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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能够提升一个民族，法治能够提升一个国家。法治应当是所有从政者的信仰。
一米八四的身高，成熟稳重的气质，谦和而自信的言谈举止，清晰而有层次的思维逻辑，初次见面，高级合伙人谢国旺无处不展现出一个专业而值得信赖的资深律师形象。如果可以给他的律师生涯找一个起点的话，这一切都源自于他的内心深处对公平和正义的呼唤：“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是存在着一种对公平的追求的。任何事情，在我的脑海里必须是公平公正的，否则的话，我心里就会很不安。”
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青年仲裁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法学会国际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律协国际投资与贸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法律问题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和特聘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对于谢国旺来说，这一系列的头衔和标签都不及他肩上更沉甸甸的两个字：律师。
“毕业时，没想过做律师以外的职业”成为律师，是偶然中的必然。虽然本科修读的是英语教育专业，然而对西方哲学、法律论著的大量接触，让年青的谢律师对美国社会中强势、正义、富有法治思维的律师产生了深深的向往。这也是因为，在他内心深处，一直秉承一个信念：任何事情都是讲求公平与正义的，而律师是能够维护公平与正义的职业。所以，本科毕业的第二年，谢律师就考取了律师资格证，并选择到一家政法院校教书，在这里，谢律师一边用本专业知识教书育人，也努力地地尽可能着吸收法律知识。他尽可能多的与法学方面的老师交流思想，也经常向周围的律师交流法律心得和培养法律思维。直到有一天，在他与一位刑法专业老师讨论法律问题时，他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的专业性已经可以与其相提并论的时候，他就知道前面有更高的平台在等待他，他决定迈入专业法律人的行列，去攀登自己的理想。
“我那个时候认定，我应该去读‘中国政法大学’”，谢律师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道。于是，2002年，在阔别学生时代六年后，他顺利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并先后获得了硕士与博士学位，之后又到中国人民大学完成了博士后项目。
回忆起漫长的学生时代，谢律师说他有很多的良师益友，其中不得不提到中国政法大学赵威教授，他的硕士导师，同时也是真正带他成为一个法律人的导师。谢律师向记者描述到，“赵威老师身上透着一种大气，还有一种男人身上少有的优秀的气质。他对学生的指导和关怀如父亲般的关爱。在那个年代，因为一个学生家庭困难买不起电脑，连写论文都成问题，赵威老师知道后，二话不说拿出3000元让学生买电脑，名义上是借，但他从没有接受‘还钱’。他给学生和学校带来的价值，远不是用普通的标准可以衡量的。”
2005年夏天，正值毕业季，当大家都将政府机关、银行这种稳定的去处作为最优的毕业去向之时，谢国旺毫不犹豫地选择成为一名律师，尽管是正义的卫士，因为辛苦、因为不够稳定、因为一切都要从最底处打拼、因为衣食无着，那也是在名牌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眼中很无奈的选择，却是谢律师内心一直坚定执着追求的目标。“我们专业那一届毕业时，只有三个人成为了律师”，谢律师的语气中透露着些许骄傲。
进入律所工作一个月后，谢国旺突然接到了赵威教授的电话，还是那惯有的开门见山，“工作怎么样了啊？回头来我这聊聊吧。”这一句简单的问候，对于电话这边的谢国旺是难以名状的感动，“赵老师是真的以学生为中心的，真正的关心学生的未来”。在赵威老师眼里，这个比同班同学年长几岁的青年，是个各方面素质都很优秀的人才，也许是担忧他做律师未免有些不得志，便特地找他聊聊。然而在看到了他的执着与坚定时，赵老师只说了一句：“那就好好做。”
这一做，就又是十年。
其实，早在读研究生时，谢律师就已经感受到了律师这个职业的神圣职责。那天，他从7号楼宿舍出来，准备去打热水。也许是他的成熟与稳重能够让人多托付一份信赖，路边的一个中年妇女直接走向他，说是有些法律问题，请他帮忙。在政法类院校，总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在走投无路时来这个法律人最集中的地方，“碰碰运气”。谢国旺放下水壶认真的听她讲完。她来自江西，由于一些地方保护政策上的问题，受了很多的委屈，有不少试图帮助她的人迫于压力停止了支援。“我真心觉得她很委屈”，谢国旺回忆到，“我根据她说的整理了一下材料，写了一份类似于情况反映的资料。”第二天，在相同的地方，谢国旺把资料交给了她。“我跟她说还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就说，她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告诉我这事很危险，不要再参与了，硬要往我手里塞20块钱，我坚决没收，就去打水了。”可当谢国旺提着满满的水壶回来时，那位妇女还站在那里，等着把20块钱交给这位素不相识的恩人。
这件事对谢国旺的触动很大，后来，在学校里他又帮了两三个这样无助的人。虽然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但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让谢国旺从心底感受到了律师这份职业的神圣。“中国政法大学不仅给了我成为法律人的平台，也赋予了我一个法律人应有的责任。”
谢国旺成为一名律师，也是父亲的期许，老人家将对儿子和国家的期许放在了一起。“他的期望更高，希望我成为在法律界掌管法律的人”，说到这里谢国旺笑了，“那是老人家的想法。”
进了律师这个行业，就要努力成为专业精英
2010年的某天早上，谢律师带着他反复琢磨过的PPT来到公司会议室，屋内二十多张严肃而略带阴沉的面孔、压抑的气氛让这一问题的艰难严峻不言而喻。谢律师按照自己的严谨的思路对大家开始了对案件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当他将讲稿的最后一页内容介绍完后，他自信而镇静的等待对方的反应。结果，对方当即决定：“就按你说的办。”这一个决定，就为我国某汽车集团挽回了整个南美汽车市场。
这是谢国旺律师办过的最骄傲的案子之一，因为他成为民族汽车产业走向世界的助力者。
其实，在谢律师接到案件的资料时，我国某汽车集团与南美厄瓜多尔的申请方已经在美国进行过一次仲裁，并已经败下阵来，风险巨大。而这还不包括后续在南美市场的所有损失，那简直是不可估量的。然而，该厄瓜多尔申请方并还没有停止索赔，他们以此为基础又将案件提交瑞典斯德哥尔摩仲裁院仲裁，希望得到更多的索赔和权利。
巨大的压力笼罩在集团每一个人头上，集团领导的指示一个接着一个下发，焦虑的情绪在一层层的蔓延。在被推荐后，并接到材料之后，谢律师精心准备了两周，充分研究了案件事实，制定了应诉策略，对证据证言重新条分缕析。正是谢律师的充分的准备和积极应对，熟练运用国际仲裁规则，这也是这次取得胜诉的关键。
中国有很多实力雄厚的企业希望走出去，却无路可循。一些打算到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也面临法律、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方面的差异问题。如果第一步没走好，就必然面临更多的风险。“比如说法律的尽职调查，社会环境的尽职调查。要知道这个国家能干什么，是哪个体系的法律。比如说伊朗，伊朗的教会法律高于世俗的法律，这些东西都要懂，才能稳步地向外走。”谢律师介绍到，“中国企业需要这样专业的律师，帮助中国的民族企业发展壮大，这也是律师肩上的一种责任。”因此，他也正在计划，筹办面向国内企业和企业家们的对外投资讲座，向他们介绍具体国家反倾销情况、投资政策、税收、公司、劳工规定等，帮助他们走出中国，这些都是谢律师的专业强项。
职责坚决那为经过多年的实务积累，谢律师的业务领域广泛而专业，包括公司改制、公司治理、并购、外商投资、特许经营、对外招投标等，涉及的行业也扩展到建筑、冶金、传媒、软件、制药、服饰、造纸、能源、化工等。他代理的案件大多数都是涉外的案件，争议金额巨大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复杂的信用证欺诈、货物质量纠纷、国际货物买卖保险（放心保）索赔及相关仲裁和诉讼案件都涉及过。这所有的积累，都是他在实务中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坚守法治秉一种正义信仰
信仰法治，是在采访中，记者听谢国旺律师提起最多的词。
“我很赞同林肯的一句话，但我想把他稍稍改编一下”，谢国旺律师说，“正义能够提升一个民族，法治能够提升一个国家。法治应当是所有从政者的信仰。”
谢国旺律师是凭着一腔热血进入向往已久的律师行业的，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他对这份职业有了更多的思考，也让他对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虽然在中国，律师行业的发展并不那么一帆风顺，但是谢国旺对中国的法治和律师行业的前景还是乐观的。他坚信，法治在国家管理和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关键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只要国家要发展，就必然会加强法治，“即使有一些小的曲折，也是不会倒退回去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举世瞩目的开放的大国，法治道路我们无路可退”。
当很多当初的伙伴已经离开律师行业时，谢律师仍坚守着自己的职责。虽然已经升至合伙人，谢国旺的业务量还是很大，晚上和周末都会加班，平时每天至少10小时的工作时间。在案件的选择上，谢律师一直是很谨慎的，“律师是神圣而危险的，道德和职业规范是决不能逾越的底线，无论面对多大的利益诱惑”。讲到这里，谢国旺也提出了自己对于律师行业中一些有违职业道德的现象的担忧。
每年的两会期间，律师的职业道德问题，都会成为热议的话题，而现实中律师的情况确实参差不齐，特别是在一些刚入行的律师中，比较容易出现问题。谢律师曾在给北京市律师协会举办的实习律师培训讲课时，专门问了一个问题，“你们通过司法考试，是想做法官，还是做法务，还是做律师，还是挣钱，还是把它当做有信仰的职业来做？”
而在谢律师看来，只有把律师当做一份有信仰的职业来做，才能成功，才能不被眼前的诱惑所蒙蔽。他说：“做一名律师，的确是需要一定的费用和钱的，但是有些时候，我宁愿不收或者少收。”
谢国旺律师对自己的将来也做过很多思考，但都没有离开法治。如果可以，他想再去大学教书，向那些刚刚走进法律世界的年轻人，讲一讲律师实务是怎样的，律师职业是怎么发展的。或者，他也希望有机会以律师的身份到法院，甚至最高院去做法官，“我相信在中国，这个转换途径迟早是会开放的。”2011年成为瑞典斯德哥尔摩青年仲裁员的谢国旺律师，已经具备了实践法律的能力与经验，然而，他依然希望，能够将自己作为律师的多年所得，融汇到一名法官的思维中去，并真正地了解法官是如何适用法律去评判案件的。
虽然谢律师相信中国的律师行业总的来说是在前进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在世界律师界层面上，中国的律师还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犹记得在他第一次同美国律师合作时，面对他认真准备的二十多页的合同，对方不屑的说了一句“你们是发展中国家的合同，不能用”，并随手拿出了一份50多页的合同。虽然承认了对方的合同确实很完善，谢国旺还是坚持要用自己草拟的合同，“你们的版本下次再用”。从那时起，就有一个念头在谢国旺心底滋生。
在当今世界，中国有一大部分非诉业务都被国外律所垄断，包括中国公司到海外上市的业务很多也是由国外律所在做。2015年，中国的法律市场将对世界开放，到时将面临更加残酷的冲击，这在上海自贸区的试点已经有所显现。“所以，我计划做一个中外律师联盟”，谢律师深吸一口气，正了正身子，郑重的向记者介绍，“这将是一个高端法律交流平台。我在很多国家都有合作伙伴，大家可以交流业务、研讨学术、互相支持，要让中国的律师走出去！”
只有那些有信仰的，有专业精神和实务能力的，爱学习并且勇于开拓的律师，才能在新的大浪淘沙中存活下来，这是谢国旺律师所坚信的。
对话谢国旺
《法人》：你认为中美法治情况的主要差别在哪里？
谢国旺：我将法律和行政管理结合起来，研究美国的民主和法治与中国的差别。我认为，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从小孩子起就开始培养民主和法治意识，他们从小就知道讲规则，讲法治，任何人出了问题都要受到惩罚。美国一位总统的女儿曾因为弹钢琴扰民而被投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这种意识是从小培养出来的，他自然就有规则可言。都说“三代出贵族”，中国法治观念的建设还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法人》：你现在选择案件的标准是什么？
谢国旺：我现在所做案子，以涉外诉讼为主，主要的领域还是公司、国际贸易、投资。按照我的理念，专业化是最重要的，这样才能保证当事人的最大利益。比如说接到劳动法方面的案子，我会把他介绍给所里相关方面的专业团队。刑事类案件，我只有在刚执业的时候做过一些，现在不做了，因为重要的是不专业容易造成很多问题和风险。此外，对于客户的选择，当然也有我自己的标准，对于有一些不法要求或者有违道德底线要求的客户，我会坚决的说不。
《法人》：你为什么考虑50岁以后去做法官呢？
谢国旺：如果我毕业就成为一名法官，那么我将会有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法律思维，我认为律师的这种思维是很重要的。而且，在中国的制度下，法官的晋升是一步步的，在那样的体系中，其实是疏忽了对法律的另一种追求，繁忙的工作可能很难像我现在这样思考问题。50岁以后再做法官又是另一种感觉。在美国，众多法官都有从事律师的经验，我觉的这也是促进法治完善的一部分。
《法人》：成为瑞典斯德哥尔摩青年仲裁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的标准有哪些？您在成为仲裁员后有哪些新的感受吗？
谢国旺：最基本的要求是八年以上的执业经历，还包括对学历的要求，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你的经历。比如你做过哪些案子，你对仲裁的理解，发表过的文章，关注的领域等等都是考察标准。我最主要的收获还是思维上的，仲裁员和律师的思维还是不一样的。在国际上，仲裁确实是一个讲究公平、正义的地方，在解决国际商事方面是首选。像首席仲裁员，讲话都非常有条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经验都显现出了非常深厚的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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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能够提升一个民族，法治能够提升一个国家。法治应当是所有从政者的信仰。
一米八四的身高，成熟稳重的气质，谦和而自信的言谈举止，清晰而有层次的思维逻辑，初次见面，高级合伙人谢国旺无处不展现出一个专业而值得信赖的资深律师形象。如果可以给他的律师生涯找一个起点的话，这一切都源自于他的内心深处对公平和正义的呼唤：“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是存在着一种对公平的追求的。任何事情，在我的脑海里必须是公平公正的，否则的话，我心里就会很不安。”
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青年仲裁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法学会国际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律协国际投资与贸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法律问题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和特聘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对于谢国旺来说，这一系列的头衔和标签都不及他肩上更沉甸甸的两个字：律师。
“毕业时，没想过做律师以外的职业”成为律师，是偶然中的必然。虽然本科修读的是英语教育专业，然而对西方哲学、法律论著的大量接触，让年青的谢律师对美国社会中强势、正义、富有法治思维的律师产生了深深的向往。这也是因为，在他内心深处，一直秉承一个信念：任何事情都是讲求公平与正义的，而律师是能够维护公平与正义的职业。所以，本科毕业的第二年，谢律师就考取了律师资格证，并选择到一家政法院校教书，在这里，谢律师一边用本专业知识教书育人，也努力地地尽可能着吸收法律知识。他尽可能多的与法学方面的老师交流思想，也经常向周围的律师交流法律心得和培养法律思维。直到有一天，在他与一位刑法专业老师讨论法律问题时，他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的专业性已经可以与其相提并论的时候，他就知道前面有更高的平台在等待他，他决定迈入专业法律人的行列，去攀登自己的理想。
“我那个时候认定，我应该去读‘中国政法大学’”，谢律师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道。于是，2002年，在阔别学生时代六年后，他顺利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并先后获得了硕士与博士学位，之后又到中国人民大学完成了博士后项目。
回忆起漫长的学生时代，谢律师说他有很多的良师益友，其中不得不提到中国政法大学赵威教授，他的硕士导师，同时也是真正带他成为一个法律人的导师。谢律师向记者描述到，“赵威老师身上透着一种大气，还有一种男人身上少有的优秀的气质。他对学生的指导和关怀如父亲般的关爱。在那个年代，因为一个学生家庭困难买不起电脑，连写论文都成问题，赵威老师知道后，二话不说拿出3000元让学生买电脑，名义上是借，但他从没有接受‘还钱’。他给学生和学校带来的价值，远不是用普通的标准可以衡量的。”
2005年夏天，正值毕业季，当大家都将政府机关、银行这种稳定的去处作为最优的毕业去向之时，谢国旺毫不犹豫地选择成为一名律师，尽管是正义的卫士，因为辛苦、因为不够稳定、因为一切都要从最底处打拼、因为衣食无着，那也是在名牌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眼中很无奈的选择，却是谢律师内心一直坚定执着追求的目标。“我们专业那一届毕业时，只有三个人成为了律师”，谢律师的语气中透露着些许骄傲。
进入律所工作一个月后，谢国旺突然接到了赵威教授的电话，还是那惯有的开门见山，“工作怎么样了啊？回头来我这聊聊吧。”这一句简单的问候，对于电话这边的谢国旺是难以名状的感动，“赵老师是真的以学生为中心的，真正的关心学生的未来”。在赵威老师眼里，这个比同班同学年长几岁的青年，是个各方面素质都很优秀的人才，也许是担忧他做律师未免有些不得志，便特地找他聊聊。然而在看到了他的执着与坚定时，赵老师只说了一句：“那就好好做。”
这一做，就又是十年。
其实，早在读研究生时，谢律师就已经感受到了律师这个职业的神圣职责。那天，他从7号楼宿舍出来，准备去打热水。也许是他的成熟与稳重能够让人多托付一份信赖，路边的一个中年妇女直接走向他，说是有些法律问题，请他帮忙。在政法类院校，总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在走投无路时来这个法律人最集中的地方，“碰碰运气”。谢国旺放下水壶认真的听她讲完。她来自江西，由于一些地方保护政策上的问题，受了很多的委屈，有不少试图帮助她的人迫于压力停止了支援。“我真心觉得她很委屈”，谢国旺回忆到，“我根据她说的整理了一下材料，写了一份类似于情况反映的资料。”第二天，在相同的地方，谢国旺把资料交给了她。“我跟她说还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就说，她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告诉我这事很危险，不要再参与了，硬要往我手里塞20块钱，我坚决没收，就去打水了。”可当谢国旺提着满满的水壶回来时，那位妇女还站在那里，等着把20块钱交给这位素不相识的恩人。
这件事对谢国旺的触动很大，后来，在学校里他又帮了两三个这样无助的人。虽然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但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让谢国旺从心底感受到了律师这份职业的神圣。“中国政法大学不仅给了我成为法律人的平台，也赋予了我一个法律人应有的责任。”
谢国旺成为一名律师，也是父亲的期许，老人家将对儿子和国家的期许放在了一起。“他的期望更高，希望我成为在法律界掌管法律的人”，说到这里谢国旺笑了，“那是老人家的想法。”
进了律师这个行业，就要努力成为专业精英
2010年的某天早上，谢律师带着他反复琢磨过的PPT来到公司会议室，屋内二十多张严肃而略带阴沉的面孔、压抑的气氛让这一问题的艰难严峻不言而喻。谢律师按照自己的严谨的思路对大家开始了对案件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当他将讲稿的最后一页内容介绍完后，他自信而镇静的等待对方的反应。结果，对方当即决定：“就按你说的办。”这一个决定，就为我国某汽车集团挽回了整个南美汽车市场。
这是谢国旺律师办过的最骄傲的案子之一，因为他成为民族汽车产业走向世界的助力者。
其实，在谢律师接到案件的资料时，我国某汽车集团与南美厄瓜多尔的申请方已经在美国进行过一次仲裁，并已经败下阵来，风险巨大。而这还不包括后续在南美市场的所有损失，那简直是不可估量的。然而，该厄瓜多尔申请方并还没有停止索赔，他们以此为基础又将案件提交瑞典斯德哥尔摩仲裁院仲裁，希望得到更多的索赔和权利。
巨大的压力笼罩在集团每一个人头上，集团领导的指示一个接着一个下发，焦虑的情绪在一层层的蔓延。在被推荐后，并接到材料之后，谢律师精心准备了两周，充分研究了案件事实，制定了应诉策略，对证据证言重新条分缕析。正是谢律师的充分的准备和积极应对，熟练运用国际仲裁规则，这也是这次取得胜诉的关键。
中国有很多实力雄厚的企业希望走出去，却无路可循。一些打算到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也面临法律、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方面的差异问题。如果第一步没走好，就必然面临更多的风险。“比如说法律的尽职调查，社会环境的尽职调查。要知道这个国家能干什么，是哪个体系的法律。比如说伊朗，伊朗的教会法律高于世俗的法律，这些东西都要懂，才能稳步地向外走。”谢律师介绍到，“中国企业需要这样专业的律师，帮助中国的民族企业发展壮大，这也是律师肩上的一种责任。”因此，他也正在计划，筹办面向国内企业和企业家们的对外投资讲座，向他们介绍具体国家反倾销情况、投资政策、税收、公司、劳工规定等，帮助他们走出中国，这些都是谢律师的专业强项。
职责坚决那为经过多年的实务积累，谢律师的业务领域广泛而专业，包括公司改制、公司治理、并购、外商投资、特许经营、对外招投标等，涉及的行业也扩展到建筑、冶金、传媒、软件、制药、服饰、造纸、能源、化工等。他代理的案件大多数都是涉外的案件，争议金额巨大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复杂的信用证欺诈、货物质量纠纷、国际货物买卖保险（放心保）索赔及相关仲裁和诉讼案件都涉及过。这所有的积累，都是他在实务中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坚守法治秉一种正义信仰
信仰法治，是在采访中，记者听谢国旺律师提起最多的词。
“我很赞同林肯的一句话，但我想把他稍稍改编一下”，谢国旺律师说，“正义能够提升一个民族，法治能够提升一个国家。法治应当是所有从政者的信仰。”
谢国旺律师是凭着一腔热血进入向往已久的律师行业的，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他对这份职业有了更多的思考，也让他对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虽然在中国，律师行业的发展并不那么一帆风顺，但是谢国旺对中国的法治和律师行业的前景还是乐观的。他坚信，法治在国家管理和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关键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只要国家要发展，就必然会加强法治，“即使有一些小的曲折，也是不会倒退回去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举世瞩目的开放的大国，法治道路我们无路可退”。
当很多当初的伙伴已经离开律师行业时，谢律师仍坚守着自己的职责。虽然已经升至合伙人，谢国旺的业务量还是很大，晚上和周末都会加班，平时每天至少10小时的工作时间。在案件的选择上，谢律师一直是很谨慎的，“律师是神圣而危险的，道德和职业规范是决不能逾越的底线，无论面对多大的利益诱惑”。讲到这里，谢国旺也提出了自己对于律师行业中一些有违职业道德的现象的担忧。
每年的两会期间，律师的职业道德问题，都会成为热议的话题，而现实中律师的情况确实参差不齐，特别是在一些刚入行的律师中，比较容易出现问题。谢律师曾在给北京市律师协会举办的实习律师培训讲课时，专门问了一个问题，“你们通过司法考试，是想做法官，还是做法务，还是做律师，还是挣钱，还是把它当做有信仰的职业来做？”
而在谢律师看来，只有把律师当做一份有信仰的职业来做，才能成功，才能不被眼前的诱惑所蒙蔽。他说：“做一名律师，的确是需要一定的费用和钱的，但是有些时候，我宁愿不收或者少收。”
谢国旺律师对自己的将来也做过很多思考，但都没有离开法治。如果可以，他想再去大学教书，向那些刚刚走进法律世界的年轻人，讲一讲律师实务是怎样的，律师职业是怎么发展的。或者，他也希望有机会以律师的身份到法院，甚至最高院去做法官，“我相信在中国，这个转换途径迟早是会开放的。”2011年成为瑞典斯德哥尔摩青年仲裁员的谢国旺律师，已经具备了实践法律的能力与经验，然而，他依然希望，能够将自己作为律师的多年所得，融汇到一名法官的思维中去，并真正地了解法官是如何适用法律去评判案件的。
虽然谢律师相信中国的律师行业总的来说是在前进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在世界律师界层面上，中国的律师还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犹记得在他第一次同美国律师合作时，面对他认真准备的二十多页的合同，对方不屑的说了一句“你们是发展中国家的合同，不能用”，并随手拿出了一份50多页的合同。虽然承认了对方的合同确实很完善，谢国旺还是坚持要用自己草拟的合同，“你们的版本下次再用”。从那时起，就有一个念头在谢国旺心底滋生。
在当今世界，中国有一大部分非诉业务都被国外律所垄断，包括中国公司到海外上市的业务很多也是由国外律所在做。2015年，中国的法律市场将对世界开放，到时将面临更加残酷的冲击，这在上海自贸区的试点已经有所显现。“所以，我计划做一个中外律师联盟”，谢律师深吸一口气，正了正身子，郑重的向记者介绍，“这将是一个高端法律交流平台。我在很多国家都有合作伙伴，大家可以交流业务、研讨学术、互相支持，要让中国的律师走出去！”
只有那些有信仰的，有专业精神和实务能力的，爱学习并且勇于开拓的律师，才能在新的大浪淘沙中存活下来，这是谢国旺律师所坚信的。
对话谢国旺
《法人》：你认为中美法治情况的主要差别在哪里？
谢国旺：我将法律和行政管理结合起来，研究美国的民主和法治与中国的差别。我认为，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从小孩子起就开始培养民主和法治意识，他们从小就知道讲规则，讲法治，任何人出了问题都要受到惩罚。美国一位总统的女儿曾因为弹钢琴扰民而被投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这种意识是从小培养出来的，他自然就有规则可言。都说“三代出贵族”，中国法治观念的建设还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法人》：你现在选择案件的标准是什么？
谢国旺：我现在所做案子，以涉外诉讼为主，主要的领域还是公司、国际贸易、投资。按照我的理念，专业化是最重要的，这样才能保证当事人的最大利益。比如说接到劳动法方面的案子，我会把他介绍给所里相关方面的专业团队。刑事类案件，我只有在刚执业的时候做过一些，现在不做了，因为重要的是不专业容易造成很多问题和风险。此外，对于客户的选择，当然也有我自己的标准，对于有一些不法要求或者有违道德底线要求的客户，我会坚决的说不。
《法人》：你为什么考虑50岁以后去做法官呢？
谢国旺：如果我毕业就成为一名法官，那么我将会有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法律思维，我认为律师的这种思维是很重要的。而且，在中国的制度下，法官的晋升是一步步的，在那样的体系中，其实是疏忽了对法律的另一种追求，繁忙的工作可能很难像我现在这样思考问题。50岁以后再做法官又是另一种感觉。在美国，众多法官都有从事律师的经验，我觉的这也是促进法治完善的一部分。
《法人》：成为瑞典斯德哥尔摩青年仲裁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的标准有哪些？您在成为仲裁员后有哪些新的感受吗？
谢国旺：最基本的要求是八年以上的执业经历，还包括对学历的要求，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你的经历。比如你做过哪些案子，你对仲裁的理解，发表过的文章，关注的领域等等都是考察标准。我最主要的收获还是思维上的，仲裁员和律师的思维还是不一样的。在国际上，仲裁确实是一个讲究公平、正义的地方，在解决国际商事方面是首选。像首席仲裁员，讲话都非常有条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经验都显现出了非常深厚的功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