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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维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9.18事变，中国从此进入长达14年之久的抗击日寇时期；两个多月后，19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的谢氏祠堂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九部一局，作为人民检察院前身的“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就是其中一部。该部的成立，标志着中央苏区检察制度建立起来了。时至今日，80年过去了，人民检察制度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洗礼，经历了建国前的三起三落和建国后的三起三落的严峻考验，现在依然倔强地生存着，而且显示出日益旺盛的生命力，焕发出越来越强大的生机活力。这一史实存在的本身就足以证明，人民检察制度是一项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法律制度，是人民政权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放眼全世界可知，人民检察制度是中国的法制创举，也是中国对人类司法文明所贡献的成果。中国的法治之路，注定要与人民检察制度同呼吸、共命运，人民检察制度既是中国特色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也为中国特色的法制建设保驾护航。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就是：国运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检察兴；反过来也一样，检察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运兴。中国宪法所书写的依法治国，离不开人民检察制度的浓墨重彩。让我们一起以实际行动来呵护人民检察制度的成长、完善与发展。
人民检察制度之所以富有顽强的、不竭的生命源泉，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在党的领导下与时俱进。1954年9月，在制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讨论会上，毛主席提出：“既然检察工作这样重要，为什么不叫‘院’呢，可以叫‘院’嘛”，从此以后，“人民检察署”就改名为“人民检察院”。“署”和“院”虽仅一字之差，但性质迥异，这就为人民检察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助推力。
从历史上看，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先后发生了5次变动：垂直领导（49年）---双重领导（51年）---垂直领导（54年）---一重领导、一重监督（78年）---双重领导（79年）。“但目前这种领导体制是否仍存在不够完善之处，如检察一体化的程度比较低，人财物的管理体制还不能为检察工作提供充分的保障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在2009年1月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一书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追问和思索。
在检察职能方面，如果说查仿职务犯罪是最繁重的法治使命，审查逮捕是最平稳的检察职权，刑事公诉是最重要的形象窗口，刑事诉讼监督是手段最为丰富的职能，那么，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的监督则是赋权最为波折的职能。2010年7月，在井冈山召开了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标志着重刑事检察、轻民行检察的陈旧观念得以初步扭转，民行检察工作相对薄弱的状态从此有所改观，检察机关的各项职能开始相对平衡发展，人民检察制度进入到崭新的发展阶段。
2008年9月，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就检察监督的各个环节提出了要求，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反响。迄至目前，已有30个省级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相同或相似决议。这又一次证明人民检察制度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人民性是它的生命所在，同时也表明人民检察制度越来越具有系统法制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检察监督法的尽快制定，应当成为人民检察制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昂首阔步前进的法制保障。
我清楚地记得，2009年10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共和国检察60周年丛书》出版座谈会，我有幸被邀参会。这套丛书包括：《共和国检察人物》等6本书。今天我们又在这里举行座谈会，是为了纪念人民检察制度创立80周年，也出了由6本书组成的一套丛书。这12本书以准确的文字、生动的笔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人民检察制度80年来波澜壮阔、步履铿锵的壮丽画卷。在这段历史面前，任何人都难以抗拒被它感动和感染，一个个叱咤在检察舞台上的英雄人物，吹响了我们走向新时代的强劲号角，奏起了人民检察制度慨而慷的行进交响曲，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它在新的时期新的发展而竭诚努力。聆听历史是一种深远的智慧，展望未来是一种崇高的智慧。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人民检察制度的未来奉献出更加灿烂的画卷！
出处:出处：检察日报 2011-9-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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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维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9.18事变，中国从此进入长达14年之久的抗击日寇时期；两个多月后，19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的谢氏祠堂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九部一局，作为人民检察院前身的“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就是其中一部。该部的成立，标志着中央苏区检察制度建立起来了。时至今日，80年过去了，人民检察制度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洗礼，经历了建国前的三起三落和建国后的三起三落的严峻考验，现在依然倔强地生存着，而且显示出日益旺盛的生命力，焕发出越来越强大的生机活力。这一史实存在的本身就足以证明，人民检察制度是一项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法律制度，是人民政权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放眼全世界可知，人民检察制度是中国的法制创举，也是中国对人类司法文明所贡献的成果。中国的法治之路，注定要与人民检察制度同呼吸、共命运，人民检察制度既是中国特色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也为中国特色的法制建设保驾护航。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就是：国运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检察兴；反过来也一样，检察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运兴。中国宪法所书写的依法治国，离不开人民检察制度的浓墨重彩。让我们一起以实际行动来呵护人民检察制度的成长、完善与发展。
人民检察制度之所以富有顽强的、不竭的生命源泉，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在党的领导下与时俱进。1954年9月，在制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讨论会上，毛主席提出：“既然检察工作这样重要，为什么不叫‘院’呢，可以叫‘院’嘛”，从此以后，“人民检察署”就改名为“人民检察院”。“署”和“院”虽仅一字之差，但性质迥异，这就为人民检察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助推力。
从历史上看，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先后发生了5次变动：垂直领导（49年）---双重领导（51年）---垂直领导（54年）---一重领导、一重监督（78年）---双重领导（79年）。“但目前这种领导体制是否仍存在不够完善之处，如检察一体化的程度比较低，人财物的管理体制还不能为检察工作提供充分的保障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在2009年1月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一书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追问和思索。
在检察职能方面，如果说查仿职务犯罪是最繁重的法治使命，审查逮捕是最平稳的检察职权，刑事公诉是最重要的形象窗口，刑事诉讼监督是手段最为丰富的职能，那么，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的监督则是赋权最为波折的职能。2010年7月，在井冈山召开了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标志着重刑事检察、轻民行检察的陈旧观念得以初步扭转，民行检察工作相对薄弱的状态从此有所改观，检察机关的各项职能开始相对平衡发展，人民检察制度进入到崭新的发展阶段。
2008年9月，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就检察监督的各个环节提出了要求，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反响。迄至目前，已有30个省级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相同或相似决议。这又一次证明人民检察制度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人民性是它的生命所在，同时也表明人民检察制度越来越具有系统法制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检察监督法的尽快制定，应当成为人民检察制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昂首阔步前进的法制保障。
我清楚地记得，2009年10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共和国检察60周年丛书》出版座谈会，我有幸被邀参会。这套丛书包括：《共和国检察人物》等6本书。今天我们又在这里举行座谈会，是为了纪念人民检察制度创立80周年，也出了由6本书组成的一套丛书。这12本书以准确的文字、生动的笔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人民检察制度80年来波澜壮阔、步履铿锵的壮丽画卷。在这段历史面前，任何人都难以抗拒被它感动和感染，一个个叱咤在检察舞台上的英雄人物，吹响了我们走向新时代的强劲号角，奏起了人民检察制度慨而慷的行进交响曲，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它在新的时期新的发展而竭诚努力。聆听历史是一种深远的智慧，展望未来是一种崇高的智慧。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人民检察制度的未来奉献出更加灿烂的画卷！
出处:出处：检察日报 2011-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