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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面向社会大众筹集资金兴办股份制企业，是商品经济和信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个过程，在我国是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开始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被迫打开了紧锁的国门。随着资本主义入侵的加深，西方列强除了向中国输出商品、掠夺原料以外，也开始对中国进行早期的资本输出。而中国的股份制与证券市场在此时也开始萌生兴起。
晚清上海股票买卖源于华商对洋行股票的认购。1872年，洋务
派主办的中国第一家近代意义的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成为晚清第一家发行股票面向社会筹集资本兴办的华商新型股份制企业。（见图：轮船招商局股票）轮船招商局成立后，这种新型的筹资方式和企业组织形式很快被社会认同，并逐渐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四年后，开平煤矿也向社会广募股份。继之，上海机器织布局、天津电报局、平泉铜矿、荆门煤铁矿等企业陆续创立，均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募集股本，集股筹资的办法渐次推广到电信、铁路、工矿等部门。经过短期的发展，至1882年上海华股市场渐达高潮，当时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开辟专栏为各股份公司作广告，或刊载股份企业的招股章程，或刊载各类企业股票的行市。1882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门从事股票买卖的上海平淮股票公司成立，它成为我国证券交易所的雏形。
一、晚清上海的股市小高潮
股票一旦进入市场，往往会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显著特征就是引发交易投机。最初进入市场交易的招商局股票，因每年可获一分的官利，有时还有一定的余利，收益不菲且较稳定，故而市价渐涨。开平煤矿也因其创办者为招商局总办唐廷枢，而且工程进展顺利，进而使股票声誉日隆。尤其是1881年该矿出煤后，股票市价增涨更快，至同年6月9日，原价100两的股票市价已涨为240两。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股票市价的不断增涨，对调动民众购买华股的积极性产生了不弱的影响。在招商局、开平煤矿股票的带动下，其他企业股票的市价也随之攀升，这进一步激发了民众对股票的投资热情。于是，市场上买卖股票成为一宗生意，甚至成为市场生意的时尚。在这种狂热的购股之风促动下，即使新发行的股票也无不涨价。许多商民甚至愿意加价购买，股票（市价）一加再加，登时飞涨。
股市的火热，为洋务民用企业的募股集资带来了很大好处。成立较早的企业不仅募足了股本，而且不失时机地进行了扩股。上海股市在1882年的日兴月盛，标志着中国公司“气运之转，机会之来也” 。新的民用企业纷纷出现，齐至上海募股筹资，一时间上海公司林立。在新设的公司中，各类矿局占绝大多数。这些矿务企业加上以前成立的开平煤矿、平泉铜矿等，使矿业股票着实成为当时上海股市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矿务企业虽然众多，但募股亦很容易。如徐州利国驿煤铁矿、三山银矿等均顺利募足股份，并不同程度的扩大了募股规模。甚至正在筹办、尚无头绪的施宜铜矿，其股票也为商民争先恐后的购买，不数日即集巨款。各种股票都炙手可热，为人追买，所以即使新发行的矿务股票也大多很快溢出原价，其他企业股票的市价也多不同程度地溢出原额。由于各类股票都供不应求，各企业在上海所设分局或股票发行点也就格外宣扬，盛极一时，公司的门面“可谓壮哉”。不过，公司门面的铺张同其经营成效没有联系。据时人揭露，就在那些极力张扬门面的矿局之中，有的甚至连在何处开矿，何处采金也没有确定。但是，就购股者而言，则很少过问公司的经办状况。在利图心态的支使下， 商民专心于买卖股票之中，并不在意公司的利润如何。买卖股票的即得利润，使上海股市一时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金。钱庄依靠外国银行长期拆票的支撑，大肆放款；企业（如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和商人也有不少收押股票者。凡此种种，既促进了上海股市的兴盛，也增加了股市的危险性。
二、股市的骤然低落
1882年（光绪八年）上海股市的活跃，建立在民众狂热的投机交易基础上，其中隐伏着深刻的危机。股市是当时上海泡沫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任何金融风波都有可能使这个泡沫破裂。由于股票市场积聚了大量的流通资金，再加上外国银行对上海金融市场的操纵，上海银根渐紧。1882年底，上海各钱庄提前结帐，遂导致市面窘迫。那些贷款“炒股”者受到催逼，不得不售股还款，于是股票市场供大于求，各股无不跌价，有的股票价格跌落幅度还比较大。次年初，上海金嘉记丝行倒闭，牵引二十余家商号先后停闭，钱庄受累不轻，于是纷纷收缩营业。另外，当时法军侵占越南，直窥云南，而清政府和战不定，受此影响，商民投资信心不足。其中胆小者早就将现银陆续收进，谨以收藏。至10月，山西票号忽然收账，使通市惧骇。年终又受到阜康银号倒闭事件的影响，市面疲敝已极。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面各股票价格长跌不止。进入1884年（光绪十年），受中法马尾海战的影响，上海百货无不跌价三五成，市面更坏。到1884年底时，绝大多数股票价格都跌到了票面额的一半以下，甚至有些不到股票票面价格的四分之一，以致公司两字为人所厌闻，一般商人一听到纠股集资，无不掩耳而走。同时，因股价大落而引发的股票纠纷也开始大量涌现，上海县署和英、法租界公堂“案牍山积”。社会上对股票谣诼纷传，持股的人都疑畏悚惧，市面股票有卖无买，持续落价。此后的两三年之间，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企业股票市价虽小有回升，但最高也只相当于各股1882年时最高市价的零数。
上海股市的骤然低落，直接影响了洋务民用企业的经营运作。在各个洋务民用企业中，经营管理人员起初见企业生意兴旺，股票市价不断攀升，莫不设法借贷银两，购买本企业的股票。及至1883年春，上海市面开始衰落，因受债主催逼，这些人不得不以股票向企业押银还债。后来，随着市面日坏一日，押票者无力取赎，所押股票归企业承受，遂使企业资本减缩不少。而一般商民也因对时局的疑惧，多考虑撤回股本。所有这些，给洋务民用企业的经营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如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经过次风波，织布局的筹建工作不得不停顿，其原本价值百金的股票，市价折减为十余两，不仅有股票的人“不胜恨恨”，局外旁观者也不禁深为之扼腕。开平煤矿也受到股市骤落的巨大冲击，出现了“不稳”的现象。乃至最早成立的轮船招商局在这次风潮中也受到了重创，经营困难。其他企业，如天津电报局、金州煤矿、徐州利国驿煤矿、鹤峰铜矿等的募股计划和生产经营也都受到上海股市风潮的巨大冲击。
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上海股市风潮直接影响了民众对待洋务民用企业的情绪。股票投资的惨痛经历，使民众都公司、股票普遍产生了恐惧之感，言及公司、股票竟有谈虎色变之势。对民众投资心态打击，尤以矿务股票为甚。当时市面所见，矿股居多，股票兴盛的时候，民众只管购股，不问矿局的营业状况。及至后来才发现多数矿局的筹建工作尚且一无头绪，于是普遍有上当受骗的感觉。矿务股票遂变的无人问津，价格的跌幅也最大，有的几乎形同废纸。同时，股票市价的狂跌，又使矿局的如期募股计划受挫，部分矿局如顺德铜矿、长乐铜矿、施宜铜矿、徐州利国驿煤矿等均因资金困难而致停顿。如徐州利国驿煤矿，起初其招股时，认股数远远超出原定的招股数额，该矿的创办人感到“开办之资不致虚悬”，认为与其提前收取股金闲置子金，不如随用随收更为谨慎。所以决定先收取三分之一的股本，作为开采的准备。后来，当该矿需要更多资金，而欲向认股者付票取款时，没想到市面不振，从前的认股者虽然声称殷实，但也不免受时势所累转输困难，遂使该矿一下子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这些企业在停歇不办、退还股本时，企业创办人拟订的还股方案又不能令股东满意，众股东遂纷纷登报斥责创办者意图诓骗、肥己损人的险恶用心。这些无疑进一步贬损了矿务股票的声誉，使矿股成为最受商民诋毁的股票。商民对于公司、股份的恐惧、厌恶心态，对此后的洋务民用企业实施募股集资活动产生了极大影响。凡有企业招股，商民惴然惶恐怀疑是以公司、股份为幌子行欺骗之事，乃至有巨款厚资者也不买公司股票。即使是铁路、织布的股票，真实不假，商民也观望不前，不能踊跃购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清政府民用工矿企业的创办基本上处于一个波谷阶段，这同上海股市风潮对民众经济能力的重创和投资心态的打击不无关系。
三、晚清上海股市风潮之原因考
股份制发展的骤起骤落，引发了人们对这一新的企业制度的思考。最早对股市风潮进行反思的是当时的新闻界。1883年10月至12月间，《申报》连续发表《论市面清淡之由》、《中国股份极宜整顿说》、《论买卖股票之弊》、《论中国公司之难》、《中西公司异同说》、《中西公司异同续说》等文章，对股票热中的股票买卖投机、中国股份公司的积弊等进行了抨击。晚清时期上海发生的股市风潮，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点：
首先，股市的骤起骤落与洋务民用企业自身的弊端不无关系。经历了股市风潮的冲击之后，不少人经过深入反思，对洋务民用企业的“仿西国公司之例”提出了检讨。晚清中国公司的股份制发展，带着很大程度上的盲目性。其开设公司主要是学习西方的近代公司制度，但是却仅仅学习了西方公司制的形式，没有学习其章程。遂导致公司制度在西方“有利无弊”，而在中国“有弊无利”。正如《中西公司异同续说》中指出的，并不是公司制度有害，而是创办公司的人不善于办理公司事务造成的潜在危险。同时，由于外国银行对上海金融市场的操纵，洋务民用企业也一定程度上受外国势力的牵制。这些针砭使洋务民用企业在“仿西国公司之例”方面的“东施效颦”特征得到了充分的揭示，一方面有助于促动这些企业的逐步变革，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商民对较为完善的公司经营机制的探索。
其次，商民在股票买卖中的投机行为也是晚清股市风潮的一个重要原因。股票这种新的经济手段几乎刚为商民接受，就被当作一种投机手段，而股市也成为当时上海金融投机的一个重要场所，随之而来的金融和社会风波则使上海股市很快全面崩溃。商民买卖股票时并不在意公司的经营状况，因为“股票转售，其利已属不赀”。他们日日探听股份涨落之消息，但并不关心公司所办之事成效如何。股票幸而涨价，持股者不问其何以涨也，得价便售；买入股票的人，也不是希望成为公司的股东，而是因为该公司的股票飞涨，将来必有腾贵之时，所以买入以期日后获利。《中国股份极宜整顿说》一文针对当时的股票买卖投机行为指出：“西人之集公司也，专志于公司，其股份亦有涨跌之时，而全以公司之盛衰为转移……中国则不然，一公司甫集，不问其事业成否何如，一鼓作气，争投股挂号，俄而号额已满，欲购不得，则先放盘以求必得，一人增价，步其后者更不乏人，风声一出，而股票因之而飞涨，还问该公司，则固未曾动手也．其有股份虽已集成，而公司一时未能遽开，或购办需时，或缔造不易，或数月或年余尚无开办获利信息。则又恐该公司之或有不妙而急欲推而出之，情愿减价以售于人，一人减价则又以为该股份跌矣，遂致减价亦无人承受．又有以此为业从中取利者则又上下其手，稍有不知市面信息之人，无不为所蒙蔽．”针对这种情况，有识之士认为，应该着力于整顿股份公司，引导商民购买股票时“先为察看，核司成本”，并考察其赢利情况。
再次，晚清上海股市风潮与中国公司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弊端不无关系。正如《中西公司异同说》中指出的：中国公司“凡遇议事，先期发贴，届时众至，相待如宾，公事未说，先排筵席，更有雅兴招妓侍侧……杯盘狼藉，主宾欢然，其乐无极．迨至即醉既饷，然后以所议之事出以相示，其实则所议早已拟定，笔之于书，特令众人略一过目而已，原拟以为可者无人焉否之，原拟以为否者无人焉可之．此一会也，殊属可有可无，于公司之事绝无裨益，而如此排场，何等热闹，以视西人之落落数言议毕而散者，实皆无益之花费，西人公司之所无也。此其一端耳．其余浮费之多于西人不知凡几，或开创数月，或张扬半年，问其公司章程若何则茫然竟无以对，如此公司何由能兴于？”
第四，官利虽然对上海股市的高涨未起到关键性作用，但“官利必付”这种富于民族特色的商业习惯对中国公司制度建设产生的不良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当时的外国商人指出：“这种制度一天不改变，中国的公司企业便不能有稳固的发展” 。在近代中国，产业资本受制于商业资本是造成中国实业投资领域“官利”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促成后者的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股票市场。而另一方面，官利制度又加深了民众对股票投资的债券性要求。官利必付、官利先付即持股人不问企业盈亏，依固定利率定期向公司领取息金，官利利率一般载于公司章程和股票上，如期支付官利成为公司企业经营运作中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企业初创阶段，一般资金紧张，经营困难，“官利必付”作法无疑极大地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难度。而为支付官利不得不移用股本或高息借贷，对企业来说，更无异于挖肉补疮、饮鸩止渴，严重削弱了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注释:
《矿务以用人为最要论》，《申报》1882年12月6日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1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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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面向社会大众筹集资金兴办股份制企业，是商品经济和信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个过程，在我国是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开始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被迫打开了紧锁的国门。随着资本主义入侵的加深，西方列强除了向中国输出商品、掠夺原料以外，也开始对中国进行早期的资本输出。而中国的股份制与证券市场在此时也开始萌生兴起。
晚清上海股票买卖源于华商对洋行股票的认购。1872年，洋务
派主办的中国第一家近代意义的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成为晚清第一家发行股票面向社会筹集资本兴办的华商新型股份制企业。（见图：轮船招商局股票）轮船招商局成立后，这种新型的筹资方式和企业组织形式很快被社会认同，并逐渐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四年后，开平煤矿也向社会广募股份。继之，上海机器织布局、天津电报局、平泉铜矿、荆门煤铁矿等企业陆续创立，均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募集股本，集股筹资的办法渐次推广到电信、铁路、工矿等部门。经过短期的发展，至1882年上海华股市场渐达高潮，当时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开辟专栏为各股份公司作广告，或刊载股份企业的招股章程，或刊载各类企业股票的行市。1882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门从事股票买卖的上海平淮股票公司成立，它成为我国证券交易所的雏形。
一、晚清上海的股市小高潮
股票一旦进入市场，往往会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显著特征就是引发交易投机。最初进入市场交易的招商局股票，因每年可获一分的官利，有时还有一定的余利，收益不菲且较稳定，故而市价渐涨。开平煤矿也因其创办者为招商局总办唐廷枢，而且工程进展顺利，进而使股票声誉日隆。尤其是1881年该矿出煤后，股票市价增涨更快，至同年6月9日，原价100两的股票市价已涨为240两。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股票市价的不断增涨，对调动民众购买华股的积极性产生了不弱的影响。在招商局、开平煤矿股票的带动下，其他企业股票的市价也随之攀升，这进一步激发了民众对股票的投资热情。于是，市场上买卖股票成为一宗生意，甚至成为市场生意的时尚。在这种狂热的购股之风促动下，即使新发行的股票也无不涨价。许多商民甚至愿意加价购买，股票（市价）一加再加，登时飞涨。
股市的火热，为洋务民用企业的募股集资带来了很大好处。成立较早的企业不仅募足了股本，而且不失时机地进行了扩股。上海股市在1882年的日兴月盛，标志着中国公司“气运之转，机会之来也” 。新的民用企业纷纷出现，齐至上海募股筹资，一时间上海公司林立。在新设的公司中，各类矿局占绝大多数。这些矿务企业加上以前成立的开平煤矿、平泉铜矿等，使矿业股票着实成为当时上海股市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矿务企业虽然众多，但募股亦很容易。如徐州利国驿煤铁矿、三山银矿等均顺利募足股份，并不同程度的扩大了募股规模。甚至正在筹办、尚无头绪的施宜铜矿，其股票也为商民争先恐后的购买，不数日即集巨款。各种股票都炙手可热，为人追买，所以即使新发行的矿务股票也大多很快溢出原价，其他企业股票的市价也多不同程度地溢出原额。由于各类股票都供不应求，各企业在上海所设分局或股票发行点也就格外宣扬，盛极一时，公司的门面“可谓壮哉”。不过，公司门面的铺张同其经营成效没有联系。据时人揭露，就在那些极力张扬门面的矿局之中，有的甚至连在何处开矿，何处采金也没有确定。但是，就购股者而言，则很少过问公司的经办状况。在利图心态的支使下， 商民专心于买卖股票之中，并不在意公司的利润如何。买卖股票的即得利润，使上海股市一时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金。钱庄依靠外国银行长期拆票的支撑，大肆放款；企业（如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和商人也有不少收押股票者。凡此种种，既促进了上海股市的兴盛，也增加了股市的危险性。
二、股市的骤然低落
1882年（光绪八年）上海股市的活跃，建立在民众狂热的投机交易基础上，其中隐伏着深刻的危机。股市是当时上海泡沫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任何金融风波都有可能使这个泡沫破裂。由于股票市场积聚了大量的流通资金，再加上外国银行对上海金融市场的操纵，上海银根渐紧。1882年底，上海各钱庄提前结帐，遂导致市面窘迫。那些贷款“炒股”者受到催逼，不得不售股还款，于是股票市场供大于求，各股无不跌价，有的股票价格跌落幅度还比较大。次年初，上海金嘉记丝行倒闭，牵引二十余家商号先后停闭，钱庄受累不轻，于是纷纷收缩营业。另外，当时法军侵占越南，直窥云南，而清政府和战不定，受此影响，商民投资信心不足。其中胆小者早就将现银陆续收进，谨以收藏。至10月，山西票号忽然收账，使通市惧骇。年终又受到阜康银号倒闭事件的影响，市面疲敝已极。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面各股票价格长跌不止。进入1884年（光绪十年），受中法马尾海战的影响，上海百货无不跌价三五成，市面更坏。到1884年底时，绝大多数股票价格都跌到了票面额的一半以下，甚至有些不到股票票面价格的四分之一，以致公司两字为人所厌闻，一般商人一听到纠股集资，无不掩耳而走。同时，因股价大落而引发的股票纠纷也开始大量涌现，上海县署和英、法租界公堂“案牍山积”。社会上对股票谣诼纷传，持股的人都疑畏悚惧，市面股票有卖无买，持续落价。此后的两三年之间，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企业股票市价虽小有回升，但最高也只相当于各股1882年时最高市价的零数。
上海股市的骤然低落，直接影响了洋务民用企业的经营运作。在各个洋务民用企业中，经营管理人员起初见企业生意兴旺，股票市价不断攀升，莫不设法借贷银两，购买本企业的股票。及至1883年春，上海市面开始衰落，因受债主催逼，这些人不得不以股票向企业押银还债。后来，随着市面日坏一日，押票者无力取赎，所押股票归企业承受，遂使企业资本减缩不少。而一般商民也因对时局的疑惧，多考虑撤回股本。所有这些，给洋务民用企业的经营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如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经过次风波，织布局的筹建工作不得不停顿，其原本价值百金的股票，市价折减为十余两，不仅有股票的人“不胜恨恨”，局外旁观者也不禁深为之扼腕。开平煤矿也受到股市骤落的巨大冲击，出现了“不稳”的现象。乃至最早成立的轮船招商局在这次风潮中也受到了重创，经营困难。其他企业，如天津电报局、金州煤矿、徐州利国驿煤矿、鹤峰铜矿等的募股计划和生产经营也都受到上海股市风潮的巨大冲击。
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上海股市风潮直接影响了民众对待洋务民用企业的情绪。股票投资的惨痛经历，使民众都公司、股票普遍产生了恐惧之感，言及公司、股票竟有谈虎色变之势。对民众投资心态打击，尤以矿务股票为甚。当时市面所见，矿股居多，股票兴盛的时候，民众只管购股，不问矿局的营业状况。及至后来才发现多数矿局的筹建工作尚且一无头绪，于是普遍有上当受骗的感觉。矿务股票遂变的无人问津，价格的跌幅也最大，有的几乎形同废纸。同时，股票市价的狂跌，又使矿局的如期募股计划受挫，部分矿局如顺德铜矿、长乐铜矿、施宜铜矿、徐州利国驿煤矿等均因资金困难而致停顿。如徐州利国驿煤矿，起初其招股时，认股数远远超出原定的招股数额，该矿的创办人感到“开办之资不致虚悬”，认为与其提前收取股金闲置子金，不如随用随收更为谨慎。所以决定先收取三分之一的股本，作为开采的准备。后来，当该矿需要更多资金，而欲向认股者付票取款时，没想到市面不振，从前的认股者虽然声称殷实，但也不免受时势所累转输困难，遂使该矿一下子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这些企业在停歇不办、退还股本时，企业创办人拟订的还股方案又不能令股东满意，众股东遂纷纷登报斥责创办者意图诓骗、肥己损人的险恶用心。这些无疑进一步贬损了矿务股票的声誉，使矿股成为最受商民诋毁的股票。商民对于公司、股份的恐惧、厌恶心态，对此后的洋务民用企业实施募股集资活动产生了极大影响。凡有企业招股，商民惴然惶恐怀疑是以公司、股份为幌子行欺骗之事，乃至有巨款厚资者也不买公司股票。即使是铁路、织布的股票，真实不假，商民也观望不前，不能踊跃购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清政府民用工矿企业的创办基本上处于一个波谷阶段，这同上海股市风潮对民众经济能力的重创和投资心态的打击不无关系。
三、晚清上海股市风潮之原因考
股份制发展的骤起骤落，引发了人们对这一新的企业制度的思考。最早对股市风潮进行反思的是当时的新闻界。1883年10月至12月间，《申报》连续发表《论市面清淡之由》、《中国股份极宜整顿说》、《论买卖股票之弊》、《论中国公司之难》、《中西公司异同说》、《中西公司异同续说》等文章，对股票热中的股票买卖投机、中国股份公司的积弊等进行了抨击。晚清时期上海发生的股市风潮，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点：
首先，股市的骤起骤落与洋务民用企业自身的弊端不无关系。经历了股市风潮的冲击之后，不少人经过深入反思，对洋务民用企业的“仿西国公司之例”提出了检讨。晚清中国公司的股份制发展，带着很大程度上的盲目性。其开设公司主要是学习西方的近代公司制度，但是却仅仅学习了西方公司制的形式，没有学习其章程。遂导致公司制度在西方“有利无弊”，而在中国“有弊无利”。正如《中西公司异同续说》中指出的，并不是公司制度有害，而是创办公司的人不善于办理公司事务造成的潜在危险。同时，由于外国银行对上海金融市场的操纵，洋务民用企业也一定程度上受外国势力的牵制。这些针砭使洋务民用企业在“仿西国公司之例”方面的“东施效颦”特征得到了充分的揭示，一方面有助于促动这些企业的逐步变革，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商民对较为完善的公司经营机制的探索。
其次，商民在股票买卖中的投机行为也是晚清股市风潮的一个重要原因。股票这种新的经济手段几乎刚为商民接受，就被当作一种投机手段，而股市也成为当时上海金融投机的一个重要场所，随之而来的金融和社会风波则使上海股市很快全面崩溃。商民买卖股票时并不在意公司的经营状况，因为“股票转售，其利已属不赀”。他们日日探听股份涨落之消息，但并不关心公司所办之事成效如何。股票幸而涨价，持股者不问其何以涨也，得价便售；买入股票的人，也不是希望成为公司的股东，而是因为该公司的股票飞涨，将来必有腾贵之时，所以买入以期日后获利。《中国股份极宜整顿说》一文针对当时的股票买卖投机行为指出：“西人之集公司也，专志于公司，其股份亦有涨跌之时，而全以公司之盛衰为转移……中国则不然，一公司甫集，不问其事业成否何如，一鼓作气，争投股挂号，俄而号额已满，欲购不得，则先放盘以求必得，一人增价，步其后者更不乏人，风声一出，而股票因之而飞涨，还问该公司，则固未曾动手也．其有股份虽已集成，而公司一时未能遽开，或购办需时，或缔造不易，或数月或年余尚无开办获利信息。则又恐该公司之或有不妙而急欲推而出之，情愿减价以售于人，一人减价则又以为该股份跌矣，遂致减价亦无人承受．又有以此为业从中取利者则又上下其手，稍有不知市面信息之人，无不为所蒙蔽．”针对这种情况，有识之士认为，应该着力于整顿股份公司，引导商民购买股票时“先为察看，核司成本”，并考察其赢利情况。
再次，晚清上海股市风潮与中国公司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弊端不无关系。正如《中西公司异同说》中指出的：中国公司“凡遇议事，先期发贴，届时众至，相待如宾，公事未说，先排筵席，更有雅兴招妓侍侧……杯盘狼藉，主宾欢然，其乐无极．迨至即醉既饷，然后以所议之事出以相示，其实则所议早已拟定，笔之于书，特令众人略一过目而已，原拟以为可者无人焉否之，原拟以为否者无人焉可之．此一会也，殊属可有可无，于公司之事绝无裨益，而如此排场，何等热闹，以视西人之落落数言议毕而散者，实皆无益之花费，西人公司之所无也。此其一端耳．其余浮费之多于西人不知凡几，或开创数月，或张扬半年，问其公司章程若何则茫然竟无以对，如此公司何由能兴于？”
第四，官利虽然对上海股市的高涨未起到关键性作用，但“官利必付”这种富于民族特色的商业习惯对中国公司制度建设产生的不良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当时的外国商人指出：“这种制度一天不改变，中国的公司企业便不能有稳固的发展” 。在近代中国，产业资本受制于商业资本是造成中国实业投资领域“官利”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促成后者的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股票市场。而另一方面，官利制度又加深了民众对股票投资的债券性要求。官利必付、官利先付即持股人不问企业盈亏，依固定利率定期向公司领取息金，官利利率一般载于公司章程和股票上，如期支付官利成为公司企业经营运作中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企业初创阶段，一般资金紧张，经营困难，“官利必付”作法无疑极大地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难度。而为支付官利不得不移用股本或高息借贷，对企业来说，更无异于挖肉补疮、饮鸩止渴，严重削弱了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注释:
《矿务以用人为最要论》，《申报》1882年12月6日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