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职权主义为主导、还是当事人主义为主导的诉讼程序中，任何一个将抽象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事实的过程，都会涉及争议事实的认定，都会涉及由哪一方承担证明责任以及证明到何种程度的问题。因此，量刑程序中也存在着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问题。对此，我国《量刑程序意见》中并未进行规定，需进一步分析。 （一）量刑中的证明责任分配 在定罪程序中，由于受到无罪推定原则的影响，两大法系刑事诉讼中都存在由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并享有一定辩护权的规定。[④]同时，由于证明责任的确定与诉讼主张、败诉风险紧密相连，英美法学者并不认为作为裁判者的法官或陪审团承担证明责任；但在大陆法系国家，学者有不同看法。[⑤] 在量刑程序的证明责任分配上，在大陆法系职权制诉讼中，定罪和量刑在同一程序中进行，并不存在独立的量刑程序，因此，定罪和量刑的证明责任都受制于无罪推定原则。[⑥]在证明责任分配上，控诉方必须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进行的犯罪和量刑承担证明责任；同时，由于检察官有客观义务，检察机关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从重情节的证据，也要其具有收集从轻、减轻情节的证据；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60条第2款规定了，检察官有义务调查有罪和无罪的证据。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辩护权，有权提出从轻、减轻的辩护主张和证据。在英美对抗制诉讼中，虽然定罪过程是对抗式的，但在量刑程序中却是职权式的。以美国为例，有学者认为，美国的量刑程序是“对抗制身体中的职权制灵魂”，由于法官、控方和律师在量刑程序中角色的巨大转变，与审判紧密联系的控方的“证明责任”这一语言从量刑中消失了，控方可以建议一定的量刑，但没有义务进行证明，无论建议与否，最终都由法官决定合理的量刑。[⑦]在澳大利亚，1999年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在Queen v Olbrich一案判决中明确了在量刑证明责任分配上的立场，“在量刑过程中，如果控方试图让量刑法官考虑某一事项，应由其提请法官注意这一事项，并且如果必要，提出与此相关的证据；同样地，如果是犯罪人一方试图让量刑法官考虑某一事项，也应这样做，并且如果必要，提出与此相关的证据；这将是允许的。（我们说‘如果必要’，因为仅在主张的事实存在争议或如果法官不准备认定这一主张时，才需要提供该证据。)”[⑧] 而加拿大《刑法典》第724条（3）中对量刑中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与上述判决持相同立场。 我国《量刑程序意见》中未规定量刑程序中证明责任分配，但规定了检察官的客观义务，要求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应当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情节轻重以及其他与量刑有关的各种证据。笔者认为，在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应当对量刑建议中的主张承担证明责任，而被告人、辩护人一方对己方提出的主张承担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被害人则有权提出证明被告人量刑轻重的各种证据。在自诉案件中，由自诉人在量刑中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辩护人一方对己方提出的主张承担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二）量刑程序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一般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证明到何种程度，方卸除证明责任的负担。我国《量刑程序意见》中并未规定量刑阶段的证明标准，学者则提出了不同主张。 在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仅对量刑中需要考虑的因素进行了规定，并未对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进行规定。对于这些量刑情节那些属于严格证明的范围、哪些自由证明的范围，学界尚未达成共识。[⑨]相较而言，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判例或立法，明确了量刑程序中的证明标准。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量刑程序中设立单一的证明标准，这又包含着不同主张：第一种主张是适用与定罪同样的证明标准，这种主张的理由在于，“使惩罚正当化的事实与使定罪正当化的事实同样重要；两者都应当受制于同样的证明标准。”[⑩]进一步而言，犯罪和刑罚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定罪意味着在法律和道德上对犯罪人的行为作出了否定性评价，那么量刑才真正决定了对犯罪人生命或自由的剥夺。因此，主张在量刑程序中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如英国在R v Kerrigan一案判决中阐明的立场。[11]第二种主张是在量刑阶段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如适用“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二是区分不同量刑事实，分别设立不同的证明标准；1999年，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在Queen v Olbrich一案的判决中阐述道，“对于不利于被控方利益的事实，除非那些事实已被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地证明，否则法官不得考虑 ，另一方面，如果法官打算考虑那些有利于被控方利益的事项，那些事项被证明到盖然性占优势（balance of probabilities）就足够了。”[12]加拿大《刑法典》第724条（3）中则规定，对于量刑中的争议事实的确定须达到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但对于犯罪人的任何从重处罚事实（aggravating fact）和先前犯罪，控方必须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笔者认为，在我国量刑程序中，有必要区分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无论哪一方承担证明责任，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都应当适用与定罪同样的证明标准，即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而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只需要证明到盖然性占优势即可。被告人、辩护人一方提出的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同样需要证明到盖然性占优势的程度。
三、量刑中的证据规则之构建
由于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有所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适用于定罪阶段的严格的证据规则并不直接适用于量刑阶段。但量刑程序中也并非完全的“自由证明”，在促进公正量刑和维系其他社会价值的考量下，量刑程序中也存在着一定的证据规则。 （一）从外部政策规则切入 传统英美证据法主要以证据可采性为核心，在法律上规定了诸多证据规则。为了深化对不同性质证据规则的认识，著名证据法学家威格莫尔根据证据规则存续理由的不同，将证据规则区分为证明政策规则( Rules of Probative Policy) 和外部政策规则( Rules of Extrinsic Policy)。证明政策规则的目的在于促进真相价值的实现,而外部政策规则的目的则是为了促进那些除真相之外的其它价值。[13]在英美证据法中，证明政策的证据规则主要包括传闻证据规则、品性证据规则、最佳证据规则等，而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并未规定这些证明政策规则；这被认为是两大法系证据制度的重要区别之一。促进外部政策证据规则主要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特免权规则、事后补救措施规则、庭前和解和提议和解中的证据的排除、对于重复提出或故意拖延诉讼提出的证据的排除等。在大陆法系国家，也存在诸多促进外部政策的证据规则，如非法证据的排除、证人的拒绝作证权、对于重复提出或故意拖延诉讼提出的证据的排除等。从定罪与量刑相对区分来看，为了公正和合理量刑，虽然需要尽可能收集全面和准确的量刑信息，但量刑程序作为司法程序的一部分，除了要实现公正量刑以外，还需要维护和促进其他社会价值，如对诉讼效率和特定社会关系的尊重和维系。因此，外部政策规则在量刑程序中有更多适用空间。 （二）相关证据规则之构建 除文章第一部分提及的、作为证据法逻辑主线的相关性原则在量刑证据中继续发挥作用外，从学者的讨论 和归纳来看，国外量刑程序中的证据规则还包括： 一是量刑中的证据排除规则；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定罪和量刑在同一个程序中进行，因此，原则上，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不得自证其罪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拒绝证言权、对于重复提出或无证明力的证据的排除规则都继续适用。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在非死刑案件的量刑程序中，不得自证其罪原则继续存在，但这一原则的适用有所放松；而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适用于量刑程序，美国判例法上未体现出一以贯之的立场；[14]在促进外部政策的证据规则方面，根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1101条（d）的规定，特免权规则在量刑程序中继续适用；对于证据偏见的影响实质超过其证明力的证据、重复提出的证据、造成诉讼迟延的证据的排除规则也继续适用。 二是针对特定证据的补强证据规则。补强证据规则是证据规则中为数较少的涉及证据证明力的规则，在量刑程序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对于被害人或同案被告人提出的不利于某一被告人的量刑事实，是否需要其他具有独立来源的证据补强。在英国，曾有判例认可了补强证据规则在量刑程序中的作用，但后来的判例并未延续这一立场。对此，英国学者认为，不应当设立该规则，对于被害人或同案被告人提出的量刑事实的问题，可交由法官判断其可靠性，根据量刑程序中的证明标准来解决。[15] 我国《量刑程序意见》中未规定量刑程序中的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也并未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适用于量刑程序中。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死刑案件的量刑程序进行了特别规定，如要求量刑的事实需有证据证明，并且只有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量刑的根据。笔者认为，在我国非死刑案件的量刑程序中，也应当建立量刑证据规则：1）设立一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体做法是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排除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的规定适用到量刑阶段；而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则可交由法官判断其可靠性；2）为了维护一定社会关系，量刑程序中应当适用特免权规则，如我国《律师法》第38条中规定的律师对委托人的保密义务，也应当适用于量刑程序中；3）为提高诉讼效率，适用对重复提出的证据或导致诉讼过分迟延的证据的排除规则；4）为了促进刑事和解、社会和谐，对于刑事和解或提议刑事和解中的承认、承诺，在刑事和解失败后，也不应当作为量刑证据使用；5）在未来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不得自证其罪或沉默权规则之后，这两个规则原则上也应当适用于量刑程序中。在量刑证据证明力方面，则无需建立补强证据规则，具体量刑证据是否可靠、能否达到量刑程序中的证明标准，交由法官根据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判断。
* 山东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山东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①] See Paul Roberts，Rethinking The Law of Evidence: a Twenty-first CenturyAgenda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at Paul Roberts and Mike Redmayne (ed.), Innovations in Evidence and Proof: IntegratingTheory, Research and Teaching,Hart Publishing, 2009, pp.33-39; J Jackson,Criminal Justice, Human Rights and the Future of the Common Law, 57 Northern Ireland Legal Quarterly 2006. [②] 陈瑞华：《量刑程序中的证据规则》，《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③] See I. H. Dennis, Reconstructing the Law of Criminal Evidence, 42 Current Legal Problems 1989, p.35. [④] 但在英美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对于特定抗辩事由和程序性事项承担一定的提出证据的责任。 [⑤] 参见[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55 页。 [⑥] 如以德国为例，可参见ClausRoxin:《德国刑事诉讼法》，三民书局1998 年版，第143页。 [⑦] See William T Pizzi, Sentencing in the US: An Inquisitorial Soul inan Adversarial Body?, at John Jackson, Maximo Langer and Peter Tillers(ed.), Crime, Procedure and Evidence in a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 Hart Publishing, 2008, p.70. [⑧] The Queen v Olbrich(1999) 199 CLR 270. [⑨] 如在德国、日本，参见康怀宇：《比较法视野中的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之证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2期。 [⑩] Martin Wasik, Rules of evidence in the sentencing process, atMartin Wasik (ed.) The Sentencing Process,Dartmouth Publishing Co., 1997, p.345. [11] R v Kerrigan (1993) 14 Cr App R (S) 179, 181 (CA). FromLaw Commission of New Zealand, Proof of Disputed Facts on Sentence, 文献网页: http://www.lawcom.govt.nz/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2001/11/Publication_82_196_R76.pdf,最后访问时间：2011年6月15日。. [12] The Queen v Olbrich(1999) 199 CLR 270. [13] John Henry Wigmore, Evidencein Trial at Common Law, rev. ed. by Peter Tillers, Boston: Little, Brown1983, p.689. [14] See Arthur. W.Campbell, Lawof Sentencin, 3d, West and Thomson, 2004, pp.313-314,381-382. [15] See Martin Wasik, Rules of evidence in the sentencing process, atMartin Wasik (eds.) The SentencingProcess, Dartmouth Publishing Co.,1997, pp.352-354.
无论在职权主义为主导、还是当事人主义为主导的诉讼程序中，任何一个将抽象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事实的过程，都会涉及争议事实的认定，都会涉及由哪一方承担证明责任以及证明到何种程度的问题。因此，量刑程序中也存在着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问题。对此，我国《量刑程序意见》中并未进行规定，需进一步分析。
（一）量刑中的证明责任分配
在定罪程序中，由于受到无罪推定原则的影响，两大法系刑事诉讼中都存在由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并享有一定辩护权的规定。[④]同时，由于证明责任的确定与诉讼主张、败诉风险紧密相连，英美法学者并不认为作为裁判者的法官或陪审团承担证明责任；但在大陆法系国家，学者有不同看法。[⑤]
在量刑程序的证明责任分配上，在大陆法系职权制诉讼中，定罪和量刑在同一程序中进行，并不存在独立的量刑程序，因此，定罪和量刑的证明责任都受制于无罪推定原则。[⑥]在证明责任分配上，控诉方必须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进行的犯罪和量刑承担证明责任；同时，由于检察官有客观义务，检察机关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从重情节的证据，也要其具有收集从轻、减轻情节的证据；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60条第2款规定了，检察官有义务调查有罪和无罪的证据。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辩护权，有权提出从轻、减轻的辩护主张和证据。在英美对抗制诉讼中，虽然定罪过程是对抗式的，但在量刑程序中却是职权式的。以美国为例，有学者认为，美国的量刑程序是“对抗制身体中的职权制灵魂”，由于法官、控方和律师在量刑程序中角色的巨大转变，与审判紧密联系的控方的“证明责任”这一语言从量刑中消失了，控方可以建议一定的量刑，但没有义务进行证明，无论建议与否，最终都由法官决定合理的量刑。[⑦]在澳大利亚，1999年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在Queen v Olbrich一案判决中明确了在量刑证明责任分配上的立场，“在量刑过程中，如果控方试图让量刑法官考虑某一事项，应由其提请法官注意这一事项，并且如果必要，提出与此相关的证据；同样地，如果是犯罪人一方试图让量刑法官考虑某一事项，也应这样做，并且如果必要，提出与此相关的证据；这将是允许的。（我们说‘如果必要’，因为仅在主张的事实存在争议或如果法官不准备认定这一主张时，才需要提供该证据。)”[⑧] 而加拿大《刑法典》第724条（3）中对量刑中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与上述判决持相同立场。
我国《量刑程序意见》中未规定量刑程序中证明责任分配，但规定了检察官的客观义务，要求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应当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情节轻重以及其他与量刑有关的各种证据。笔者认为，在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应当对量刑建议中的主张承担证明责任，而被告人、辩护人一方对己方提出的主张承担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被害人则有权提出证明被告人量刑轻重的各种证据。在自诉案件中，由自诉人在量刑中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辩护人一方对己方提出的主张承担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二）量刑程序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一般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证明到何种程度，方卸除证明责任的负担。我国《量刑程序意见》中并未规定量刑阶段的证明标准，学者则提出了不同主张。
在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仅对量刑中需要考虑的因素进行了规定，并未对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进行规定。对于这些量刑情节那些属于严格证明的范围、哪些自由证明的范围，学界尚未达成共识。[⑨]相较而言，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判例或立法，明确了量刑程序中的证明标准。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量刑程序中设立单一的证明标准，这又包含着不同主张：第一种主张是适用与定罪同样的证明标准，这种主张的理由在于，“使惩罚正当化的事实与使定罪正当化的事实同样重要；两者都应当受制于同样的证明标准。”[⑩]进一步而言，犯罪和刑罚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定罪意味着在法律和道德上对犯罪人的行为作出了否定性评价，那么量刑才真正决定了对犯罪人生命或自由的剥夺。因此，主张在量刑程序中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如英国在R v Kerrigan一案判决中阐明的立场。[11]第二种主张是在量刑阶段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如适用“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二是区分不同量刑事实，分别设立不同的证明标准；1999年，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在Queen v Olbrich一案的判决中阐述道，“对于不利于被控方利益的事实，除非那些事实已被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地证明，否则法官不得考虑 ，另一方面，如果法官打算考虑那些有利于被控方利益的事项，那些事项被证明到盖然性占优势（balance of probabilities）就足够了。”[12]加拿大《刑法典》第724条（3）中则规定，对于量刑中的争议事实的确定须达到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但对于犯罪人的任何从重处罚事实（aggravating fact）和先前犯罪，控方必须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笔者认为，在我国量刑程序中，有必要区分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无论哪一方承担证明责任，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都应当适用与定罪同样的证明标准，即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而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只需要证明到盖然性占优势即可。被告人、辩护人一方提出的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同样需要证明到盖然性占优势的程度。
三、量刑中的证据规则之构建
由于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有所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适用于定罪阶段的严格的证据规则并不直接适用于量刑阶段。但量刑程序中也并非完全的“自由证明”，在促进公正量刑和维系其他社会价值的考量下，量刑程序中也存在着一定的证据规则。
（一）从外部政策规则切入
传统英美证据法主要以证据可采性为核心，在法律上规定了诸多证据规则。为了深化对不同性质证据规则的认识，著名证据法学家威格莫尔根据证据规则存续理由的不同，将证据规则区分为证明政策规则( Rules of Probative Policy) 和外部政策规则( Rules of Extrinsic Policy)。证明政策规则的目的在于促进真相价值的实现,而外部政策规则的目的则是为了促进那些除真相之外的其它价值。[13]在英美证据法中，证明政策的证据规则主要包括传闻证据规则、品性证据规则、最佳证据规则等，而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并未规定这些证明政策规则；这被认为是两大法系证据制度的重要区别之一。促进外部政策证据规则主要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特免权规则、事后补救措施规则、庭前和解和提议和解中的证据的排除、对于重复提出或故意拖延诉讼提出的证据的排除等。在大陆法系国家，也存在诸多促进外部政策的证据规则，如非法证据的排除、证人的拒绝作证权、对于重复提出或故意拖延诉讼提出的证据的排除等。从定罪与量刑相对区分来看，为了公正和合理量刑，虽然需要尽可能收集全面和准确的量刑信息，但量刑程序作为司法程序的一部分，除了要实现公正量刑以外，还需要维护和促进其他社会价值，如对诉讼效率和特定社会关系的尊重和维系。因此，外部政策规则在量刑程序中有更多适用空间。
（二）相关证据规则之构建
除文章第一部分提及的、作为证据法逻辑主线的相关性原则在量刑证据中继续发挥作用外，从学者的讨论 和归纳来看，国外量刑程序中的证据规则还包括：
一是量刑中的证据排除规则；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定罪和量刑在同一个程序中进行，因此，原则上，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不得自证其罪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拒绝证言权、对于重复提出或无证明力的证据的排除规则都继续适用。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在非死刑案件的量刑程序中，不得自证其罪原则继续存在，但这一原则的适用有所放松；而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适用于量刑程序，美国判例法上未体现出一以贯之的立场；[14]在促进外部政策的证据规则方面，根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1101条（d）的规定，特免权规则在量刑程序中继续适用；对于证据偏见的影响实质超过其证明力的证据、重复提出的证据、造成诉讼迟延的证据的排除规则也继续适用。
二是针对特定证据的补强证据规则。补强证据规则是证据规则中为数较少的涉及证据证明力的规则，在量刑程序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对于被害人或同案被告人提出的不利于某一被告人的量刑事实，是否需要其他具有独立来源的证据补强。在英国，曾有判例认可了补强证据规则在量刑程序中的作用，但后来的判例并未延续这一立场。对此，英国学者认为，不应当设立该规则，对于被害人或同案被告人提出的量刑事实的问题，可交由法官判断其可靠性，根据量刑程序中的证明标准来解决。[15]
我国《量刑程序意见》中未规定量刑程序中的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也并未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适用于量刑程序中。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死刑案件的量刑程序进行了特别规定，如要求量刑的事实需有证据证明，并且只有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量刑的根据。笔者认为，在我国非死刑案件的量刑程序中，也应当建立量刑证据规则：1）设立一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体做法是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排除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的规定适用到量刑阶段；而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则可交由法官判断其可靠性；2）为了维护一定社会关系，量刑程序中应当适用特免权规则，如我国《律师法》第38条中规定的律师对委托人的保密义务，也应当适用于量刑程序中；3）为提高诉讼效率，适用对重复提出的证据或导致诉讼过分迟延的证据的排除规则；4）为了促进刑事和解、社会和谐，对于刑事和解或提议刑事和解中的承认、承诺，在刑事和解失败后，也不应当作为量刑证据使用；5）在未来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不得自证其罪或沉默权规则之后，这两个规则原则上也应当适用于量刑程序中。在量刑证据证明力方面，则无需建立补强证据规则，具体量刑证据是否可靠、能否达到量刑程序中的证明标准，交由法官根据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判断。
* 山东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山东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①] See Paul Roberts，Rethinking The Law of Evidence: a Twenty-first CenturyAgenda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at Paul Roberts and Mike Redmayne (ed.), Innovations in Evidence and Proof: IntegratingTheory, Research and Teaching,Hart Publishing, 2009, pp.33-39; J Jackson,Criminal Justice, Human Rights and the Future of the Common Law, 57 Northern Ireland Legal Quarterly 2006.
[②] 陈瑞华：《量刑程序中的证据规则》，《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③] See I. H. Dennis, Reconstructing the Law of Criminal Evidence, 42 Current Legal Problems 1989, p.35.
[④] 但在英美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对于特定抗辩事由和程序性事项承担一定的提出证据的责任。
[⑤] 参见[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55 页。
[⑥] 如以德国为例，可参见ClausRoxin:《德国刑事诉讼法》，三民书局1998 年版，第143页。
[⑦] See William T Pizzi, Sentencing in the US: An Inquisitorial Soul inan Adversarial Body?, at John Jackson, Maximo Langer and Peter Tillers(ed.), Crime, Procedure and Evidence in a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 Hart Publishing, 2008, p.70.
[⑧] The Queen v Olbrich(1999) 199 CLR 270.
[⑨] 如在德国、日本，参见康怀宇：《比较法视野中的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之证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2期。
[⑩] Martin Wasik, Rules of evidence in the sentencing process, atMartin Wasik (ed.) The Sentencing Process,Dartmouth Publishing Co., 1997, p.345.
[11] R v Kerrigan (1993) 14 Cr App R (S) 179, 181 (CA). FromLaw Commission of New Zealand, Proof of Disputed Facts on Sentence, 文献网页: http://www.lawcom.govt.nz/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2001/11/Publication_82_196_R76.pdf,最后访问时间：2011年6月15日。.
[12] The Queen v Olbrich(1999) 199 CLR 270.
[13] John Henry Wigmore, Evidencein Trial at Common Law, rev. ed. by Peter Tillers, Boston: Little, Brown1983, p.689.
[14] See Arthur. W.Campbell, Lawof Sentencin, 3d, West and Thomson, 2004, pp.313-314,381-382.
[15] See Martin Wasik, Rules of evidence in the sentencing process, atMartin Wasik (eds.) The SentencingProcess, Dartmouth Publishing Co.,1997, pp.352-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