到来有了些准备，但一旦它真的到来，还是觉得十分的突然。
作为一名京外的法学工作者，我仅见过谢怀栻先生两次，两次都是在他西直门南大街20号楼的家中。第一次是在九二年春，当时我陪丁邦开主任到社科院法学所，为南京大学法律系举办的一次国际会议做些宣传，同时想邀请谢怀栻先生到南京来出席会议。因年事已高，谢老师婉言谢绝了。第二次则是在2000年的冬天，我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五十周年庆典仪式时，抽空去拜访了谢老师。当时，我翻译的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刚刚出来。说来真是有缘，我第一次见到这本书，还是在谢老师的家中。当时米健兄将《德国民法总论》的精装本送给谢老师，而远在南京的我则还未来得及看到。
从九二年春第一次与谢老师认识，到今年春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正式出版面市，在这十余年时间里，我与谢老师因翻译德国民法著作的事发生过频繁的接触。我们联系的主要方式是通信，几乎未曾打过电话。我一共给谢老师写过多少信件，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写了些什么内容，现在也已忘却。倒是谢老师寄给我的信件，我基本上都保留着；当初他给我修改译稿的原文，现在也还保留着。今天重读这些信件，我加倍深切地感受到谢老师严谨谦逊的学者风范和崇高的道德水平。
现将我谢老师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附上，以此表达我对谢怀栻先生的思念和感激之情。
（2003年5月）
附：
谢怀栻先生致邵建东的信
建东同志：
提起笔来给你写信，真是惭愧万分，不知用什么话来向你致歉。也正因如此，你今年四月间给我的信，直到今天才给你复信。
Larenz的书压在我这里，这么多年了。不论我说多少客观原因，都是说不过去的。只好不说了。
几个月前，我得悉这本书又出了新版，而且又经过另一位教授的增修，我不得不郑重考虑如何处理这件事。
想来想去，我想，如果由我再根据新版去处理这本书，不知又将拖到何时，而且，我已81岁，如果一旦离开这个世界，更是不好办，特别是对不起原来的几位译者（主要是你）。当我得悉你已将Medicus的书译完并已交稿时，我决心请你出来替我办完这件事。——我把Larenz那本书的译稿（其中有1/3是你译的，另有些部分经我改译过）移交给你，由你将之对照新版本校订一遍，争取早日出版。
我将我的想法同米健同志商量，他完全支持我，同意我提出的几点：
1． 将此书列入他（和你）编的“当代德国法学名著”丛书；
2． 我将全部译稿交给你，你对照新版本校订，由他负责出版；
3． 出版时署“邵建东校”，我不署名，我也不取分文稿酬；
4． 最多，我在书末写几句话，表明我的歉意。
但是同米健同志谈过后，我回来反思，又觉得我这样做是很不道德的，我把一件“收拾残局”的事推给别人。结果，又拖了几个月，今天才写这封信，终于向你说出了这件事。
这封信的目的是先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你不同意，此事即作罢。如果你同意，我们再商量具体作法（米健同志说，你们编委将在十月份在北京开会，那时你来了，我们更好面商）。
你这几年，论文译著，不断出版，令人敬佩。你又担任行政职务，想极劳累。诸希珍重。
祝好。
谢怀栻
〔2000〕9月25日
出处:《谢怀栻先生纪念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