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格老秀斯的前辈和同辈们
如果不把格老秀斯放在和他的前贤和同时代的人的关系之上考虑，那么，就没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能被恰当地评价。在此，为了集中一点加以叙述，笔者截取的时间段是撇开古希腊、罗马时代，从罗马法复兴运动开始来探讨这个问题。
巴托鲁斯（1314—1357），14世纪意大利注释法学派代表人物，人称“国际私法之父”，以提出著名的“法则区别说”而闻名于世。在国际法领域，巴托鲁斯对罗马法进行了重新解释，认为但凡代表主权的国王基于某种认识而为某一行为，他不应受任何法律的阻碍，代表主权的统治者自己不应受任何法律的阻碍，并论述了沿海国可以对邻近海域享有所有权或主权的思想。
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1483—1546），西班牙学者，国际法方面自然法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人称“国际法曾祖父”。维多利亚主张，在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为维护公共利益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国家和国民的生存”。尽管维多利亚承认君主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代表，但是他认为君主的战争行动还是应当有所限制。他给国际法（当时的用语是“万国法”jus gentium）下了一个定义。他认为国际法就是“自然理性在所有国家之间建立的法”。“国际法”这一表述当然具有罗马万民法（jus gentium）的意涵；但是万民法在罗马抑或中世纪的世俗法学家那里，都并不具有今天的含义。这种把旧有语词用于新用途的做法表征了现代含义上的国际法概念是如何渐进地，起初只是半有意识地出现的。当维多利亚论述说旅行、和平贸易及定居的权利（他所指的是西班牙人的权利）是万民法的一部分时，他显然指的是：在全体人类看来，这些活动都是合法的。他论述说新大陆的印第安人对他们的土地拥有不动产意义上的所有权，它不受皇帝和教皇的支配也不能被剥夺，即便他们不信仰抑或拒绝倾听基督教的布道；他们和基督教信徒一样拥有自己合法的君主；他们不应被视为原初有罪而受到处罚；只有在具备正当情由时，才能对印第安人发动战争，在这些论述中，他显然陈述了其他国家必须尊重的国家权利。在将上述结论引入万民法的过程中，维多利亚将万民法推展到了远远逾越其传统界限的的领域。在其1532年的演讲中，他还运用了jus intergentes这一新词；进而言之，尽管这未必是指“规制各国关系的法律”（更有可能的是它不过是指“规制各民族的法律”），但他对这一较新的概念边界的探索使他位列国际法之父之一，无论如何，他是格老秀斯之前的重要先驱者。
德国法学家布鲁努斯在他于1548年出版的《外交官论》一书中，专门就外交使节的权利义务作了阐述。1564年，西班牙教会神学家瓦斯奎兹开始设想在一批自由国家中通过“自然法和万民法”（jus naturale et gentium）来规范彼此的相互权利，而不是由帝国的或教会的某个世界性权威来作出规定。1576年，法国法学家让.布丹在《国家论》（六卷）中首次提出“主权”（sovereignty）这一法学概念。他根据当时法国君主－主权－国家三位一体的社会现状，认为主权即“不受法律限制、对公民和臣民的最高权力”。主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永恒的、不能转让的，且不受国家的法律约束，而只受神法（即上帝之法）、自然法及万国法的约束。
西班牙国际法学家阿亚拉（1548年去世）则以历史法学的精神，在他的《战争的权利和职务与军纪》一书中，专门就战争问题做了论述。受其影响，苏哈利兹（1548-1617），西班牙教会神学家，国际法方面自然法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人称“国际法祖父”，在其大作《论神学上的三德》(1611年出版)第三编《论爱德》之中的一部分也论及战争方面的国际法。格老秀斯国际法最为明确的理论基础就是由苏哈利兹提供的。在一段不容置疑的论述中（或许正如维多利亚的‘jus intergentes’那样），他谈到了“一切民族和国家应遵守的法律”（‘jus quod omnes populi et gentes variae inter se servare debent’）。它是人类法律而非自然法的一部分；它是经由惯例和习惯建立起来的；它是不成文的。苏哈利兹对这一法律的基础解释如下：“无论对人类可划分出多少不同民族和王国，人类总有某种同一性，这一同一性不仅仅是类的意义上的，而且也是某种政治和道德同一性的意义上的，它是由扩展至与外国人，来自任何国家的外国人彼此的爱与仁慈的自然规定所蕴涵的。无论一个由自己的成员组成的主权国家、共同体和王国自身是一个何其完善的社会，从全人类的视角来观察，它仍然是世界性的共同体的成员之一；因为国家的自给自足不能达到永远不需要彼此帮助、联系和交往的地步……因此，国家需要指引和协调这一类型的交往和联系的某种法律……于是，一种专门的法律就经由各国习惯建立起来了。”
15世纪末—17世纪初这一时期，这么多早期国际法学家中，不得不提的是意大利法学家阿尔贝里科斯.真提利斯（1553—1608）。他是意大利凤毛麟角的新教徒之一，在英国寻求庇护，是牛津大学的皇家民法教授。他学术功底深厚，富有创新能力，其最著名的作品有《外交官论》（1585年出版）、《战争法三论》（1588年出版）和《西班牙辩论》（17世纪初发表）。《外交官论》使得他在德国法学家布鲁努斯之后，成为就使节问题写作专论的最有名的一位大家；而且在起初于无敌舰队年（1588）所作讲座的基础上出版了论述战争法的书《战争法三论》。在其《战争法三论》中，他提出，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是国家，而不是个人，理论思考的任务是为国家之间的互动提供法律规范。尽管真提利斯认为国家之间的争端是不可避免的，争端一旦发生，则既可以通过谈判，也可以通过暴力来解决。但他仍然指出，国家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利益的冲突，也不完全取决于利益，国家在相互交往时还会遵从一定的基本法则和共同创造的社会规范与行为机制。《战争法三论》这本著作对和平条约作了重要论述，并举例说即便和平条约是在胁迫的情况下缔结的，也具有约束力的原则，以及所谓的“情势变迁”（‘rebus sic stantibus’）条款的观念。这本书的标题就表明它阐释的是交战国家之间的规范性秩序；但是，只是到了16世纪末期，即这一著作稍后不久，国家作为法律秩序主体的观念才得以论述。在巴托鲁斯等人的基础上，真提利斯明确地提出了沿岸海域是沿海国领土的延续的观点。在《西班牙辩论》中，他提出沿岸水是其所冲洗的海岸所属国家的领土的一部分。因此，国家领土所拥有的领土主权全部都及于在它的海岸毗连的海；他还将毗连的海称为“领水”。领水就是现代国际海洋法概念“领海”的最初表述。真提利斯最早使用了该词语。
以上这些法学家拓宽了国际法的领域，更加细致而系统地展开了对海上航行事务的法律研究。他们的研究为格老秀斯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