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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中学生小庆，今年6月刚刚参加完中考。意想不到的是，刚刚走下考场的他，就遭遇了父母（已离婚）相互推卸监护责任引发的变更子女抚育关系官司。
“弃儿”回家
一脸迷茫的小庆怎么也搞不明白的是，别人的父母往往为争夺与子女共同生活权打官司，而我的父母却在为“弃”我而互踢起皮球。17岁的他怎么能承重这一切呢？面临漂泊的他，在海安法院法官的悉心调解下，才找回了停泊的港湾。
7月10日，经法庭调解，小庆父母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协议约定，小庆仍随母亲何某生活，父亲龙某将每月给付小庆的生活费从100元增至200元；小庆的教育费（不包括择校费）、医疗费由父母各半负担至小庆学业结束时止。
关系错综
1986年11月，原告何某、被告龙某双方相识。1987年3月，双方登记结婚。1988年4月，生一子小庆。来到人世后，小庆过了几年幸福的童年生活，父亲搞装潢，母亲做理发。但在小庆11岁时，父母产生了感情危机，两人走进了法院。1999年12月，经法院调解离婚，小庆随母亲生活。离婚协议约定，父亲龙某从2000年1月起每月给付子女抚育费100元至小庆独立生活时止。2002年，父亲龙某再婚，而母亲何某则一直未婚。离婚后，父亲按协议履行了给付子女抚育费的义务。原、被告间一直相安无事。不幸的是，去年的一场车祸损伤了何某的右臂，直接影响其理发业务。何某自感再履行监护小庆的职责，不论从经济上，还是体力上，都力不从心。今年3月何某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要求变更子女抚育关系，请求法院判决小庆随父亲龙某生活。
案情本身并不复杂，但在法院立案后不久，双方就开始托人到法院打招呼，陈述各自抚育子女的困难，希望获得法官的同情与支持。案件接手后，承办此案的女法官们，立即感到对象特殊，关系错综。多年来受理变更子女抚育关系案件，绝大部分都是非监护方要求将子女转由自己监护，象本案这样监护方要求将监护责任推给对方的现象十分罕见。海安法院分管民事的副院长蒋玉虹在听完案情汇报后，立即决定自己担任本案审判长，直接审理此案。合议庭于4月和6月先后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矛盾对立
庭审中，原告何某诉称，我本是父母的独生女儿，年迈体弱的父母一直靠我照料，而我却因车祸右臂受伤、身体虚弱、精力缺乏，导致独自经营的理发店生意清淡，收入微薄，若小庆继续留在我处生活，随时面临辍学的可能；相比而言，被告龙某多年来一直在外搞工程，收入比我高，家庭负担比我轻；故我认为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学业，也为了能使得孩子在更好的生活环境里成长，法院应当判决变更孩子的抚育关系。
被告龙某则辩称，我原来搞承包，后来因为亏本而失业，现在没有职业，没有经济收入，依靠后妻的收入维持生计，况且后妻与我再婚时还带来了一个10岁的男孩。如果孩子判归我，后妻要与我离婚。
调整思路
第一次庭审结束后，二名女法官到小庆就读的初级中学进行了走访。一位任课老师反映，小庆学习成绩一般，平时不怎么讲话，与同学往不多，也许家庭变故给孩子的打击太大，老师也与其谈过几次心，但效果不大。老师希望小庆父母能努力给其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祝愿即将跨入高中的小庆，能走出人生的阴影，迎来美好的未来。
小庆在接受法庭调查时，道出自己的一翻苦衷：凭心而论，不能说父母不爱我，但我爸爸有能力为他人抚育子女，也应该养我，如果法庭不把我判归父亲，我就离家出走。
母亲提出能力有限不能承担监护义务，父亲则说如果把孩子判给他，现有的家庭保不住，而儿子又非要跟父亲过，这着实难煞了合议庭的女法官。合议庭反复研究后认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对子女的监护既是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其安排主要应考虑有利于子女成长这一因素。在原、被告双方都有困难情况下，变更抚育关系并不能给小庆的生活带来明显的改变，况且其已临近18岁，日常生活已能够自己料理，现在急需解决的实质问题是小庆迅速增加的生活费和教育费。蒋玉虹副院长为此决定调整合议庭工作思路，积极开展调解工作。
撑起蓝天
第二次庭审结束后，合议庭的女法官一起做原、被告的工作。在与原告何某促膝交谈时，何某表示：“不管我与被告关系如何，孩子是共同的，我希望孩子能继续上学，我会尽我所能。”龙某也表示，只要孩子愿意上学，他也会竭尽所能。由此说明何某和龙某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这给案件的调解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三位女法官摆事实讲道理，先对龙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说得龙某心服口服，表示了增加抚育费的意向。随即做原告的工作，慢慢疏通其思想。经合议庭法官反复与双方当事人交换意见，很快促成双方达成了前述协议。
女法官们的悉心调解，为小庆的未来撑起了一片蓝天。诉讼结束后，女法官们继续与小庆及其父母保持联系，鼓励小庆认真学习，督促被告龙某按期履行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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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中学生小庆，今年6月刚刚参加完中考。意想不到的是，刚刚走下考场的他，就遭遇了父母（已离婚）相互推卸监护责任引发的变更子女抚育关系官司。
“弃儿”回家
一脸迷茫的小庆怎么也搞不明白的是，别人的父母往往为争夺与子女共同生活权打官司，而我的父母却在为“弃”我而互踢起皮球。17岁的他怎么能承重这一切呢？面临漂泊的他，在海安法院法官的悉心调解下，才找回了停泊的港湾。
7月10日，经法庭调解，小庆父母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协议约定，小庆仍随母亲何某生活，父亲龙某将每月给付小庆的生活费从100元增至200元；小庆的教育费（不包括择校费）、医疗费由父母各半负担至小庆学业结束时止。
关系错综
1986年11月，原告何某、被告龙某双方相识。1987年3月，双方登记结婚。1988年4月，生一子小庆。来到人世后，小庆过了几年幸福的童年生活，父亲搞装潢，母亲做理发。但在小庆11岁时，父母产生了感情危机，两人走进了法院。1999年12月，经法院调解离婚，小庆随母亲生活。离婚协议约定，父亲龙某从2000年1月起每月给付子女抚育费100元至小庆独立生活时止。2002年，父亲龙某再婚，而母亲何某则一直未婚。离婚后，父亲按协议履行了给付子女抚育费的义务。原、被告间一直相安无事。不幸的是，去年的一场车祸损伤了何某的右臂，直接影响其理发业务。何某自感再履行监护小庆的职责，不论从经济上，还是体力上，都力不从心。今年3月何某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要求变更子女抚育关系，请求法院判决小庆随父亲龙某生活。
案情本身并不复杂，但在法院立案后不久，双方就开始托人到法院打招呼，陈述各自抚育子女的困难，希望获得法官的同情与支持。案件接手后，承办此案的女法官们，立即感到对象特殊，关系错综。多年来受理变更子女抚育关系案件，绝大部分都是非监护方要求将子女转由自己监护，象本案这样监护方要求将监护责任推给对方的现象十分罕见。海安法院分管民事的副院长蒋玉虹在听完案情汇报后，立即决定自己担任本案审判长，直接审理此案。合议庭于4月和6月先后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矛盾对立
庭审中，原告何某诉称，我本是父母的独生女儿，年迈体弱的父母一直靠我照料，而我却因车祸右臂受伤、身体虚弱、精力缺乏，导致独自经营的理发店生意清淡，收入微薄，若小庆继续留在我处生活，随时面临辍学的可能；相比而言，被告龙某多年来一直在外搞工程，收入比我高，家庭负担比我轻；故我认为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学业，也为了能使得孩子在更好的生活环境里成长，法院应当判决变更孩子的抚育关系。
被告龙某则辩称，我原来搞承包，后来因为亏本而失业，现在没有职业，没有经济收入，依靠后妻的收入维持生计，况且后妻与我再婚时还带来了一个10岁的男孩。如果孩子判归我，后妻要与我离婚。
调整思路
第一次庭审结束后，二名女法官到小庆就读的初级中学进行了走访。一位任课老师反映，小庆学习成绩一般，平时不怎么讲话，与同学往不多，也许家庭变故给孩子的打击太大，老师也与其谈过几次心，但效果不大。老师希望小庆父母能努力给其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祝愿即将跨入高中的小庆，能走出人生的阴影，迎来美好的未来。
小庆在接受法庭调查时，道出自己的一翻苦衷：凭心而论，不能说父母不爱我，但我爸爸有能力为他人抚育子女，也应该养我，如果法庭不把我判归父亲，我就离家出走。
母亲提出能力有限不能承担监护义务，父亲则说如果把孩子判给他，现有的家庭保不住，而儿子又非要跟父亲过，这着实难煞了合议庭的女法官。合议庭反复研究后认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对子女的监护既是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其安排主要应考虑有利于子女成长这一因素。在原、被告双方都有困难情况下，变更抚育关系并不能给小庆的生活带来明显的改变，况且其已临近18岁，日常生活已能够自己料理，现在急需解决的实质问题是小庆迅速增加的生活费和教育费。蒋玉虹副院长为此决定调整合议庭工作思路，积极开展调解工作。
撑起蓝天
第二次庭审结束后，合议庭的女法官一起做原、被告的工作。在与原告何某促膝交谈时，何某表示：“不管我与被告关系如何，孩子是共同的，我希望孩子能继续上学，我会尽我所能。”龙某也表示，只要孩子愿意上学，他也会竭尽所能。由此说明何某和龙某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这给案件的调解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三位女法官摆事实讲道理，先对龙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说得龙某心服口服，表示了增加抚育费的意向。随即做原告的工作，慢慢疏通其思想。经合议庭法官反复与双方当事人交换意见，很快促成双方达成了前述协议。
女法官们的悉心调解，为小庆的未来撑起了一片蓝天。诉讼结束后，女法官们继续与小庆及其父母保持联系，鼓励小庆认真学习，督促被告龙某按期履行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