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原告规避联邦法院对案件的管辖。合理起诉标准被联邦最高法院适用后，联邦系统内的下级法院援引该标准判案的情形增多。而大多数州法院目前在民事案件中仍然适用通知起诉标准。这便出现了州法院和联邦法院在起诉标准适用上的不一致，由此造成当事人基于个人利益而对起诉法院进行挑选(forum shopping)，即原告会偏向选择州法院作为其起诉法院，而被告则会选择联邦系统法院作为其案件受理法院，结果会导致整体诉讼成本的增加。
合理起诉标准虽在适用过程中遭遇到一些困境，但该标准在美国民事诉讼领域的出现具有历史必然，应当通过合理界定其适用范围来消除其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Twombly案和Iqbal案中都适用了合理起诉标准，但却采取了不同的控制案件进入诉讼的模式：宽松控制模式(thin screening model)和严格控制模式(thick screening model)。前者仅阻止那些真正没有价值的案件进入诉讼，适用于反垄断等类型的复杂案件，而后者阻止那些具有较小价值的案件进入诉讼，适用范围为所有民事案件。同为合理起诉标准，适用范围却有宽有窄，这便是Souter法官在Twombly案中持肯定意见但在Iqbal案中却持反对态度的原因。可见，在肯定合理起诉标准具有存在合理性的前提下，有必要明确界定其适用范围，这是该标准适用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公正和效率价值衡平的一个有效方式。
从美国民事司法改革层面而言，合理起诉标准出现的目的在于阻止那些没有价值的案件诉至法院，控制证据发现程序的广泛适用，缓解联邦法院系统的受案压力，节省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此目的决定了该标准的适用范围只能是那些可能存在滥用起诉权、证据发现成本极高的案件类型。这类案件主要是一些原告经常通过集团诉讼来进行救济的复杂案件，如反垄断、证券、RI-CO、民权、就业歧视、破产、知识产权、环境、大规模侵权和复杂商业案件等。这些案件往往具有原告人数众多、诉讼规模大、证据发现成本高、诉讼所需时间长、对被告潜在损害大等特点。因此，有必要在此类案件中控制原告进入法院的路径，提高起诉标准。然而，并非所有复杂案件都应当适用合理起诉标准。如果在具体案件中，原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不可能在证据发现程序前获得支持起诉主张的任何具体证据事实，此时将其阻止在法院门外，明显有失公允。此外，复杂诉讼之外的其他民事案件因证据发现程序并不复杂、成本并不很高，故在公正与效率的权衡中，就没有必要过分突出对于效率价值的追求，在起诉标准的选择上也无适用合理起诉标准的必要。否则，联邦法院法官在从诉讼中立人到诉讼守门人这一角色转变过程中，就会过分偏袒被告利益，而使民众诉权在法院“效率”追求的名义下不断被吞噬。
因此，合理起诉标准在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正式适用应当通过修改《规则》的方式进行，在保持《规则》8 (a) (2)条仍是通知起诉标准的基础上，将9 (b)条的适用范围予以扩展，从目前的欺诈和过失扩展至复杂诉讼案件，并对复杂诉讼案件的范围进行明确界定。
六、可能的借鉴：美国合理起诉标准的出现对我国的启示
合理起诉标准在美国的出现，是现代民事司法平衡追求公正和效率价值的产物，具有民事司法改革的必然性和制度价值选择的合理性，对我国民事起诉制度的完善具有启示意义。
(一)设定科学的起诉条件(标准)，将诉讼要件从现行起诉条件中剥离出来
美国民事起诉标准从通知起诉到合理起诉的转变，反映出其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正在从“宽松进入”朝向“实质审查”的方向发展。当然，笔者认为该严格转向应仅限于复杂民事案件中。关于法院对原告起诉是否需要审查的讨论在我国也很热烈，由此发展出两种关于原告起诉受理的理论，即“立案审查制”和“立案登记制”。前者是指按照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110条的规定，由法院审查原告起诉是否符合起诉条件以决定是否立案，这里的法院审查既包括形式审查也包括实质审查。而对于后者则有两种不同解读：一是对原告起诉不设任何门槛，只要原告提起诉讼即可启动诉讼程序，即“纯粹的立案登记制”；二是只要原告提交符合条件的起诉状，法院即予以登记，启动诉讼程序。多数主张“立案登记制”的学者持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我国当下的国情决定了尚不适宜实行“纯粹的立案登记制”，法院应对原告起诉进行必要审查，即设立适当门槛，规定科学的起诉要件，包括合法的起诉状和依法交纳诉讼费用等，即采取第二种解读下的“立案登记制”。该“立案登记制”本质上仍属审查制的范畴，只不过法院仅作形式审查而已，法院仅对纯化后的起诉条件(将诉讼要件从现行起诉条件中剥离出来)进行审查。如此一来，目前我国学界关于法院受理案件究采“立案审查制”还是“立案登记制”的争论意义便不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设定科学的民事诉讼起诉条件(标准)。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110条均是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具体内容有六项：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5.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6.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1)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2)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3)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根据大陆法系国家关于起诉条件和诉讼要件的区分理论，显而易见，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并未将两者进行区分，而是混为一谈，使我国起诉条件表现出“高阶化”特征。多数学者认为这便是我国大量存在“起诉难”现象的根本症结之所在。笔者赞同该观点，主张为保护当事人诉权，应当区分起诉条件和诉讼要件，从目前立法的六项起诉条件中将诉讼要件(1、2、4)剥离出来，保证原告起诉只要符合法定形式(提交合法的起诉状和缴纳诉讼费用)即可启动诉讼程序。至于当事人是否适格、是否属于民事审判权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等诉讼要件，则需在诉讼程序启动后作为法院审查和审理的对象。
(二)原告起诉时支持诉讼请求的事实根据应当达到一定程度的具体化
如前所述，科学的起诉条件之一便是原告起诉状要载明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3项和第110条第2项均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条件要求原告在起诉时不仅需要提出诉讼请求，还应当提供支持其诉讼请求的具体事实和理由，其中暗含的一层意思是原告提供的事实和理由能够合理推出其诉讼请求。这在本质上与美国Twombly案提出的合理起诉标准的精神相契合。此外，日本民事诉讼立法也规定原告起诉时应当提出具体的事实主张，以说明其诉讼请求的合理性，达到启动诉讼程序的目的。例如，日本最高法院制定的《民事诉讼规则》第53条第1款、第80条第1款、第81条首次明确强调当事人必须使其事实主张具体化，要求当事人于起诉状、答辩状及其他准备书状中就要证事实作“具体的”记载。
然而，我国现行立法却未对起诉条件中的“事实、理由”进行明确界定，也没有指出“事实、理由”与“诉讼请求”之间需要具有何种程度的关联。对此，应借鉴美国合理起诉标准中对于“充分”与“合理”的界定以及德、日等国的做法，坚持原告事实主张应当具体化的观点。原告在起诉时提出抽象事实主张后，必须有具体事实去支持该抽象事实主张，而该“具体事实”即前文所说大陆法系国家的“要件事实”，只有原告指出构成其诉讼请求中抽象事实的一系列构成要件事实，其主张才是“合理的”，也才不会被法院驳回。当然，原告在主张具体事实时也有一定限度，如主张合同成立的事实，只需表明当事人间达成合意的事实即可，而合同订立的时间、地点等细节则无陈述必要，因为这些细节性事实与合同成立的法律效果无关。
关于事实主张具体化的范围，我国可借鉴前述美国合理起诉标准仅应适用于复杂民事案件的思路以及德、日国家的具体裁判做法，明确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原告应对发生于自己生活领域内的事实进行具体化主张，而不能仅为抽象的、缺乏根据的推测性事实主张，但以下两种情形除外：1.原告若因欠缺专业知识从而不能提供细节性事实时，可以在起诉时进行抽象的、推测性的事实主张；2.原告若因事实发生于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的支配领域而无法详尽知晓事实经过，进而难以进行充分、具体的陈述时，可以在起诉时进行抽象的、推测性的事实主张。
注释:
Phillips v.County of Allegheny，515 F.3d 224，230 (3d Cir.2008).
See Sujja A.Thomas，“The new summary judgment motion：the motion to dismiss underIqbalandTwombly”，14Lewis & ClarkL.Rev.(2010)，p.23.
Charles E.Clark，“Simplified Pleading”，2F.R.D.(1943)，p.458.
See Stephen N.Subrin，“How Equity Conquered Common Law：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135U.Pa.L.Rev.909 (1987)，p.912.
Patricia M.Wald，“Summary Judgment at Sixty”，76Tex.L.Rev.(1998)，p.1917.
“Claim or Cause of Action：A Discussion on the Need for Amendment of Rule 8 (a) (2)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13F.R.D.(1953)，p.253.
See 355 U.S.41 (1957).
比如，《布莱克法律辞典》明确称“通知起诉”为“原告只需提出简短和平实的起诉主张以表明其有权获得救济，而不需主张具体事实的一种诉讼制度”，Bryan A.Garner，Black’sLaw Dictionary，(Ninth Edition)，West Group，2009，p.1271.
See 550 U.S.544 (2007).
Douglas G.Smith，“TwomblyRevolution?”，36Pepp.L.Rev.(2008-2009)，p.1064.
See 551 U.S.89 (2007).
See 129 S.Ct.1937 (2009).
第一步，将法律结论和事实主张予以区分，除法律结论外法院应当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为真实；第二步，判断原告的事实主张对于其诉讼救济是否充分。这种区分类似于事实起诉标准下对于法律主张和事实主张的区分，也即法院需要首先确定原告主张是结论性主张还是非结论性主张，然后决定原告的非结论性主张能否合理地论证其救济主张。
See Allison Sirica，“The New Federal Pleading Standard”，62Fla.L.Rev.(2010)，pp.552-553.
See A.Benjamin Spencer，“Pleading Civil Rights Claims in the Post-Conley Era”，52Howard L.J.(2008-2009)，p.160.
See A.Benjamin Spencer，“Plausibility Pleading”，49B.C.L.Rev.(2008)，p.469.
参见注，第434页。
See Scott Dodson，“Federal Pleading and State Presuit Discovery”，14Lewis & Clark L.Rev.(2010)，p.51.
原告具有一定的提供具体事实的能力，但并非总是如此，有时一些事实仅掌握在被告或不友好的第三人手中，即存在“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情形，此时原告就不可能获得这些事实，比如Iqbal案中原告Iqbal就不可能获知作为被告的司法部部长Ashcroft和其他高层政府官员做出不适当行为时的心理状态。参见注，第52页。
参见注，第160页。
参见注，第488页。
See Suja A.Thomas，“Why the motion to dismiss is now unconstitutional”，92Minn.L.Rev.(2007-2008)，p.1852；Kenneth S.Klein，“Ashcroft v.IqbalCrashes Rule 8 leading Standards on to Unconstitutional Shores”，88Neb.L.Rev.(2009-2010)，p.262.
See Ashcroft v.Iqbal Provides Guidance On Heightened“Plausibility”Pleading Standard，Cleary gottlieb，4，June 1，2009.
参见注，第1066页。
参见注，第1090页。
See Richard M.Steuer，“Plausible pleading：Bell Atlantic Corp.v.Twombly”，82St.John’sL.Rev.(2008)，p.875.
See Nicholas Tymoczko，“Between the Possible and the Probable：Defining the Plausibility Standard AfterBell Atlantic Corp.v.Twombly and Ashcroft v.Iqbal”，94Minn.L.Rev.(2009-2010)，p.533，p.539.
参见注，第1099页。
参见注，第451页。
[30 ]See Paul Stancil，“Balancing the Pleading Equation”，61Baylor L.Rev.(2009)，p.112.
See 297 F.Supp.958 (D.Conn.1968).
[32 ]See 379 F.2d 213 (3d Cir.1967).
See 420 F.2d 1270 (3d Cir.1970).
[34 ]See 532 F.2d 920 (3d Cir.1976).
See 751 F.2d 1472 (5th Cir.1985).
See 810 F.2d 514，516-17 (5th Cir.1987).
[37 ]See 507 U.S.163 (1993).
See 727 F.2d 648，654 (7th Cir.1984).
[39 ]See 534 U.S.544 (2002).
联邦最高法院仍坚持认为《规则》8 (a) (2)仅仅是通知起诉而不需主张具体事实，联邦法院应当借助简易判决和控制证据发现程序而不是提高起诉标准来去除那些无价值的原告起诉。
See A.Benjamin Spencer，“Understanding Pleading Doctrine”，108Mich.L.Rev.(2009-2010)，p.4.
See Christopher M.Fairman，“Heightened Pleading”，81Tex.L.Rev.(2002-2003)，p.572.
See Jeffrey A.Berens，“Pleading Scienter Under the 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1995”，31Colo.Law.(2002)，p.40.
参见[英]阿德里安A.S.朱克曼主编：《危机中的民事司法——民事诉讼程序的比较视角》，傅郁林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参见注，第478页。
See Robert G.Bone，“Plausibility Pleading Revisited and Revised：A Comment OnAshcroft v.Iqbal”，85Notre Dame L.Rev.(2009-2010)，p.885.
参见注，第160页；注，第52页。
该数据来源于：Center for Progressive Reform White Paper，Plausibility Pleading：Barring the Courthouse Door to DeservingClaimants，2010，p.8.
依据制定法裁判的案件主要是指劳动、知识产权、反垄断和消费者信贷等案件。
[50 ]Stevens在Twombly案的不同意见中列出了该判决作出时美国有2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仍在适用通知起诉标准。
See Z.W Julius Chen，“Following the leader：Twombly，Pleading Standards，And Procedural Uniformity”，108Colum.L.Rev.(2008)，p.1432；Ryan Mize，“From Plausibility to Clarity：An Analysis of the Implications ofAshcroft v.Iqbaland Possible Reme-dies”，58Kansas Law Review(2010)，p.260.
参见注，第871页。
See Robert G.Bone，“Twombly，Pleading Rules，and the Regulation of Court Access”，94Iowa L.Rev.(2009)，p.878；KeithBradley，“Pleading Standards Should Not Change AfterBell Atlantic v.Twombly”，102Nw.U.L.Rev.(2007)，p.117；Allan Ides，“Bell Atlanticand the Principle of Substantive Sufficiency Under Federal Rule of Civil Procedure 8 (a) (2)：Toward a Structured Approachto Federal Pleading Practice”，243Fed.Rules Decisions604 (2007)，p.632.
美国联邦司法中心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证据发现成本占整个案件诉讼成本的1.6-3.3%，即，大多数案件中的证据发现成本很低，只有少数复杂案件中该成本才是巨大的。See Emery G.Lee III & Thomas E.Willging，Fed.Jud.Ctr.，National Case-based Civil Rules Survey，Preliminary Report to the Judicial Conference Advisory Committee on Civil Rules (2009)，available at the website ofFederal Judicial Center，http：//www.fjc.gov/public/pdf.nsf/lookup/dissurv1.pdf/$? le/dissurv1.pdf，p.41，visit on Dec.28，2010.
参见毕玉谦：《民事诉讼起诉要件与诉讼系属之间关系的定位》，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如江伟教授在“民事诉讼法修订专家建议稿”(第三稿)第268条中提出用立案登记制代替现行的立案审查制(参见江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再如刘敏教授提出取消现行起诉受理制，将负责审查起诉的立案机构改为民事案件登记性质的机构(参见刘敏：《论裁判请求权保障与民事诉讼起诉受理制度的重构》，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起诉条件是指启动法院诉讼程序需要具备的条件，诉讼要件则是法院据以做出本案实体判决所需具备的条件。
参见占善刚：《主张的具体化研究》，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
参见注。
这两种例外情形往往发生于环境污染、产品责任纠纷等现代型民事诉讼中。
【主要参考文献】
1.Sujja A.Thomas，“The new summary judgment motion：the motion to dismiss underIqbalandTwombly”，14Lewis & Clark L.Rev.(2010).
2.Douglas G.Smith，“TwomblyRevolution?”36Pepp.L.Rev.(2008-2009).
3.Allison Sirica，“The New Federal Pleading Standard”，62Fla.L.Rev.(2010).
4.A.Benjamin Spencer，“Pleading Civil Rights Claims in the Post-Conley Era”，52Howard L.J.(2008-2009).
5.Scott Dodson，“Federal Pleading and State Presuit Discovery”，14Lewis & Clark L.Rev.(2010).
6.Robert G.Bone，“Twombly，Pleading Rules，and the Regulation of Court Access”，94Iowal.Rev.(2009).
7.Richard M.Steuer，“Plausible pleading：Bell Atlantic Corp.v.Twombly”，82St.John’s L.Rev.(2008).
8.Nicholas Tymoczko，“Between the Possible and the Probable：Defining the Plausibility Standard AfterBell AtlanticCorp.v.Twombly and Ashcroft v.Iqbal”，94Minn.L.Rev.(2009-2010).
9.A.Benjamin Spencer，“Understanding Pleading Doctrine”，108Mich.L.Rev.(2009-2010).
10.Christopher M.Fairman，“Heightened Pleading”，81Tex.L.Rev.(2002-2003). 出处:《法学家》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