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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当法官？且择且珍惜！2014年06月15日19:48法制网
部分省市近5年法官流失数据
(数据来源:2014年全国两会)
北京法院系统500多人辞职,年流失数量还有增加趋势。
江苏全省法院流出人员2402名,其中法官1850名。
上海法院每年平均流失法官67人,去年达到74人。
法官流失原因
工资收入低 晋升空间小 工作压力大 职业风险高
●一些大中城市,法官月工资三四千元,购房、结婚、生子等都成为他们不能承受之重。
●法院层级低,职级空间有限,特别是基层法院受到行政编制、职数的影响,法官职级晋升更为缓慢。
●一些经济较发达城市,一名法官年结案动辄三四百件甚至上千件,“五加二”、“白加黑”成为法官工作常态。
●一些当事人将对裁判结果的不满迁怒于法官,威胁、恐吓、辱骂、诽谤法官；外部诱惑多导致法官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司法腐败的泥潭。
现有法院环境难以实现理想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刘明,在法院与律所之间,毅然选择了法院,成为北京一家基层法院的法官助理。7年后,已身为副庭长的他,离开法院做了一名律师,走得同样坚决。
“虽然很怀念在法院的一些美好时光,但离开法院,我一点儿都不后悔。”他说。
当年,刘明以422分的成绩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毕业前,他也曾经在律所实习。毕业时,除拿到北京这家基层法院的录取通知外,几家律所也向他抛出橄榄枝。
但他仅为法院所动。在他看来,进法院是个安全的选择。自己法学科班出身,一直向往能有一段做法官经历,坐在审判台上“敲槌”,把当法官看作一件很神圣的事情。能够一直从事审判事业固然很好,即便今后从事其他法律行业,在法院的司法实践经验,也是一笔宝贵财富。
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协助法官起草判决书……认真干了3年法官助理,2008年,刘明正式成为一名助理审判员,可以独立办案了。独立办案后,他曾带领团队以全年办案超千件的业绩,成为其所在法院当年办案最多的法官,并因此立功受奖。
2009年,刘明成功竞聘庭长助理,2010年被任命为副庭长,成为法院一名中层干部。正当大家认为刘明事业顺风顺水,前途一片光明之时,他却提交了辞职报告。法院领导谈话挽留无果后,2012年年中,刘明离职。
回顾自己7年的法院生涯,刘明用一个字来形容——累。那种身心俱疲的累,成为他辞职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工作量太大,刘明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两三天住在法院,加班到晚上八九点是家常便饭。由于每个月都要对法官结案率、调解率、一审服判息诉率等指标进行考核,并最终与其评级晋升和绩效考核挂钩,导致很多法官“压力山大”,精神持续紧绷。
如果说工作量大还能接受,那么工作内容则让刘明有些无法适应。除审判业务之外,还有大量的诸如政工等“机关类”工作,占据他大量时间。刘明说,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在机关工作,当初选择进法院也一心想做一名纯粹的法官。但大量的“机关类”工作让他有些无所适从。
此外,少数当事人对法官工作的不理解让刘明难以接受。他告诉记者,一些当事人不认可、不尊重法官,开庭时在法庭上大喊大叫、撒泼打滚,个别律师输了官司就造谣说法官收了对方当事人的钱,在为自己开脱的同时也抹黑了法官形象。虽然这些困难是审判工作正常遇到的,但确实让法官们感到疲惫不堪。
经济压力大和晋升空间小也增加了刘明走的信心。离开法院时,刘明年收入大概六七万元,与那些干律师、做公司法务的同班同学相比,差距很大。同学聚会时,他都不好意思提及自己的工资。“也许5年到10年之内,大家还能有些共同话题。10年以后,真不知道还能再聊些什么。”
“法官目前的职级晋升和政府机关差不多,而晋升机会和空间又比机关小。”刘明说,院里一些资深老法官,干了二三十年仍然是普通法官,职级待遇上不去。虽然生活稳定,但与自己的理想确实相去甚远。
离开法院后,刘明的选择很坚定,就是做律师。除了能够在经济上快速改善,更好照顾家庭外,律师行业宽阔的平台和强大的包容性,是吸引刘明的最主要因素。“律师行业参差不齐,上通天、下接地,至少可以自己选择成为一名怎样的律师,甚至能够在更高、更广的平台上实现法治理想。”刘明说,在律师行业,看不到天花板在哪里,他更喜欢这种有挑战性和未知性的状态。
刘明加入了一家新成立不久的律所,经过努力工作,2013年年初被吸纳为合伙人。他说,律师虽然也很忙,甚至阶段性劳动强度会大过法院,但是,心理上的放松是法院工作无法比拟的。“至少我可以选择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到了这个年龄了,相信大家都会认真考虑自己未来想要的状态,无论留下还是走,相信都是深思熟虑后作出的人生选择。祝福那些至今坚守在法官岗位上的兄弟姐妹们,且行且珍惜!”刘明说。（周斌）
基层法院晋升空间小进步难
李林现在在一国家机关上班,节假日,她还是习惯和原来法院的同事一块儿聚聚。
大学毕业后,李林考入北京一家郊区基层法院。工作几年后,结婚生子,压力明显大了许多。而在提为法院民事审判庭副职后,职业生涯要再往上走一步,就很难了。
当然,这还不是促使她最终离开法院的主要原因。
近几年,法院审理的案子明显增多,判决书都来不及写。李林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开6个庭,一个连着一个,午饭都顾不上吃。
除审理案件外,很多时候,李林干得最多的是做当事人的工作,不然,案子结了,事情会没完没了。她审理过一起离婚案件,案情很简单,但夫妻双方就是互不相让,财产分割时,连根筷子归谁都要争。这时候,李林就需要不停地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以前,李林一直以为,法官就是坐在堂上断案的,很威严,工作以后才发现,法官要做的事,很多都在法律之外。
2011年,李林报名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通过笔试、面试后,她选择离开工作了近10年的法院。
王深原是上海一家基层法院的研究室主任,也是一名资深法官。因其丈夫是律师,律师、法官一方退出机制实施后,她调离审判岗位。虽然还在法院,但是离开审判岗位,总觉得离自己所学专业很远,有被边缘化的感觉。
其间,有一次组织调动机会,她去了某区司法局担任副局长。当时领导征求她意见时,她犹豫过,毕竟自己是法律科班出身,不舍得放弃。但想到在法院已经很难再有职级晋升机会,于是选择调离法院。
像王深这样的法官,有着多年审判实务经历,法律功底深厚、调解经验丰富,同时也有一定的管理和领导能力,多为党政机关所青睐。
据统计,2008年至今,上海全市法院流失人员去向党政机关多、高薪职位多。流失的法院干警中,组织调离204人,占54.7%,主要去向为组织部、纪委、人大、街道等党政机关。（袁定波）
法官职业理想与现实落差大
2005年7月,张林从名牌大学法学院毕业后,通过司法考试、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一路过关斩将,带着满腔热情和憧憬,进入北京一家基层法院。在派出法庭工作半年后,进入该院民二庭。2008年8月,张林从法院辞职。
从法院出来后,他进入一家公司从事法务工作。当《法制日报》记者问及辞职原因时,张林表示,理想与现实差距过大,经历过迷茫后毅然选择离开。
本科4年、研究生两年,经过6年的法学系统教育,张林对法治、法院、法官有很多美好愿望和憧憬。张林一直认为,法官是一项神圣的职业。进入法院后他发现,法院工作与书本中学到的以及自己理想中的差距太大,理想落空后,他萌生去意。
张林认为,法院人员结构极其不合理,真正从事审判工作的也就一半左右。作为那家法院的一线审判人员,张林深刻体会到案件多、压力大、考核多、责任大。但一线审判人员与非审判人员待遇一样,这就造成严重的不公平,严重打击了一线审判人员的积极性。
最让张林受不了的是各种与法院审判本职无关的会议、评比、创新、外宣,没完没了,这些都让一线审判人员疲于奔命。在他看来,即使是一线审判人员,设置和分工也极其不合理,有太多时间要花在送达、内部流程、信访等方面。
工作第三年参加同学聚会,张林发现,不少去国家机关的同学都解决了正科级待遇。而他因为在基层法院,晋升空间很小,副科级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决。
张林表示,法院行政化导致法院的职级设置按照行政机关设置,根据不同行政级别享受不同待遇。由于法院人员较多,但相应级别编制较少,导致很多年轻人看不到上升空间。同样的工作,在行政机关已经是处级了,而在法院还是科级,这种现象在基层法院尤其明显。
收入低也是促使张林离开法院的一个原因。在法院工作期间,每个月的税后收入在3000元左右,加上过节费、年终奖金等,各项收入合计每年不超过5万元。不敢考虑娶妻生子、买房买车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吃光用光,没有剩余。
离开法院进入现在的公司从事法务工作后,张林的收入有了明显改善,工作内容也相对纯粹。张林认为,法院的工作即使是审判一线,工作内容都比较繁杂,有很多工作实际与法律无关,更多是家长里短。而他现在的工作内容,基本上围绕法律开展,而且是实务中用得着,十分专业。
张林表示,现在的工作提升空间更大,学到的知识和经验更实用。每跟进一个项目,都会有很强的成就感。
尽管已离开法院,但张林对司法的那份情怀始终未曾放下。工作中,再因诉讼的事情跟法院打交道,张林会有更多感慨。（袁定波）
(应受访人要求以上法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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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章：
【分类管理司法人员 健全职业保障 留住法官需讲感情保事业增待遇】
如何留住法官?要借助怎样的改革方能缓解乃至破解这一难题?
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多位法官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普遍认为,解决法官流失问题,不仅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抓好党性教育,引导广大干警做到尽心尽力、奋发有为、攻坚克难,而且要根据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要求,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职业保障制度,推动建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工资福利制度,提高职业保障水平,做到感情留人、事业留人、适当待遇留人。
强化法官职业权利保障
“法官成长过程十分缓慢,但在当前行政主导管理体制下,法官流失现象严重。”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为明说。当前,法院人员按照公务员职务序列管理,但由于领导岗位有限,加之基层法院职级本身就低,一名法官无论干得多好,顶多就是正科级,这对法官队伍稳定极其不利。
“要切实采取措施解决基层干警面临的职级晋升问题。”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毛力认为,应在编制分配上适当向任务重、人员少的单位倾斜,建立科学的业绩考评体系,降低一线干警的工作压力。健全完善法官职业风险预防和保护机制,确保法官正常履行职责,保障法官的人格不受侵犯。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负责人建议,在法官职业权利保障上,法院应深化审判权运作方式改革和法官管理制度改革,建立保障合议庭和独任法官能依法独立审判的内部制度。建立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保证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同时,应建立法官职业地位保障制度。法官一经任命录用,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任何部门不得将其免职、辞退或者给予降职或其他处分,保证法官地位和身份的稳定性,增强法官职业的神圣感和尊荣感。
采访中,多位法官表示,以审判权为中心的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应是未来改革的方向。中央在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意见中提出,要制定与人民法院职业特点相适应的职数比例和职务序列,建立完善法官及其辅助人员分类管理制度。
作为较早探索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地区,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审判长负责制改革,在法官与各类辅助人员职权关系、配置方式等方面大胆创新。该项改革旨在探索建立符合法官职业化发展方向的审判长选任机制,建立以审判长为核心、其他法官和辅助人员配合的新型审判团队和工作模式,以期实现逐步向法官单独序列管理体制过渡。
完善法官定期增资制度
“当前法官职业保障水平偏低的状况终究是稳定队伍难以回避的问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干部处副处长徐东表示。经过深入调研,北京法院提出,应当建立和完善法官的职业保障体系,从职业荣誉、职业风险、职业健康、职业待遇等方面入手,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从优待警系统。
据了解,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加强法官职业保障、提高法官职业尊荣感等方面,相继做了一些积极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最高法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对一线办案人员在岗位津贴、补助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会同中组部联合制定法官职务序列设置暂行规定及其配套文件,对全国法院法官的职数比例、等级晋升等工作进行规范管理。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也结合本地实际,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广东法院系统保证法官的职级略高于同级党政部门干部。如深圳市福田区每年给予审判团队一定数额的办案补贴；阳江市阳西县除按月给予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补贴外,还根据办结案件数量对主审法官给予补贴。
徐东建议,应建立适合法院工作性质和工作情况的工资福利制度。我国法官法第36条明确规定,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工作特点,由国家规定。法院工作人员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状态与一般的公务员存在较大差异,工资待遇应与一般公务员有所区别。
徐东表示,目前,北京法官的工资结构由职务工资、级别工资、职务补贴、工作津贴、绩效奖金五部分组成,与法院的工作特点和职业特征还不相符。他建议建立独立的具有法院特点的工资序列,进一步完善法官定期增资制度,确保法官的工资随工龄、职务升迁、物价上涨等因素及时得到合理调整。实行全薪退休制,即法官退休后享受全薪待遇。法官职务津贴也应纳入退休工资计算基数,以保障职业尊荣和公正廉洁。
“完善干警职业保障机制涉及众多部门,需要法院内外部的共同努力,并且涉及司法体制和法院工作机制改革及结构性调整,是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性问题,需要一个逐步实施的长期过程。”徐东说。（袁定波周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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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当法官？且择且珍惜！2014年06月15日19:48法制网
部分省市近5年法官流失数据
(数据来源:2014年全国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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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全省法院流出人员2402名,其中法官1850名。
上海法院每年平均流失法官67人,去年达到74人。
法官流失原因
工资收入低 晋升空间小 工作压力大 职业风险高
●一些大中城市,法官月工资三四千元,购房、结婚、生子等都成为他们不能承受之重。
●法院层级低,职级空间有限,特别是基层法院受到行政编制、职数的影响,法官职级晋升更为缓慢。
●一些经济较发达城市,一名法官年结案动辄三四百件甚至上千件,“五加二”、“白加黑”成为法官工作常态。
●一些当事人将对裁判结果的不满迁怒于法官,威胁、恐吓、辱骂、诽谤法官；外部诱惑多导致法官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司法腐败的泥潭。
现有法院环境难以实现理想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刘明,在法院与律所之间,毅然选择了法院,成为北京一家基层法院的法官助理。7年后,已身为副庭长的他,离开法院做了一名律师,走得同样坚决。
“虽然很怀念在法院的一些美好时光,但离开法院,我一点儿都不后悔。”他说。
当年,刘明以422分的成绩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毕业前,他也曾经在律所实习。毕业时,除拿到北京这家基层法院的录取通知外,几家律所也向他抛出橄榄枝。
但他仅为法院所动。在他看来,进法院是个安全的选择。自己法学科班出身,一直向往能有一段做法官经历,坐在审判台上“敲槌”,把当法官看作一件很神圣的事情。能够一直从事审判事业固然很好,即便今后从事其他法律行业,在法院的司法实践经验,也是一笔宝贵财富。
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协助法官起草判决书……认真干了3年法官助理,2008年,刘明正式成为一名助理审判员,可以独立办案了。独立办案后,他曾带领团队以全年办案超千件的业绩,成为其所在法院当年办案最多的法官,并因此立功受奖。
2009年,刘明成功竞聘庭长助理,2010年被任命为副庭长,成为法院一名中层干部。正当大家认为刘明事业顺风顺水,前途一片光明之时,他却提交了辞职报告。法院领导谈话挽留无果后,2012年年中,刘明离职。
回顾自己7年的法院生涯,刘明用一个字来形容——累。那种身心俱疲的累,成为他辞职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工作量太大,刘明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两三天住在法院,加班到晚上八九点是家常便饭。由于每个月都要对法官结案率、调解率、一审服判息诉率等指标进行考核,并最终与其评级晋升和绩效考核挂钩,导致很多法官“压力山大”,精神持续紧绷。
如果说工作量大还能接受,那么工作内容则让刘明有些无法适应。除审判业务之外,还有大量的诸如政工等“机关类”工作,占据他大量时间。刘明说,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在机关工作,当初选择进法院也一心想做一名纯粹的法官。但大量的“机关类”工作让他有些无所适从。
此外,少数当事人对法官工作的不理解让刘明难以接受。他告诉记者,一些当事人不认可、不尊重法官,开庭时在法庭上大喊大叫、撒泼打滚,个别律师输了官司就造谣说法官收了对方当事人的钱,在为自己开脱的同时也抹黑了法官形象。虽然这些困难是审判工作正常遇到的,但确实让法官们感到疲惫不堪。
经济压力大和晋升空间小也增加了刘明走的信心。离开法院时,刘明年收入大概六七万元,与那些干律师、做公司法务的同班同学相比,差距很大。同学聚会时,他都不好意思提及自己的工资。“也许5年到10年之内,大家还能有些共同话题。10年以后,真不知道还能再聊些什么。”
“法官目前的职级晋升和政府机关差不多,而晋升机会和空间又比机关小。”刘明说,院里一些资深老法官,干了二三十年仍然是普通法官,职级待遇上不去。虽然生活稳定,但与自己的理想确实相去甚远。
离开法院后,刘明的选择很坚定,就是做律师。除了能够在经济上快速改善,更好照顾家庭外,律师行业宽阔的平台和强大的包容性,是吸引刘明的最主要因素。“律师行业参差不齐,上通天、下接地,至少可以自己选择成为一名怎样的律师,甚至能够在更高、更广的平台上实现法治理想。”刘明说,在律师行业,看不到天花板在哪里,他更喜欢这种有挑战性和未知性的状态。
刘明加入了一家新成立不久的律所,经过努力工作,2013年年初被吸纳为合伙人。他说,律师虽然也很忙,甚至阶段性劳动强度会大过法院,但是,心理上的放松是法院工作无法比拟的。“至少我可以选择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到了这个年龄了,相信大家都会认真考虑自己未来想要的状态,无论留下还是走,相信都是深思熟虑后作出的人生选择。祝福那些至今坚守在法官岗位上的兄弟姐妹们,且行且珍惜!”刘明说。（周斌）
基层法院晋升空间小进步难
李林现在在一国家机关上班,节假日,她还是习惯和原来法院的同事一块儿聚聚。
大学毕业后,李林考入北京一家郊区基层法院。工作几年后,结婚生子,压力明显大了许多。而在提为法院民事审判庭副职后,职业生涯要再往上走一步,就很难了。
当然,这还不是促使她最终离开法院的主要原因。
近几年,法院审理的案子明显增多,判决书都来不及写。李林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开6个庭,一个连着一个,午饭都顾不上吃。
除审理案件外,很多时候,李林干得最多的是做当事人的工作,不然,案子结了,事情会没完没了。她审理过一起离婚案件,案情很简单,但夫妻双方就是互不相让,财产分割时,连根筷子归谁都要争。这时候,李林就需要不停地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以前,李林一直以为,法官就是坐在堂上断案的,很威严,工作以后才发现,法官要做的事,很多都在法律之外。
2011年,李林报名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通过笔试、面试后,她选择离开工作了近10年的法院。
王深原是上海一家基层法院的研究室主任,也是一名资深法官。因其丈夫是律师,律师、法官一方退出机制实施后,她调离审判岗位。虽然还在法院,但是离开审判岗位,总觉得离自己所学专业很远,有被边缘化的感觉。
其间,有一次组织调动机会,她去了某区司法局担任副局长。当时领导征求她意见时,她犹豫过,毕竟自己是法律科班出身,不舍得放弃。但想到在法院已经很难再有职级晋升机会,于是选择调离法院。
像王深这样的法官,有着多年审判实务经历,法律功底深厚、调解经验丰富,同时也有一定的管理和领导能力,多为党政机关所青睐。
据统计,2008年至今,上海全市法院流失人员去向党政机关多、高薪职位多。流失的法院干警中,组织调离204人,占54.7%,主要去向为组织部、纪委、人大、街道等党政机关。（袁定波）
法官职业理想与现实落差大
2005年7月,张林从名牌大学法学院毕业后,通过司法考试、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一路过关斩将,带着满腔热情和憧憬,进入北京一家基层法院。在派出法庭工作半年后,进入该院民二庭。2008年8月,张林从法院辞职。
从法院出来后,他进入一家公司从事法务工作。当《法制日报》记者问及辞职原因时,张林表示,理想与现实差距过大,经历过迷茫后毅然选择离开。
本科4年、研究生两年,经过6年的法学系统教育,张林对法治、法院、法官有很多美好愿望和憧憬。张林一直认为,法官是一项神圣的职业。进入法院后他发现,法院工作与书本中学到的以及自己理想中的差距太大,理想落空后,他萌生去意。
张林认为,法院人员结构极其不合理,真正从事审判工作的也就一半左右。作为那家法院的一线审判人员,张林深刻体会到案件多、压力大、考核多、责任大。但一线审判人员与非审判人员待遇一样,这就造成严重的不公平,严重打击了一线审判人员的积极性。
最让张林受不了的是各种与法院审判本职无关的会议、评比、创新、外宣,没完没了,这些都让一线审判人员疲于奔命。在他看来,即使是一线审判人员,设置和分工也极其不合理,有太多时间要花在送达、内部流程、信访等方面。
工作第三年参加同学聚会,张林发现,不少去国家机关的同学都解决了正科级待遇。而他因为在基层法院,晋升空间很小,副科级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决。
张林表示,法院行政化导致法院的职级设置按照行政机关设置,根据不同行政级别享受不同待遇。由于法院人员较多,但相应级别编制较少,导致很多年轻人看不到上升空间。同样的工作,在行政机关已经是处级了,而在法院还是科级,这种现象在基层法院尤其明显。
收入低也是促使张林离开法院的一个原因。在法院工作期间,每个月的税后收入在3000元左右,加上过节费、年终奖金等,各项收入合计每年不超过5万元。不敢考虑娶妻生子、买房买车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吃光用光,没有剩余。
离开法院进入现在的公司从事法务工作后,张林的收入有了明显改善,工作内容也相对纯粹。张林认为,法院的工作即使是审判一线,工作内容都比较繁杂,有很多工作实际与法律无关,更多是家长里短。而他现在的工作内容,基本上围绕法律开展,而且是实务中用得着,十分专业。
张林表示,现在的工作提升空间更大,学到的知识和经验更实用。每跟进一个项目,都会有很强的成就感。
尽管已离开法院,但张林对司法的那份情怀始终未曾放下。工作中,再因诉讼的事情跟法院打交道,张林会有更多感慨。（袁定波）
(应受访人要求以上法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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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多位法官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普遍认为,解决法官流失问题,不仅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抓好党性教育,引导广大干警做到尽心尽力、奋发有为、攻坚克难,而且要根据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要求,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职业保障制度,推动建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工资福利制度,提高职业保障水平,做到感情留人、事业留人、适当待遇留人。
强化法官职业权利保障
“法官成长过程十分缓慢,但在当前行政主导管理体制下,法官流失现象严重。”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为明说。当前,法院人员按照公务员职务序列管理,但由于领导岗位有限,加之基层法院职级本身就低,一名法官无论干得多好,顶多就是正科级,这对法官队伍稳定极其不利。
“要切实采取措施解决基层干警面临的职级晋升问题。”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毛力认为,应在编制分配上适当向任务重、人员少的单位倾斜,建立科学的业绩考评体系,降低一线干警的工作压力。健全完善法官职业风险预防和保护机制,确保法官正常履行职责,保障法官的人格不受侵犯。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负责人建议,在法官职业权利保障上,法院应深化审判权运作方式改革和法官管理制度改革,建立保障合议庭和独任法官能依法独立审判的内部制度。建立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保证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同时,应建立法官职业地位保障制度。法官一经任命录用,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任何部门不得将其免职、辞退或者给予降职或其他处分,保证法官地位和身份的稳定性,增强法官职业的神圣感和尊荣感。
采访中,多位法官表示,以审判权为中心的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应是未来改革的方向。中央在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意见中提出,要制定与人民法院职业特点相适应的职数比例和职务序列,建立完善法官及其辅助人员分类管理制度。
作为较早探索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地区,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审判长负责制改革,在法官与各类辅助人员职权关系、配置方式等方面大胆创新。该项改革旨在探索建立符合法官职业化发展方向的审判长选任机制,建立以审判长为核心、其他法官和辅助人员配合的新型审判团队和工作模式,以期实现逐步向法官单独序列管理体制过渡。
完善法官定期增资制度
“当前法官职业保障水平偏低的状况终究是稳定队伍难以回避的问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干部处副处长徐东表示。经过深入调研,北京法院提出,应当建立和完善法官的职业保障体系,从职业荣誉、职业风险、职业健康、职业待遇等方面入手,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从优待警系统。
据了解,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加强法官职业保障、提高法官职业尊荣感等方面,相继做了一些积极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最高法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对一线办案人员在岗位津贴、补助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会同中组部联合制定法官职务序列设置暂行规定及其配套文件,对全国法院法官的职数比例、等级晋升等工作进行规范管理。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也结合本地实际,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广东法院系统保证法官的职级略高于同级党政部门干部。如深圳市福田区每年给予审判团队一定数额的办案补贴；阳江市阳西县除按月给予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补贴外,还根据办结案件数量对主审法官给予补贴。
徐东建议,应建立适合法院工作性质和工作情况的工资福利制度。我国法官法第36条明确规定,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工作特点,由国家规定。法院工作人员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状态与一般的公务员存在较大差异,工资待遇应与一般公务员有所区别。
徐东表示,目前,北京法官的工资结构由职务工资、级别工资、职务补贴、工作津贴、绩效奖金五部分组成,与法院的工作特点和职业特征还不相符。他建议建立独立的具有法院特点的工资序列,进一步完善法官定期增资制度,确保法官的工资随工龄、职务升迁、物价上涨等因素及时得到合理调整。实行全薪退休制,即法官退休后享受全薪待遇。法官职务津贴也应纳入退休工资计算基数,以保障职业尊荣和公正廉洁。
“完善干警职业保障机制涉及众多部门,需要法院内外部的共同努力,并且涉及司法体制和法院工作机制改革及结构性调整,是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性问题,需要一个逐步实施的长期过程。”徐东说。（袁定波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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