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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原罪”在最近这些年常常被提起，比如前段时间某个非法集资的商人被处以极刑之后，许多业界名人就热论过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又如当年的红卫兵纷纷出来道歉时，对体制的指责总会多于个人的反思等等。
只要社会在变革，就回避不了体制原罪的问题，因为变革转型本身就是破旧立新，就是一个淘汰陈腐落后的旧制度、确立新制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想达到目标，那些代表旧体制的势力就必须被打击和清除，而每一波被打击和清除的个人或团体都不会轻易认罪服输，他们会将自己的罪过和失败归咎于过去的体制，称之为体制原罪，也即那个体制中的人都是带罪的。这样可以顺理成章地减轻个人的责任，何况有些体制下也确实更容易滋生犯罪。
反腐打虎成效卓著、大快人心，但老虎们以及老虎的支持者们并不口服心服，他们认为自己的贪腐行为系体制造就，是体制原罪问题，而非个人操守问题。尽管他们违背的都是最基本的道德伦理，但也还是会以“体制之中、人人如此“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并进而认为自己是被刻意挑选出来的，是比较倒霉的老虎和苍蝇，甚至是政治或者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等等。
打虎以来，那些动机不纯的声音，以及假以理性之名的声音等等，大多持有同类的观点。国内外的网站上充斥着这方面的评论。
中国社会的变革转型并不是刚刚才开始的，自从盲目自大的满清王朝被洋人用枪炮敲开国门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几乎都在不停地尝试各种转型。洋务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权宪法、马列主义、计划经济、改革开放等，都是为了革除旧体制中的弊病而实施的变革转型。转型之路到现在也并没有结束，而是正在快步加速前行。所以，体制原罪的问题还会不断地浮现出来。
体制原罪问题从来就无法否认或回避。比如清朝灭亡时，满清的遗老遗少确实都是带罪的；新中国成立时，旧社会的地主恶霸国民党也都是个个带罪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体制原罪的只是那些在那个时代能够代表新生事物的力量，以及始终代表着正义的“人民”。“原罪”本身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以至于在许多宗教教义中，凡人，生下来就带有原罪。
也没有人否认过当前体制存在缺陷，现行体制的确是一个容易让官僚腐败的体制。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所有者”缺位、核心社会资源归属模糊，而权力又缺少制约，可以随意掠夺公共和国有财富，这种体制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公地悲剧”现象和普遍的权力腐败。九常委之一、政法领域的最高领导，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以及无数的省市县长们，都成了贪腐罪犯和老虎苍蝇，这本身就是对体制弊病的承认和宣示。
只有承认原有体制存在问题，承认存在体制原罪问题，才能放开手脚清理积弊、割去痈患，才能形成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共识，才能不断深化改革、转型创新。对体制弊端和体制原罪的承认正是开启新路、形成新常态的起点！
承认体制缺陷和体制原罪不是对基本制度的否定，前三十年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和后三十年所确立的改革开放策略一脉相承、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继续进行变革转型的基石。这一基石本身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策略的确立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史上最成功的两次转型，这是不能动摇的。因此，它们也是继续进行变革转型，开启新的三十年或者更长历史阶段的框架和前提。
但是，解决体制原罪问题、开启新的时代却绝非易事，因为凡是已经形成了原罪的体制，必然都是机制僵化、利益固化的体制，既得利益群体和体制寄生群体会想尽千方百计维护原有格局，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利益重组的改革转型。因此，在承认体制缺陷和体制原罪之后，要想真正推动改革转型，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打破固化局面，如何击溃保守和顽固势力的阻挠和反扑。
“打虎”正是为了打破固化局面、排除阻力，为改革转型创造条件的强力手段。打虎运动所针对的也必定会是意图阻挠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那些多行不义、作恶多端的突出代表者，也可能是固化格局关键节点上的盘踞者。总之都是代表旧势力，带着体制原罪，与改革转型格格不入的掣肘者。当然也包括虎窝里一锅端出来的，以及自己不收手撞到打虎捧下的所谓的“倒霉者”。
因此，在体制原罪和变革转型的历史背景下，每个老虎虽然未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但要想成为老虎，也的确需要具备特定的身份，或者与变革转型的总体部署牵扯上了经济的，或者是政治上的联系。从这个角度讲，打虎运动脱离不开改革转型的大背景，会具有明显的策略导向性，也难免会被附加上法律之外的各种各样的解读，甚至是传说故事。但只要坚持了服务于变革转型的原则，任何非议都阻挡不住打虎行动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正能量。
毕竟，旧体制之下生存的是一批人或者一代人，而改革转型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和持续地前行，是破茧重生和着眼未来，而不是全部归罪和计较过去。老虎们是陈腐和邪恶的代表，需要以正义的名义予以清除，从而弘扬正气、标注历史，他们注定要被打。但也会有千千万万个潜在的大小老虎成为漏网之鱼，不是他们不该打，而是确实打不完，也没有必要赶尽杀绝。
超越而不是清算历史，这是一种莫大的智慧。
至于打老虎是遵循“选择性执法”的思路也好，还是以“体制原罪也是罪”的理由也罢，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尽快开启深化改革之路，真正建立现代治理体系，真正实施依法治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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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原罪”在最近这些年常常被提起，比如前段时间某个非法集资的商人被处以极刑之后，许多业界名人就热论过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又如当年的红卫兵纷纷出来道歉时，对体制的指责总会多于个人的反思等等。
只要社会在变革，就回避不了体制原罪的问题，因为变革转型本身就是破旧立新，就是一个淘汰陈腐落后的旧制度、确立新制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想达到目标，那些代表旧体制的势力就必须被打击和清除，而每一波被打击和清除的个人或团体都不会轻易认罪服输，他们会将自己的罪过和失败归咎于过去的体制，称之为体制原罪，也即那个体制中的人都是带罪的。这样可以顺理成章地减轻个人的责任，何况有些体制下也确实更容易滋生犯罪。
反腐打虎成效卓著、大快人心，但老虎们以及老虎的支持者们并不口服心服，他们认为自己的贪腐行为系体制造就，是体制原罪问题，而非个人操守问题。尽管他们违背的都是最基本的道德伦理，但也还是会以“体制之中、人人如此“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并进而认为自己是被刻意挑选出来的，是比较倒霉的老虎和苍蝇，甚至是政治或者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等等。
打虎以来，那些动机不纯的声音，以及假以理性之名的声音等等，大多持有同类的观点。国内外的网站上充斥着这方面的评论。
中国社会的变革转型并不是刚刚才开始的，自从盲目自大的满清王朝被洋人用枪炮敲开国门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几乎都在不停地尝试各种转型。洋务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权宪法、马列主义、计划经济、改革开放等，都是为了革除旧体制中的弊病而实施的变革转型。转型之路到现在也并没有结束，而是正在快步加速前行。所以，体制原罪的问题还会不断地浮现出来。
体制原罪问题从来就无法否认或回避。比如清朝灭亡时，满清的遗老遗少确实都是带罪的；新中国成立时，旧社会的地主恶霸国民党也都是个个带罪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体制原罪的只是那些在那个时代能够代表新生事物的力量，以及始终代表着正义的“人民”。“原罪”本身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以至于在许多宗教教义中，凡人，生下来就带有原罪。
也没有人否认过当前体制存在缺陷，现行体制的确是一个容易让官僚腐败的体制。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所有者”缺位、核心社会资源归属模糊，而权力又缺少制约，可以随意掠夺公共和国有财富，这种体制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公地悲剧”现象和普遍的权力腐败。九常委之一、政法领域的最高领导，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以及无数的省市县长们，都成了贪腐罪犯和老虎苍蝇，这本身就是对体制弊病的承认和宣示。
只有承认原有体制存在问题，承认存在体制原罪问题，才能放开手脚清理积弊、割去痈患，才能形成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共识，才能不断深化改革、转型创新。对体制弊端和体制原罪的承认正是开启新路、形成新常态的起点！
承认体制缺陷和体制原罪不是对基本制度的否定，前三十年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和后三十年所确立的改革开放策略一脉相承、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继续进行变革转型的基石。这一基石本身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策略的确立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史上最成功的两次转型，这是不能动摇的。因此，它们也是继续进行变革转型，开启新的三十年或者更长历史阶段的框架和前提。
但是，解决体制原罪问题、开启新的时代却绝非易事，因为凡是已经形成了原罪的体制，必然都是机制僵化、利益固化的体制，既得利益群体和体制寄生群体会想尽千方百计维护原有格局，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利益重组的改革转型。因此，在承认体制缺陷和体制原罪之后，要想真正推动改革转型，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打破固化局面，如何击溃保守和顽固势力的阻挠和反扑。
“打虎”正是为了打破固化局面、排除阻力，为改革转型创造条件的强力手段。打虎运动所针对的也必定会是意图阻挠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那些多行不义、作恶多端的突出代表者，也可能是固化格局关键节点上的盘踞者。总之都是代表旧势力，带着体制原罪，与改革转型格格不入的掣肘者。当然也包括虎窝里一锅端出来的，以及自己不收手撞到打虎捧下的所谓的“倒霉者”。
因此，在体制原罪和变革转型的历史背景下，每个老虎虽然未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但要想成为老虎，也的确需要具备特定的身份，或者与变革转型的总体部署牵扯上了经济的，或者是政治上的联系。从这个角度讲，打虎运动脱离不开改革转型的大背景，会具有明显的策略导向性，也难免会被附加上法律之外的各种各样的解读，甚至是传说故事。但只要坚持了服务于变革转型的原则，任何非议都阻挡不住打虎行动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正能量。
毕竟，旧体制之下生存的是一批人或者一代人，而改革转型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和持续地前行，是破茧重生和着眼未来，而不是全部归罪和计较过去。老虎们是陈腐和邪恶的代表，需要以正义的名义予以清除，从而弘扬正气、标注历史，他们注定要被打。但也会有千千万万个潜在的大小老虎成为漏网之鱼，不是他们不该打，而是确实打不完，也没有必要赶尽杀绝。
超越而不是清算历史，这是一种莫大的智慧。
至于打老虎是遵循“选择性执法”的思路也好，还是以“体制原罪也是罪”的理由也罢，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尽快开启深化改革之路，真正建立现代治理体系，真正实施依法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