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法官不应因行使判断权而遭受惩罚

李奋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坦白地说，在《法制日报》（2006年6月20日第5版）上读到《滁州中院审判委员会资深法官有发言权 审委会委员表错意见也要罚》的报道后，我并没有感到太多意外。
毕竟，作为一项在中国实施多年的司法制度，审判委员会制度确实存在着诸多弊端（如“判、审分离”、“先定后审”以及“集体不负责”，等等。）也正因为如此，可以说，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法学界对审判委员会的改革甚至存废问题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歇过。
日前，滁州中院基于对审判委员会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和弊端的认识，推出了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一项举措。应当说，该院的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其所提出的改革举措，无疑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至少，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鼓励法官认真钻研某一方面的审判业务。但，这并不表明，该院的这一举措就是完全恰当的。尤其是，“审委会委员表错意见也要罚”这一做法，更值得商榷。
考虑到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着“集体负责而事实上无法追究审委会委员个人责任”的弊端，该院“通过修改岗位责任制对审委会委员的责任进一步厘清”。该院的做法是：
“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改判的，参加评议的审委会委员发表错误意见的每一件扣0.5分。……委员所扣分数与年终岗责奖挂钩。”
那么，这一富有新意的改革举措是否具有正当性呢？不少人尤其是非法律人士或许会认为，这一举措并没有什么不妥。毕竟，法院不能对审判委员会委员发表的错误意见不管不问。我们可以肯定，该院推出这一举措的动机是好的；也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认定，执行这一举措对于促使“审委会委员发言时更为慎重”，“在亮出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充分表述自己的依据”，可能确实具有一定作用。
但是，世界上并不存只有利、没有弊的制度。因此，“对制度选择同对其他有形物品和无形物品的选择一样”，“都要权衡利弊”。因此，我们必须考察，这一举措如果运作起来，效果会如何？换句话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在笔者看来，与法院系统内部实行已久的“错案追究制”如出一辙，这一举措——如果贯彻下去——可能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责任心。但，这种收益显然是建立在惩罚一个法官判断（很可能该法官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基础之上的。其最终也将破坏和削弱法官的人格独立和智识独立。
本来，基于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等因素，某一个案件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是很正常的。但是，按照该院的这一举措，只要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改判，那么，二审法院这一——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的判断，就将成为评判参加评议的审委会委员是否发表了错误意见的标准。如果，某一“委员”被认为发表了错误意见，其“年终岗责金”就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事实上将导致一个法官因为行使了判断权而遭受惩罚。
实际上，以案件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改判为标准，来判断审委会委员是否发表了错误意见并以此作为惩罚依据，其正当性显然极不充分。由我国二审法院所采取的审理方式所决定，至少在“发现案件事实方面”，二审法院的判断，未必就一定比第一审法院的判断更正确。可能有人会认为，上级法院的法官素质一般比下级法院的法官素质要高，因而，二审法院的裁判意见也比下级法院的高明。但是，这种说法显然过多地考虑了法官素质对判决质量的影响。就我国现状而言，上级法院法官的法律素养总体上要高于下级法院的法官，裁判的公正程度与法官的素质也确实存在一定的关系。但不能因此说，二审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就一定比原审的认定更正确。事实上，判决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检察机关的举证能力以及法官的成见和偏见，而不完全取决于法官的素质。
不仅如此，“审委会委员表错意见也要罚”，既会影响“委员们”从容不迫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会迫使他们在有些案件进入二审程序之前，就不得不开展各种各样的“公关”工作，以尽量避免使自己遭受一定的不利益。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我国法院本就极为严重的“司法依附”问题——下级法院和法官依附于上级法院和法官。仅凭于此，我们就完全可以对这一举措作出消极的价值判断。毕竟，对于一个逐步走向法治化的中国而言，追求司法的独立自主，无论如何，也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可以说，即使某一改革举措确有一定的效用，但如果它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其意义也将打打折扣，甚至就是“饮鸩止渴”。
透过本案，我们也许不难发现，司法改革是一项复杂同时也是极具风险性的事业。对于那些热衷于进行司法改革的机构而言，所需要认真考虑的，或许应当是，如何才能避免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解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